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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健勇觀點:聯省自治是被錯失的道路嗎? —陳炯明與近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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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隨著對政治大一統的反思,陳炯明及其倡導的「聯省自治」重新成為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界討論的話題,一些論者將其視為孫中山革命路線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以地方自治為基礎,自下而上實現國家統一,以分權制衡取代中央集權。這種重新評價並非全無道理。傳統的大一統與權力高度集中確實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問題,地方社會缺乏穩定的自治空間,個人權利與產權也難以獲得獨立於最高權力的保障。經濟學者羅小朋在2010年的一次對話中提出,中國應接受「分治」的格局,擺脫對大一統的迷信。 然而,歷史評價不能止於理念的比較,更不能脫離特定時代的國家生存條件。192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深陷軍閥割據、財政困窘與列強幹預的半殖民地國家,既無完整主權,也無成熟的行政體系。在這樣的條件下,地方自治究竟能夠成為統一與民主的制度基礎,還是會進一步削弱國家整合能力,為外部勢力介入創造機會?更一般地說,現代地方自治與政治自由需要什麼樣的國家條件? 今天討論地方自治,通常以國家統一、軍隊統一和基本行政秩序已經存在為前提;陳炯明所面對的中國,恰恰連這些條件都不具備。忽略這一差別,聯省自治就容易被浪漫化為一條本可拯救近代中國、卻被歷史偶然所錯失的道路。 從廣東到全國:一道制度鴻溝 陳炯明並非僅僅提出一種抽象的分權理論。他曾在廣東推行地方自治,試圖以縣級民主選舉、地方行政改革和省級自治為基礎,逐步建立自下而上的政治秩序。1921年前後,他逐步形成以村落自治為基礎、最終實現全國統一的構想;《建設方略》則系統闡述了聯省自治方案。在他看來,從袁世凱、段祺瑞到孫中山,依靠武力建立全國秩序的努力都未能擺脫權力爭奪與分裂的困局,因此應當將權力交還人民,由各省自主聯合實現統一,以制度合作取代軍事征服。這一構想體現了民初知識界對傳統政治體制和軍閥割據的雙重反思,其憲政理想值得肯定。 但從廣東的局部實踐到全國性的政治整合,中間存在巨大的制度鴻溝。地方行政改革和民選制度需要相對穩定的治安、財政資源、行政人員與法律秩序;全國範圍的聯省自治,更需要各省之間的政治互信、權力分配機制和共同的國家認同。尤其在各省軍事力量各自為政的情況下,自治由誰保障?省際爭端由誰裁決?某省違約時,由誰確保制度得以執行?這些不是制度設計的枝節,而是聯省自治能否成立的前提。 當時已有人提出同樣的質疑。1921年2月19日,《申報》刊載老圃(陳冷)《聯省政府》一文,對陳炯明與《字林西報》記者葛爾婆脫(Rodney Gilbert)的談話作出評論。作者承認其理論「固甚佳」,隨即追問:縣知事及各級官員民選,在廣東能否實行?即使能夠,又能否推廣到全國?在督軍和師長遍布各地、擁兵自重的情況下,人民縱然希望自治,也可能「寸步難行」。他因此主張先求全國統一、籌劃裁兵,再逐步推進民治。可見,聯省自治的現實困境並非後來中央集權論者的事後辯護,而是當時人已經明確意識到的難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陳炯明的政治理想與其現實權力基礎之間也存在矛盾。他不僅是地方自治的倡導者,也是掌握粵軍的軍事領袖。1922年6月,陳炯明所部粵軍在廣州發動軍事行動,進攻總統府,最終迫使孫中山離粵。這一事件當然不能簡單等同於陳炯明放棄聯省自治理想,其本人對事變的具體責任,史家亦有爭議;但它揭示了一個深層困境:當地方政治權力仍然依賴軍事力量維系時,自治原則本身便難以擺脫軍事實力及其權力競爭的制約。 陳炯明本人也並未回避統一問題。《建設方略》所追求的並非各省彼此獨立,而是通過地方自治建立統一的國家組織。但承認統一的必要,並不等於回答了如何統一。