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替特別具有俄語資質的學生提供進階課程，這也就是所謂的講師團與教育翻譯小組。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布爾什維克政治局決定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成立一個特別的翻譯小組，或開設俄翻中的翻譯課程。 政治局建議該小組包含五十名「最適合擔任口譯員的學生」，然而直到二月二十四日，他們只成功挑選了三十九人。這稱作「八號」的小組就由這些人組成。整體來說，在當時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有十一個教育小組，每一個小組有三十至四十名學生。 第一批翻譯小組學生包括張聞天、王稼祥、陳紹禹、沈澤民、俞秀松、董亦湘、李培之（化名阿諾索娃〔Anosova〕）、任卓宣、劉少文（本名劉國章，化名福格爾〔Fogel〕）、莊東曉（化名不詳），以及黃平（化名沃羅夫斯基〔Vorovsky〕）。 通曉俄文是就讀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優先事項，因為儘管政治局已做出規畫，大學的大部分教師卻都不會說中文，而且和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一樣，那裡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中文譯本非常少。 他們效法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作法，懂俄文的學生能閱讀所需的專門文獻，也能利用這些文獻與教師撰寫的論文與課堂的文字。口譯員與講師不僅研讀各個科目，也要進行口譯與筆譯，在課堂上協助教師。用校方的話來說，他們「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教師。 學生口譯員尤其重要， 因為這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的學生中，絕大多數（據盛岳估計有九十％）和大部分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一樣，直到離開大學之前，俄文能力都很差，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活動之外。 在創立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為了試圖解決此一問題，布爾什維克政治局甚至決定在中國境內為「擬入學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中國學生開辦俄語進修班」。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想在這方面花一毛錢，於是建議「中國必須全權負責」。因此不用說，此事最終未有任何成果。 結果就是在一九二八年，也就是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關閉的兩年前，學生憤恨地表示，「大多數同志都不會讀俄文……而大多數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一般來說〕不懂俄文。」 那些懂俄文的人和教授與行政人員的關係，自然比其他許多學生來得密切。這對他們的事業發展，包括在黨內的晉升，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畢竟營運這所大學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尤其是校長米夫，更喜歡和會說他們語言的中國人聯絡，因為他們自己不懂中文。 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中培養講師的講師團也非常重要。這是一九二七年初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遠東局書記處所做的決定而設立； 這一提議是由譚平山提出。 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就讀該小組的共有二十人。他們分別是：卜士畸（有語言天賦，一九二五年年底第二次赴莫斯科，此次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沈澤民、祝廷章（原名祝百英，化名奧布霍夫〔A.P. Obukhov〕、竺廷璋）、周達文、傅勝藍（化名克雷連科〔Krylenko〕）、王稼祥、邵志剛（化名米爾斯基〔Mirsky〕，蔣介石總司令的祕書邵力子的兒子）、李方（化名基里爾・阿納托利耶維奇・什基里亞托夫〔 Kirill Anatolievich Shkiriatov〕）、沈聯春（化名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沃羅別娃〔Varvara AlekseevnaVorobieva〕）、李培之、張聞天、潘文郁（原名潘問有，又名潘文育，化名多羅寧〔Doronin〕）、曾洪易（又名曾鴻毅，化名莫洛托夫〔Molotov〕）、陳原道（化名涅夫斯基〔Nevsky〕）、陳紹禹、西門宗華（化名蘭戈沃伊〔Langovoy〕）、俞秀松、董亦湘、黃勵（化名葉卡捷琳娜・雅科夫列夫娜・恰普利娜〔Ekaterina Yakovlevna Chaplina）與李源（化名 奧加廖夫〔Ogarev〕）。 在教師看來，整體而言這些學生的俄文都「夠好了」。不過卜士畸被視為其中的佼佼者：不只老師們這麼想，大多數學生也承認如此。光是知道以下這件事，就足以證明他的能力：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卜士畸在學生的要求下，接手翻譯史達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長達三小時的演講，因為原本的口譯員周達文顯然無法勝任此一任務。「他譯得好得多，」盛岳寫道，「我們才得以更為完整地領會斯大林重要講話的精彩之處。」 陳紹禹、王稼祥、董亦湘、沈澤民、張聞天與陳原道的能力也十分突出。一九二八年初，於一九二六年初就讀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郭肇唐錄取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講師團。他的俄文也相當好。 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有其他教學團，他們的入學資格絕對不只是根據學生的一般教育程度。指派學生進入這些教學團必須考慮許多因素，包括學生對西方語言的知識、在黨內的地位及黨齡長短。例如，有會德語、法語或英語的教學團，也有給國民黨和共產黨官員加入的特別的「理論家班級」。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初，身材矮小、脾氣火爆，因此被同學稱作「小鋼炮」的鄧小平就在這一班裡，他是班上的中共書記。