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我不骂--经济学家张维迎？

原题：如何能让我不骂----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改革利益受损最大者是干部

近日，又见张维迎大放獗词。我本来是不想说什么，但看到下面的文章，我忍不住了。记得左小蕾女士说：“经济学家不是给人骂的”，我想问你们是经济学家么？有如此颜面的经济学家么？还是不要玷污了经济学家的名头。

转中国青年报文章：《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改革利益受损最大者是干部 》和信息时报文章《张维迎的科学观是在“反科学”》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这是张维迎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讲的话。（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凡是在中国生活的人只要凭经验就能明白：如果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干部”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阶层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的时候以低价拿到豪宅，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狂涨工资，还被逼着“带薪休假”……

总而言之，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领导干部全没有被落下。到如今，“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几乎惟一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这样一个阶层怎么可能是“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呢？

但是，在仔细研读了张维迎教授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我又有点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话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而“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教授在这里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内，比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程序正义的原则，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夸张地说，张维迎教授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

同时参加了研讨会的孙立平教授，在会上用这样一组判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状和趋势的担忧：一是结构定型，即穷富强弱现在已尘埃落定；二是精英联盟，即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结盟；三是寡头统治，即种种反民主的言行开始出现；四是赢者通吃，即一个人只要在一个领域获得优势，就可以在其他领域畅通无阻。张维迎教授以知识精英的身份，说出如此“笑话”，无疑为孙立平教授的判断作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张维迎的科学观是在“反科学” ----作者 林金芳

最近又听到张维迎教授的宏论。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针对杨帆教授提出的“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张维迎先生说，“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张维迎还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他强调，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我想，他对这个结论，大概也进行过了严密的推算，在他眼中， “科学、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我们这些老百姓“说三道四”的。我想问问张教授，这个没有经过投票的观点，你又是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呢？

联系张维迎讲这番话的上下文，我想，张维迎这番话是有潜在出发点的，那就是，广大民众的参政水平有限，无法担当“投票”重任。这种精英意识，何尝不是一种“话语歧视”？此外，我们知道，每一个提案，每一条法令和决策，都意味着对过去的调整，从广义上讲，都是改革。按照他这种逻辑，如果“改革”不需要投票，那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张维迎先生有一本著作叫《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从他的“博弈论”中，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政治学常识：在一个民主和和谐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特权，大量的社会机构和全体民众都要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产品是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但是如果按“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论，在政治领域也就无所谓博弈不博弈了，那张维迎的研究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衡量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平和公正，美国政治学家约翰 ·罗尔斯认为：公正实际上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在一个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改革，以及怎么改革，显然都有着不同的观点。讨论与投票的意义，正是保证这件政治产品的公共性。假若按照张维迎的科学观，经过讨论的反而不科学，那人类几百年来的政治实践，看来都得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