如果各省的軍事、財政和行政力量缺乏共同的制度約束,省際聯合憑什麼維持?沒有能夠執行共同規則、協調利益沖突並保障國家安全的政治權威,自下而上的聯合就可能停留於理想,甚至淪為地方實力派維護既得利益的另一種形式。而這一問題一旦置於當時的國際環境中考察,其覆雜性將遠超國內制度安排本身。 國家分裂與外部強權:半殖民地的結構困境 近代半殖民地中國所處的,是列強憑借軍事、經濟、金融和政治力量爭奪在華利益的帝國主義時代。在這樣的國際格局下,各省並不具備在和平環境中自主選擇政治制度的條件。中國的政治分裂因此不只是國內權力配置問題,也直接關系到主權、經濟自主與地緣安全。 首先是財政與經濟自主權的喪失。不平等條約體系賦予外國人領事裁判權,並通過租界等安排限制中國的領土管轄;由於喪失關稅自主權,中國無法運用關稅保護本國工業、調節貿易。外部影響還深入財政體系:海關長期由外國總稅務司主導,鹽務收入的管理亦有外國人員參與。海關與鹽稅均是重要財源,這意味著中國不僅無法自主運用關稅政策,也難以完全掌握關鍵財政資源。當財政資源受外部制度約束、軍事力量又分散各地時,中央政府便難以形成有效的全國性動員能力。於是,外部控制削弱國家能力,國家能力不足又使外部控制得以延續,兩者相互強化。 其次是列強對內部分裂的利用。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擴大在東北的特殊權益,1915年的「二十一條」更暴露其控制中國的野心;山東問題、南滿權益,以及貸款、鐵路和軍事關系,都成為其擴大在華影響的工具。在軍閥政治中,外部資金、軍火和外交支持足以改變地方軍事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當然,不能把地方實力派都視為外國勢力的代理人,日本對各地軍閥的政策也並不相同。但從國家建構的角度看,當地方軍事集團能夠繞過中央、直接尋求外部支持時,中央權威更難確立,外部強權也就獲得了利用中國內部競爭的機會。 蘇俄及共產國際則代表另一種性質不同的外部力量。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通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決議,東方戰略的地位上升;1923年以後,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介入逐步由政治接觸轉向有組織的援助,並延伸至國民黨改組、軍事顧問、軍隊訓練及政治組織建設。蘇聯的對華政策並非單一動機,而是交織著革命輸出、外交利益與戰略影響力等多重目標。 日本與蘇俄的制度、意識形態和對華戰略截然不同,卻共同說明:中國並非處於外部勢力不能或不願介入其內部政治的環境。如果政治分權缺乏統一的國家制度和有效的權力約束,就可能演變為外部競爭與地方博弈相互強化的局面。因此,1920年代的統一問題,絕不只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問題,還涉及誰能控制財政、組織軍事力量、制定獨立的經濟政策,並代表中國參與國際政治。當主權整合尚未完成,內部碎片化就不只是治理效率問題,更可能成為外部強權介入並重塑中國政治與經濟結構的通道。聯省自治如果不能回答這一問題,其制度理想便難以擺脫國際環境的根本制約。 前現代與現代:分裂的後果為何不同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中國長期存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文明共同體,以及支撐政治整合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基礎。但這種歷史經驗能否直接適用於近代以來的中國,卻值得懷疑,因為近代國際體系已經改變了政治分裂所處的外部環境及其後果。 前現代中國並非沒有強大的外部挑戰者。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都曾對中原構成嚴重威脅,蒙古和滿洲更先後入主中原、建立全國性王朝。但軍事征服能力並不等於文明體系的綜合優勢:征服者在軍事組織上占優,卻未必在農業生產、城市經濟、行政制度和社會組織上同樣占優。遼、金、元、清的統治,都不同程度地吸納和運用了中原既有的制度資源。因此,前現代中國的統一在相當程度上具有內生性。