然而即便是這些口譯員、講師和「理論家」，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程度，也比其他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好不了多少。這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很晚才開始在中國傳播，也就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 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雖然在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在法國已經讀了幾年馬克思主義，然而親自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才終於「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大學入學時，他在自傳中寫道：當我在歐洲組織裡工作時，我總覺得自己準備不足，常常犯錯。因此，我早就下定決心要去俄羅斯留學。 然而，當時我沒有旅費，所以沒能實現我的願望⋯⋯我（總是）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對共產主義的了解很膚淺。其他人也這麼認為⋯⋯因此，只要我在俄羅斯，我就會堅持學習，以便獲得更多有關共產主義的知識。 陳紹禹在問卷中提到自己時，說法也大致相同：「我很熟悉孫中山的著作，但卻缺乏對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革命的知識。」盛岳回憶道：「大多數在中山大學的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我也是其中之一，對傳統的中國哲學只有一點點微不足道的了解，而且對資產階級或現代西方的哲學也知之甚少。」 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和就讀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一樣，沒有足夠時間讀書； 雖然一開始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學年度，在為期兩年之久的求學期間，學生每週六天、一天八小時都在上課，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七點，中午在教室休息兩小時； 從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學年度，他們週一到週三每天上課八小時，週四到週六每天六小時。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中山 大學重組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時，求學年限延長至三年。然而，自從大學於一九三年關閉之後，這項計畫就沒有實行。學生第一年學習俄文、社會形式發展史（介紹歷史、政治經濟與哲學）、中國革命運動史、西方與東方革命運動史、布爾什維克黨史、經濟地理、列寧認為「相當出色」的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所著《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中談論的政治經濟、黨的建立、軍事，以及其他講師團教授四科：政治經濟、西方史、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其他通稱為「公報」（Gazette）的科目，講師團教授四科：政治經濟、西方史、歷史唯物主義，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與實務。 所有正規課程學生不分男女，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每週也要上四小時的軍事課。他們身穿軍服，在莫斯科郊區的某個駐紮地訓練。 在工人學校裡研讀的科目是歷史、地理、算術與社會研究，課名稱為「政治通識」，此外還有中文。然而這所學校的教學品質亟待加強：教師不會說中文，來自舊學生或講師團的口譯員的表現很差，以至於許多沒有受過教育的學生什麼也不懂。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檔案中有許多工人學校學生抱怨的紀錄。 其他學生也提出對教學品質的抱怨，尤其是在大學於一九二七年解聘了一些他們最喜愛的教師之後。諷刺的是，這些教師全都是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左翼聯合反對派； 然而這並沒有阻止絕大多數的學生——他們並非政治異議分子——將他們視為才華洋溢的教師。 由保存在檔案中的感謝狀以及許多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生的回憶判斷，曾發表一系列中國革命運動史演講的卡爾・拉狄克（他其實只準備了前十七場演講，內容僅涵蓋中國革命運動的前史） 最受學生歡迎。他的博學與耀眼的幽默感很得人心，即使他的一些想法具有爭議性。 拉狄克成了蔣經國的頭號英雄，蔣經國對拉狄克的印象過於深刻，他甚至還模仿拉狄克戴眼鏡與抽煙斗，即使他根本沒近視也不抽煙。學生們也喜歡亞伯蘭・普里戈津和賽門・金戈爾（Semen V. Gingor）關於西方革命運動史的講座，以及阿納托利・扎科夫（Anatolii P. Zhakov）會形態發展史和中國歷史的講座。 一九二七年，有超過十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反對派教職員遭解聘。除了拉狄克、達林和普 里戈津，還有金戈爾、杜羅菲耶夫（Dorofeev）、米哈伊爾・扎科夫（Mikhail P. Zhakov）及阿納托利・扎科夫、李普曼（Lipman）、馬祖寧（Mazunin）、波利亞科夫（Poliakov）、索恩采夫、謝克德（Sheked），以及貝拉・埃普施泰因（Bella Epshtein）。 他們被解聘，「導致教學品質急遽下降，」余敏玲寫道，「因為許多遭到肅清的人〔其實〕是更優秀的教師，比起接替他們的人更了解中國。」 《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書封。 ＊作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國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中國研究的副教授；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教授。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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