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暨中国“在室内公共和工作场合100%禁烟”承诺到期仅几天之际，有关方面坦承，中国5年控烟基本失败，不仅全民吸烟率未下降，被动吸烟人数反倒大幅增加。世卫组织最新公布的《公约》缔约国控烟效果调查报告中，中国控烟履约绩效得分仅为37.3分，各项得分均为“倒数”。
控烟失败的原因各方说法不一，有归咎于地方“烟草财政”和烟草业阻挠的，也有归咎于国民素质不高的，这些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必须看到，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在许多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当欧美各国开展全社会控烟之始，同样面对“烟草利税”的诱惑，而与之对决的，则是富可敌国的跨国烟企。同是控烟，同样面对重重困难，和中国相比，欧美取得的成绩明显好得多。
事实上，香烟之所以易吸难戒，戒后易复发，关键在于吸烟在很多时候并非单纯一种嗜好或者“瘾头”，而是一种风气和时尚。中国早期的两次吸烟高潮分别发生在清代中叶和抗战前，第一次流行于知识分子和官宦阶层，第二次则产生了大批都市摩登女性烟民。究其原因，是因为吞云吐雾成了当时官场和女性时尚圈中有身份、够时髦的象征，而拒绝香烟则可能被视作“土气”和不合群。在中学生中，吸烟常常被同伴看作“长大成人”和“成熟可靠”的标志，而职业女性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当众吸烟当成“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胜利象征。他们与其说是在吸烟，毋宁说是在追求吸烟背后的风气，以及这股风气所体现的“个人价值”和“群体认同”感。
正因如此，要戒烟、控烟，就必须对症下药，从这个潮流、风气入手。清代的名臣陶澎，就曾巧妙地反用风气，在属地一度成功实现控烟目标。他故意让人把烟草发给囚犯当“福利”，结果原本对吸烟“时尚”趋之若鹜的上流人士唯恐沾上晦气，纷纷戒烟。既然以吸烟为荣的风尚会助长“烟势”，那么一旦风气变成吸烟可耻、丢人，“烟势”也自然会随之逆转。
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国与欧美各国的差距更大。
在国外，控烟最早、最严的，通常是政府机关；而在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会议、活动恰是各种高档烟“争奇斗艳”的舞台，这无声地为烟民和“潜在烟民”提供了一个和控烟背道而驰的时尚范例。在国外，针对学生中的吸烟风气，教师必须以身作则，青少年最容易效仿的影视、文娱节目也总会刻意清除各种“香烟元素”；而在中国，许多青少年沾上烟瘾，恰是受老师和影视明星们的影响。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为本位利益，在本地强行摊派自产香烟；某些媒体、影视作品和节目为一己私利，刻意安排跟烟草有关的植入性“软广告”，这些做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吸烟风气的蔓延。风气不扭转，单纯靠堵、靠罚、靠宣传感召，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戒烟、控烟，必须从风气戒起、控起，必须从有榜样和垂范作用的部门、领域戒起、控起。对待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也应该像审查色情血腥镜头一样严格。唯有如此，中国的控烟才能切实收到预期的成效。▲（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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