即使中央王朝崩潰,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共同的書寫文化、政治制度傳統和文明認同,仍是重新整合的歷史資源;分裂各方也仍然在同一個文明和歷史空間內競爭。 十九世紀西方工業文明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關系。中國面對的不再只是軍事上更強的傳統征服者,而是一個在工業生產、科學技術、金融資本、現代軍事和社會動員上具有系統性優勢的文明體系。這種優勢還延伸至政治制度、法律體系、教育科研、知識生產,以及對國際體系的主導能力。相對於當時仍以傳統農業經濟和舊式政治結構為基礎的中國,這種跨越物質生產、制度組織與知識體系的綜合優勢,具有全面性和壓倒性。列強無須融入中國原有的政治文化體系,就能憑借工業、金融和制度優勢,通過不平等條約、貿易控制和金融特權對中國施加長期影響。這一挑戰動搖的不只是領土和政權,更是中國原有文明體系賴以維持優勢的物質基礎。從洋務運動對器物與軍事技術的引進,到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向教育、財政、法律乃至政治制度的拓展,正是中國對這一前所未有挑戰的回應。 這種差別在二戰後並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續,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與跨國政治經濟網絡高度整合的條件下更為突出。全球資本、技術、金融、市場和供應鏈高度跨國化,後發國家的發展能力和議價能力仍有巨大差距。若在國家整合尚未完成、全國性制度約束尚未建立的情況下貿然推動分治,各地方政治實體便可能分別嵌入不同的外部經濟與政治網絡,削弱全國性產業體系和發展政策的整合能力;原本以自治促成統一的構想,反而可能滑向邦聯化乃至國家分裂。 1925年的中國致公黨總部敬告廣東父老昆仲書體現了致公黨和陳炯明的聯省自治主張。(MoAiSang) 蘇聯解體提供了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參照。一個擁有統一軍事體系、工業體系和能源網絡的超級大國,在中央權威崩潰後分解為十五個國家。其原因極為覆雜,不能歸結為單一因素;蘇聯與中國的民族結構、制度和國家形成過程也不相同,加盟共和國還擁有憲法規定的名義退出權。但它至少說明:現代大型國家一旦制度性解體,原有的經濟聯系和政治整合不會自動恢覆;邊界、貨幣、關稅、能源、市場準入和安全政策都可能成為新的爭端。外部勢力的介入和對新興國家的國際承認,又可能使這些爭端與新的政治利益相互交織,形成自我強化的路徑依賴。 這里須作一項區分。本文所討論的,不是憲法框架內的聯邦分權、地方自治或行政權力下放,而是中央政治權威瓦解後,原有政治共同體可能分解為彼此獨立、分別尋求國際承認和外部支持的政治實體。美國、德國、瑞士的聯邦制說明,分權可以在統一的國家框架內運行;蘇聯解體則說明,當共同的政治權威、國家制度和主權結構瓦解,原有經濟空間便可能被重新劃分。兩者不是同一種政治過程。聯省自治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設想的統一國家須由各省自下而上授權組成,中央權威本身尚待建立,其風險因而更接近中央權威瓦解後國家解體的起點,而非成熟聯邦制的運行狀態。美國在邦聯條款時期因中央無力征稅、無力執行共同決定而不得不制憲重組,可作旁證。這並不意味著聯省自治必然導致國家解體,而是說,在中央權威尚未建立、各省軍事與財政力量仍然分立的條件下,自下而上的聯合缺乏足以保障其持續運行的制度基礎。 由此,我傾向於提出一個不同於傳統歷史經驗的判斷:前現代中國的分裂,通常發生在具有較強文明整合能力的共同歷史空間之內,因而往往具有重新整合的動力;現代的嚴重政治分裂,則可能發生在外部強權能夠持續介入、全球資本能夠重組經濟聯系、不同政治實體能夠獲得國際制度支持的體系之中,從而可能形成長期固化、甚至難以逆轉的分裂。其機制在於:邊界、貨幣、關稅等制度一旦分立,利益結構隨之分化;外部承認與支持又為各政治實體提供了維持分立的資源;既得利益群體由此形成新的支持基礎,重新整合的成本逐步上升。這不是對未來的確定性預言,而是基於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風險判斷。因此,今天重新評價聯省自治,不能只問它是否比傳統中央集權更符合自由主義的制度理想,還須追問:缺乏國家能力保障的地方自治,是否可能從改革方案轉變為外部介入和國家解體的通道? 國家能力是地方自治的前提,而非其對立面 在某些論述中,國家能力與地方自治似乎此消彼長:中央權力越強,地方空間越小。