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则不动声色，稳坐钓鱼船，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表态，反而还欲擒故纵，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暗中则张开罗网，诱使刘堕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
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陷得那样深，与其说是由于“碰巧”出访东欧而逃过一劫，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加以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在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上，周与刘、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主张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局势失去控制。只不过由于周并非是毛锁定的目标，而他本人的态度又比较缓和，行事也更为圆通罢了。
譬如，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口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但当毛随后决定将其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又如，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不过有意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姿态，让刘、邓两人唱主角。这多半是和他已经开始发觉政治气氛诡异，充满了不祥之兆有关。所以当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迟的访问罗马尼亚的报告后，周立即表示同意，并报送毛泽东审批。显然，他此刻不愿久留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以免被卷入其中。访罗便是一个暂时的脱身之策。
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如果要换成刘少奇的话，恐怕就另当别论了。毛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对周的格外关照，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经过几十年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毛早就对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类的攻伐之道运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道陷进去的话，不仅不利于分化中央一线，而且还将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用之人，尤其是当他即将在政治上展开一场空前的赌博时。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价值。况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更是刻意拉拢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传话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叮嘱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稍后，毛泽东还把他写给江青的那封着名的信，给周恩来看过，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话”方式，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透露出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过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这封信是解读毛在发动文革时心态的最重要的文献。写成之后，毛当时只让极少数人看过，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出访期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徵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藉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
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人们不讴歌尧（借指刘、邓─作者注）而讴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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