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福利问题是政府责任，老百姓可以问责，无需感恩
集权国家搞过平等吗？搞过福利吗？当然也是搞过的，比如说苏联有相当高的社会福利。我们讲的福利国家从来都是民主国家，专治国家如果要搞福利，那不是福利国家，我想它叫做皇恩国家。什么叫做皇恩国家？统治者给你一片福利，那是皇恩浩大，如果给了你，你就要感谢，就要磕头，就要高呼万岁。但是如果不给你，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讲的简单点，中国的农民如果没有饿死，就必须感谢伟大领袖，饿死了你也不能埋怨人。
但是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就不是这样，所谓福利国家是老百姓要求统治者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统治者如果承担了老百姓不会感谢，但是如果不承担老百姓就会把你赶下台。讲得简单点，我们知道瑞典这样的国家，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承担的，但是哪个瑞典老百姓会说翻身不忘社会党、幸福感谢帕尔伦之类的话呢？相反，瑞典在很长的时期，当然主要是社会党执政的，但是瑞典的右派也曾经执过政，瑞典自由党也曾经执过政的。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是他们也不能不搞福利。
讲的简单点就是因为搞福利并不是他们爱好，而是老百姓要求的。老百姓让你搞，你不搞是不行的，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当然民主制度不一定会搞瑞典那样的高福利，瑞典那样的高福利是不是好？也是有争议的。但是不管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比如低福利的一个典型就是美国，美国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它是比较偏重于自由的国家。但是这一点和瑞典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福利问题上它是政府责任，老百姓可以问责，无需感恩。但在这点上，中国、苏联是既不同于瑞典，也不同于美国。如果说要有中国模式，那么在福利问题上我们只能感恩，不能问责。
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从西方学来的
最近建设部说我们现在要推行廉租房制度，这个廉租房制度不是由各单位搞的，而是由国家统一搞的，不是以官位来分的，而是以贫困线作为代表的，专门分给穷人的。我们改革以前大家听说过这种制度吗？根本没有的。如果说这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中国要实行这个制度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谁有资格来申请廉租房呢？我们今天说廉租房现在是供应具有城市户口的住房贫困户。我们知道这一部分人其实并不多，真正在城里面需要住房的是现在2亿多城市的外来打工者，可是我们这个廉租房制度现在并不涵盖他们。
建设部说我们现在不会覆盖农民，但是最后我们会考虑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这很好，“最后”。这是50年以后还是100年以后呢？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到“最后”那一天来临以后，我们的穷人以什么资格来申请廉租房呢？大家知道在国外申请廉租房的资格就是你现在住的很不好，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棚户区居民可以申请廉租房，因为有户籍的人住到棚户里的，他是有居住权的，政府不会把他们赶走，他就会以这个居住权说我住的很差，我要求廉租房。可是我们那些外来打工者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他们连棚户随时都会被拆掉，他甚至很怕被别人知道。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外来打工者在棚户，我们想拍照片他们都会紧张的不得了，因为这个照片一旦被贴出去，马上他们就会打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如果住棚户不是要求政府提供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赶走的理由，那什么才是申请廉租房的资格呢？难道这个廉租房是在没进城之前你就先给他盖了个廉租房然后才让他进城吗？或者干脆这个廉租房用不着申请的。
廉租房的前提就是你要承认他们原来在比较差的地方有了居住权，你不能把他们赶走，你要把他们赶走那么谁来申请廉租房呢？所以这个制度要在中国实行，你要先给这些人自由，然后给这些人福利，或者给这些人自由，或者给这些人福利，最好两个都给。但是我想两个都不能给。所有这些社会主义都不是别人学我们的，而是我们学别人的。因此我要说我们这30年改革过程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很大的进步，而这个进步都是我们向人家学习的，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自由主义，我们也在向西方学习社会主义，而且在这两个方面我们要走的路也都很长。
许知远
我们的逻辑从没有因与世界交往而变化
我昨天看了一个报道，讲的是意大利一个小城，它是当年意大利一个很重要的纺织制造业基地，在80年代的时候开始衰落，大概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大量中国向那边移民，主要是温州人和福建人。当他们到达的时候立刻和原来的制造商结成新的联盟，中国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包括把订单运到温州生产，而意大利提供的是设计和它的品牌本身，他们在整个90年代带来一个很新的繁荣，当时被视为新的欧洲的可能性。大概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形势又发生很大变化，本地人开始非常的排华，包括他们上来一个新的市长，规定所有商品都是意大利文，对中国人怀着一种抵触，而本地人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后来本地人用非常难听的字眼来形容新的到来的中国人，名字叫蚂蚁经济。因为中国人涌来睡在特别小的房间里，睡很多很多人，他们很少跟当地社会接触，他们挣到钱都寄回中国，很少在当地投资。我几年前在那一带旅行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他们说中国人不死亡，因为很多人尸体是运回去的。这里面当然有他们很多误解，我们在那里是非常自我封闭的一个小的系统，当地发生的一切很难进入他们内心，包括他们也不太能感受到中国。这是一个小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我在剑桥，也可以说在莫斯科，或者在非洲旅行的时候碰到的很多年轻一代的学生，他们家里都是中产阶级，都是挺有钱，上不错的学校。其实那里也是小小的另一种类型的封闭世界，大家也不太关心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挂在MSN、QQ上面，他们用的是校内网，知道从《非诚勿扰》到《蜗居》的所有电视剧节目，他们基本谈论的也都是那些话题。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外部世界，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这两种趋向因为新技术革命的变化，也通过互联网，我感觉到明显的一点，外部世界并没有对我们发生，如果中国各种都是外来的话，有一种还是我们特性的，就是我们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功利性的人格，植入到我们的骨髓深处。因为这种功利性存在，我们很难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非常单一的，没有发生变化。包括我们收购他们的智库，甚至我们收购他们的企业也好，我看到目前的这种东西，他们都没有给我们带来逻辑上的变化，我们只是用我们的逻辑去改变他们的逻辑而已，我们那个强大的翻译逻辑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跟世界交往而发生变化。这也可以从我们自己身上对世界的意识看到，我们在公共的讨论空间，我们自己朋友之间在饭桌上交流，其实我们很少对世界有真正的了解，我们的了解一个是来自像标题式的，表决权在西方，我们对其他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即使对那些耳熟能详的西方国家，其实我们也所知甚少。
这种东西有点像汉族和当年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多元的价值特性，多元的审美特性都被我们吞噬掉了，而我们没有把他们的东西转化成我们更多产的存在，就像北京这么一个城市，是多么单调乏味的城市，我们本来有那么多民族，世界有这么多人来到北京，我们本来应该是一个特别多彩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颜色、声音、话题，都是那么单调的世界。这种东西没打破之前，很多东西是非常难变化的。包括中国新的系统的形成，在过去15年中看到中国官僚系统，看来似乎非常成功的驯服了自由市场，驯服了新技术，但是他们都成为这个官僚系统权力的一部分，这种系统会怎么失去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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