但從後發國家現代化的經驗看,這種二元對立並不成立。後發國家進入世界市場時,已面對先發工業國在技術、資本和市場方面的優勢,需要通過不同的制度安排彌補自身劣勢。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後發工業化研究、安士敦(Alice Amsden)對韓國的分析,以及韋德(Robert Wade)對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研究,都揭示了國家組織能力與產業追趕的密切聯系。 國家能力也不等於中央對社會的全面控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區分國家的專制權力與基礎性權力:現代國家的基礎性權力,並不等同於中央權力的集中,而是通過穩定、可預期的法律和制度,將公共政策貫徹到社會各個領域,提供公共產品,使不同地區和群體能夠在共同規則下展開經濟活動。在這樣的條件下,國家能力反而為社會自主性提供保障。 地方自治的價值,同樣不在於削弱國家,而在於改善治理結構:地方政府根據區域條件提供公共服務、推動經濟發展,並通過制度化競爭提高效率。但它必須建立在明確的憲法權限、穩定的財政關系和統一的法律秩序之上;地方可以競爭,卻不能形成相互封鎖的經濟體系。否則,分權就會退化為地方利益集團對資源和權力的爭奪。 1920年代的中國正是如此。各省缺乏穩定的財政制度和行政體系,地方軍事力量往往直接決定地方政治秩序。這樣的地方權力並非現代憲政意義上的自治權,而是與軍事控制、財政汲取和實力派利益緊密相連的政治權力。把它與現代地方自治相提並論,忽略了最根本的區別:現代地方自治必須以統一國家提供的法律和安全保障為前提;而1920年代割據的地方權力結構,恰恰妨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厘金、地方關卡林立,以及各地軍政勢力自行籌餉等現象,都增加了跨區域商品流通的成本。此外,現代產業體系依賴全國性市場、交通、能源、金融、教育科研和技術標準的協調,缺乏跨區域協調能力的國家,難以實施長期發展戰略。國家統一因此既是政治主權問題,也是維持全國經濟空間和發展能力的基礎。 強調國家能力,並非為不受約束的中央權力辯護。傳統政治的教訓恰恰說明,缺乏制度約束的中央集權同樣造成權力濫用、產權不穩和地方社會自主性萎縮。真正需要的,是一種既維護統一、又約束公共權力並保障地方自主的現代制度結構:中央承擔國家安全、統一市場、宏觀協調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全國性職能,地方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內擁有治理空間、財政責任和政策創新能力,兩者分工明確、相互制約,而非零和關系。 結語 回望陳炯明及其聯省自治,我們既不應否認其中的地方自治和憲政理想,也不應因傳統大一統的弊端,把它浪漫化為一條本可選擇、卻被錯失的現代化道路。1927年冬,他撰成《中國統一芻議》,提出統一國軍、建立聯治、解決財政和恢覆主權四項綱領,並設計了兩階段方案:先經南北妥協建立事實上的統一政府,再逐步推行上述綱領,待國軍編妥、聯治辦成後,最終產生民選政府,取代事實上的統一政府。四項綱領中,統一國軍列於首位。這表明,他晚年對國家統一的思考,已不再停留於各省自下而上的聯合,而是進一步關注統一政府、軍事整合與聯治制度之間的先後關系。這與老圃當年先求統一、籌劃裁兵的主張遙相呼應。 理想的價值不能代替對歷史條件的檢驗。1920年代的中國,主權不完整、國家能力極度薄弱與列強競逐相互交織,脫離這一背景,僅從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評價聯省自治,難免陷入歷史的浪漫主義。 今天,地方自治需要國家能力作為前提,而不是國家能力的替代品。真正值得追求的,既非回到不受約束的中央集權,也非把國家分解為彼此競爭的地方實體,而是在統一的現代國家框架內,實現國家能力、地方自主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制度平衡。這才是重新審視陳炯明與聯省自治所應回答的歷史課題。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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