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透过“历史的裂缝”，探讨“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一文中引用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说明了历史的重要。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历史，确是我们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遗忘、丧失、涂抹历史，则将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语境中，历史指的是一种学科知识的建构。所有关涉人类社会的而非自然界的知识都是历史性的知识，这就意味着历史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判断和诠释。举个简单的例子，没有人会争论拿破仑是否确有其人，然而拿破仑到底是伟大的统治者还是法国的灾星，这其中可能存在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关于历史的诠释和争论是历史建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源头。但是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诠释是依赖或者说受制于历史学家本人的身份、素养、语境，甚至于当时的心情等等因素的影响的。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客观中立理论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根本不成立的，只能是一种理想化模式。但是如果说历史的建构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存在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好恶和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所谓“偷窃历史”和“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似乎不能成立。因为西方人书写历史，自然会受制于西方的价值观，采取一种西方的历史建构，如果东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同样也会存在一种“东方中心论”的说法。这方面很容易想到近代中国的“天朝上国”和“西方蛮夷”的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从这种“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诠释”角度来读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的著作《偷窃历史》，经常会联想到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有这样的联想并不稀奇，古迪开篇就把“偷窃历史”的概念阐述得明明白白：“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以发生在褊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而萨义德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单来说，将东方看作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压榨东方的一种方式。古迪和萨义德的理论之间的相互指涉性无疑更好地证明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同时也预示着想要清除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源所要遭遇到的阻力。
如，古迪在《偷窃历史》中批判的那些人物，尤其第二部分中主要提及的三位历史学家及他们的代表著作：李约瑟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埃利亚斯及《文明的进程》和布罗代尔及《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顺带受到质疑的还有布克哈特的《希腊人与希腊文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我对这些被古迪竖立起来的靶子，觉得与其批判，不妨作同情的理解会更好些。尤其像马克斯・韦伯一直主张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客观中立作为标准，虽然是一种理想化模式，但是能尽量向这个标准努力靠拢至少说明了对历史研究态度的严谨和慎重，对其扣上“偷窃历史”的帽子实在有点冤枉。另外值得说明的是，马克斯・韦伯之所以受到古迪的批判，是因为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集》的前言里阐述了他以其整个学术生涯所探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这个问题同样也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所要探讨的：直到17世纪左右，中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在近代是西方而不是东方取得了现代科学的突破呢?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力图解答这一难题。但在古迪的陈述中，无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李约瑟，在这些看似严谨的学术研究中仍然渗透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价值观，比如认为西方优于东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自由、民主和平等都是西方的发明，并以此衡量东方。他们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书写了东方的历史，偷窃了东方的历史。尽管我对古迪对书中提及的作为靶子的历史学家作同情的理解，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古迪所说的“偷窃历史”的确存在，萨义德的亲身经历及其撰写的东方学专著也证明了这种西方历史的偏见。在这种西方历史的阐述模式中，东方的许多民族生来就被看作是一个臣服的民族，“为一个了解他们并且可能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民族所统治。他们辉煌的时代是在过去，他们在现代世界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仅仅是因为那些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有效地使他们摆脱了衰落的悲惨境地并且将他们转变为重新焕发出生机的、具有创造力的殖民地”。(萨义德《东方学》)古迪在书中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对中国的印象：18世纪的欧洲虽然深受中国艺术和装饰的影响，但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尔曼认为只有希腊艺术传统才真正体现出美;语言学家红包认为汉语低劣;诗人雪莱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值一提;赫尔德讽刺中国的民族性;德・昆西认为中国人陈腐;黑格尔认为中国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低水平，孔德、托克维尔和米勒都认为中国是低劣的、野蛮的或停滞的……
在古迪看来，之所以存在这种历史的偏见，是因为西方从16世纪开始扩张，经过19世纪的工业化，到欧洲处于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从而取得了世界历史的话语支配权。而这种文化和话语的霸权无疑要求他们书写历史的时候以自我的标准衡量和规范“他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和话语霸权运作于大众社会中的时候，这种观念的传输、历史学家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的方式，而是通过葛兰西所称的“积极的认同”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表述。
当然，马克思的这句话同样可以作为“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历史偏见的绝佳例证，也就受到了古迪的批判。
但是，马克思却认为，数千年周而复始的历史证明，没有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冲击，中华帝国很难走出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历史怪圈。
牲口被牵进磨房蒙上眼睛，它拉着沉重的石磨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前进，终于被揭开眼罩时，它才发现自己的长途跋涉，只不过是走了无数个重复的圆。中国进入地主官僚阶级社会的“磨房”之后，也马不停蹄地前进了两千多年，直到洋枪洋炮掀开了中华帝国的蒙眼罩之后，我们才发现明清帝国和秦汉帝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称中国人为半文明人，比喻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木乃伊，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马克思在谴责强盗侵略的同时，也看到了另一种历史意义──封闭的中华帝国终于和现代文明交流了。
当然，马克思首先强烈谴责西方强盗们对中国的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他撰写了《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侵略者的强盗行为，抨击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同时，这位伟人站在历史进化的高度，透过残暴的战争硝烟，看到了侵略者轰破封闭中国大门的划时代意义。他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
虽然侵略是野蛮血腥，但是历史证明了一条让道德家痛心疾首的规律：“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肯定了外国资本主义强盗侵略中国的客观进步作用：“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打破了”。在谈到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近视的道德家往往是偏激的。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惨无人道疯狂掠夺，除了诅骂侵略者赞美抵抗者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它历史意义了。极端偏激的改革家则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只看到现代文明打破君主专制“怪圈”的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无法嬗变超越，只有高鼻子蓝眼珠才能救中国。这种貌似激进的理论家，骨头里仍旧是奴才。我们是落后了，落后得让人寒心让人羞耻，但我们不能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
真理是杂技演员脚下的钢丝，痛心疾首的道德家从左边掉了下去，“甘当殖民地”的所谓“改革家”们则从右边掉下去了。唯独马克思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即在抨击资本主义列强的贪婪和无耻的同时，又辩证地肯定资本主义强盗“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因为封闭的中国陷入了埃舍尔式的历史怪圈。
鬼打墙似的“怪圈”，残忍地折磨着我们古老的中国，无论怎样挣扎怎样搏斗，折腾了几千年也走不出“迷魂阵”似的循环怪圈。当一个封闭系统陷入自循环而无力自拔的时候，自循环只能给它带来无奈和绝望，唯一的、也是最痛苦最耻辱的结局，就是只有让强大的外力来撞击和破坏它，这虽然很残酷很耻辱也很悲哀，但命运注定必须承受的苦难，历史必须承受。因为命运无法拒绝，更无法逃脱。
当然，也不仅仅是中国。文明古国印度，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有着和中国相似的灿烂辉煌。但从十六世纪开始到1949年，印度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50年印度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还仍为英联邦成员。马克思在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的同时，还也强调了侵略的进步意义。他说：“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因为土耳其、波斯和俄国都还停留在君主社会，而英国则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它在掠夺印度的同时，也给印度带去了电报、铁路和轮船，带去了欧洲科学和自由报刊，这“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所以，“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甚至说这是“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关于英国侵略印度问题，伟大的马克思写道：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来说，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官场腐败和民众愚昧造成了社会黑暗，而民众在愚昧状态下造反即使成功，也仍冲不出“谁变蝎子谁蜇人”的官场“怪圈”；当一个国家自己冲不出“怪圈”，或者说需要非常漫长的历史演进，才能冲出“怪圈”的时候，那么来自较高文明国家的侵略，就变成了一种催化剂，这是一种痛苦和耻辱，但也是一种推动和撞击。
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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