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就这样，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而周则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没有熟悉情况前，暂留军委帮助工作。在与张国焘的斗法中，更能显出毛泽东心计的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人缘很好，又擅长和各种人打交道，为了避免周被张拉过去，形成张、周两人联手的局面，毛又预作防范，随后任命周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应该指出的是，老于权谋的毛泽东在这里施展的是借花献佛的一箭双雕之计：既用画饼充饥的方式（红军总政委一职早已变得有名无实），暂时吊住了张国焘攫取军权的胃口；又不动声色地搬掉了周恩来这块仍在名义上妨碍他发号施令的绊脚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军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然而，毛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并不那么名正言顺。为此毛在与张国焘斗法的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来改变遵义会议确定下来的周氏作为党内在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以便从根本上确立他本人对军队名符其实的领导地位。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病倒了，得的是肝脓疡，病情来势凶猛，连日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当时急需排脓，但在行军途中又没有条件开刀，医生只好用冰块敷在肝区上降温，其余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因为周病得很重，生死难料，不得不把邓颖超从休养连接来照料。五十年后，邓对当时自己的丈夫死里逃生的情景回忆说，当时周恩来睡在木板上一直昏迷不醒，她在照看周的同时，从他脱下来的灰色羊毛背心中挤虱子，结果找到一百七十多个，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最后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周恩来才逐渐清醒过来，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子痛，在邓和医生的帮助下，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来，他的烧才慢慢退了下来。
周恩来病倒而暂时不能理事，正好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趁之机来改变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使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名正言顺。在周因病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他和张闻天以“调整常委分工”的名义，联手合演了一出对周氏的“缺席撤换”。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负责军事工作。
从此，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其在党内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组织决定上的依据。这时距遵义会议已经过了半年。
应该说，毛泽东和张闻天联手演的这出戏，排周的意味过于明显。因为按照一般常理，即使因病一时无法工作，也不必要马上就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完全可以采取由他人暂时代理的方式。很显然，这种组织调整在表面文章的背后，带有弄权施计，乘人之危的味道。目前没有史料说明当时周恩来本人对这一变动的内心真实想法，不过可以大致推想的是，尽管这种搞法未免令人感到有些下不来台，但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情况下，本来就有意推毛在作战指挥中唱主角的周氏正好顺水推舟，既是为大局考虑，他本人也无意枉担虚名，因此大约不会说什么，便接受了这种摆布。
然而，毛泽东还不想善罢甘休，尽管他已经正式坐上了军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却仍对周恩来感到不甚放心，因为取代周的方式毕竟不那么光彩而令毛时时感到心虚。再加上周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并且仍然担任着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在军中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毛十分担心周目前的让权退让只是策略上的暂时隐忍，一旦时机有利，他将会卷土重来。因此，毛决定趁热打铁，借与张国焘斗争之机，进一步削减周的权力。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摆脱红四方面军后，随后在途中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报告同张国焘争论的经过和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自任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军中大事。
这样一来，周恩来不仅在无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让出红军总政委后担任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而且在“五人团”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因而在军中的地位大为跌落，变得可有可无。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甚至几乎被排挤出军队。由被毛泽东称为“明君”实则“虚君”的张闻天出面，藉口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滞留四方面军，需要在组织上作出调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议：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
由于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过明显，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政治盟友王稼祥都觉得看不过去，主动站出来替周恩来打抱不平，在会上顶了张闻天，提出周有多年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还是留在军中为好。毛一见张的方案碰了钉子，又转而出来做好人，假惺惺地推让说，军事工作仍由周负责，自己当副手。
对毛泽东这种表里文章，周恩来当然心知其意，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染指军队，而让他一人独揽军中大权。周虽有意推让毛主持军事，但也不想就这样被排挤出局，改做党的工作，更不想与毛一争高下，于是顺水推舟，表态说：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任主席。就这样，毛出任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原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一人把党内外军事工作的最高职务独挑起来。而周则继续留任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从此以后，这种领导格局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中共打下江山后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容忍周恩来一直留在军中，除了因为毛懂得在权力斗争中适可而止的道理，更主要的还是毛懂得用人之道，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周的辅佐。原因在于毛纵有雄才大略，也无法一人唱独脚戏，况且他缺乏组织上的才干，遇事大而化之而不愿做具体琐碎的工作；而这恰恰是周氏的所长，正是毛需要依赖他的地方。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份量、组织才干以及凡事隐忍的态度，毛泽东后来改变了企图将他完全排挤出军队的念头，转而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既把周视为可能向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对手而始终存有戒心，不断敲打；又把他看作是成就革命大业所必须争取乃至倚重的对象。终其一生，毛对周始终没有摆脱这种矛盾心态的纠葛。这是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来把握毛本人如何处理毛、周关系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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