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因为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过去十几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凯歌高奏，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不过，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大，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换言之，国库口袋满仓，一定有人勒紧裤腰带了。这其中可能包括企业、个人，甚至涵盖地方政府在勒紧裤腰带，使中央政府变得更富了。
国家税务总局1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同比增长22.64%，远高于09年同期增长的9.1%。目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9%左右。按此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7万亿元左右。除了税收收入，全国财政收入还包括非税收入。2010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增长8%，为73930亿元。但实际执行结果将超过预算1万多亿元，同比增幅预估超过30%，远高于预期的预算目标。甚至，若将国内土地出让金纳入政府基金收入，2010年政府总收入已超过10万亿元，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目前，中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远超30%，接近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财政收入全球第二，那么，中国居民收入全球第几呢？据统计，在2007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中，中国以年人均收入1100美元位列第109位。中国居民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是不争的事实，在GDP这块大蛋糕分配中越来越少是有数据支撑的。从统计数据看，1993-2007年，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为9.7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由11.68%增加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由38.83%增加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可见，劳动报酬在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在持续增加，资本所得在大幅提高。
另外，国务院参事任玉玲曾在两会上报告，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现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占据了财政收入的2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国家6%的平均值。在政府收入占GDP比例与发达国家看齐的同时，居民的税负痛苦指数却远高于欧美等国。眼瞅着中国政府收入连年创新高一并挤入世界前列，但舆论却把收入分配推进的着力点放在了涨工资上。孰不知中国经济的“虚胖”实在是营养不均衡所致。企业税赋不减反增。全国500家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抵不过“三桶油”＋中移动，可前者解决了超75％的就业份额，如此，大多数的企业给员工涨工资的动力何在？而且，把企业给员工加薪当作是解决收入分配失衡也有失偏颇。
在理论上，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初次分配是基础环节，基础打不牢，其他便很难谈起。但这一层面的问题多属于市场体系，政府的作用空间相当有限。政府既不能直接调整非国有制企业的职工工资，也不宜过多干预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政府所能做且可见效的，至多是规范市场分配秩序。再分配的灵魂或实质就是调节过高收入，并用从富人那里得来的钱去接济穷人。在现实的中国，
“济贫”似不难。相比之下，调节过高收入则有难度，因为这既缺机制又缺渠道。政府所能运用的调节过高收入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税收，而现行税制体系下的税收显然胜任不了这样的使命。
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也是一把“双刃剑”。 让我们先来看看税收收入总额大、增速快，显示出背后有个怎样的税收政策？中国的税收收入增幅，多年来保持在两倍于经济增速的水平，除了受物价、进出口税收等影响，主要原因是对同一税源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重复征收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此外，2010年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了税率。另外，社会各界呼吁，应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是，中央政府拟议中的税收改革，多数将以增税为主。具体包括，对居民自住房屋征收房产税，提高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税负，开征环境税等。这些税改多数是完善税制所需，但市场整体税负的上升，对企业经营和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
目前来看，搞明白大笔的钱如何来比较重要，但是，如何花更为重要？当今的中国政府需尽快达成共识，惠及民生将是高回报的投资。以煤炭资源迅速富裕起来的陕西神木县，2009年3月开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县财政为此每年需支付约1.5亿元，人均400元左右。这一年多来，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神木模式’能走多远”的担忧也如影随形。但是，陕西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深有感触：“说实话，要算经济账的话，我们政府赚了一大笔钱。民生建设搞得好，也是高回报的投资。”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充分肯定“神木模式”：“如果县长们都像神木那样想的话，至少1/5的县可以做起来。”问题在于，“神木模式”的精髓----“民生是高回报的投资”这一理念需要更多的共识和实践。
如果说以前改革的策略的是“做大蛋糕”，那现在应该更重“分蛋糕”，转向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
质量，更进一步推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吊诡的是，当前的局面却是有共识、无行动，有口号、无政策。从最宏观的层面来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在“发展”而非“增长”，但落在实处时，“发展”的踪迹全无。究其原因是，由于政府一直大量介入投资性、生产性活动，财政体制也停留在“建设型”、“生产型”范畴，而非“保障性”范畴。体制缺陷变相的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这也是当前改善收入结构失衡亟需达成的共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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