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林彪的消极对抗，毛泽东装聋作哑，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实际上，毛早就对总是脚踩两只船的陈伯达十分反感。还在九大时，毛就曾想把他一脚踢出中央常委，但被周恩来、康生所拦阻，一起进言说这样做在政治上牵动太大，会影响大局。一心想营造九大"团结胜利"局面的毛这才打消了念头。这回陈伯达又公开倒向林彪一边，旧恨未消，又添新账，促使毛下决心除掉这位曾给他担任过多年的政治秘书。
不过，开始时毛泽东曾一度苦于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适题目。因为如果拿造成全会混乱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开刀的话，那么就会首先整到他自己身边的汪东兴头上。该简报所摘登的汪东兴的发言，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过陈伯达。毛为此对汪极为恼火，却不好拿他来开刀。因为这样一来就背离了主攻方向，他本人也脱不掉失察的责任。不过，汪东兴在痛哭流涕之后，马上戴罪立功，揭发出陈伯达私下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件事，为毛解决了这个难题。
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这份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
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据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着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
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声称让刘出来"挂帅"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在全会转入批陈以后，周恩来成为一个大忙人。他连日同党内各方人物频繁接谈，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既要劝说点火闹事的人作出检讨，又要做众多中央委员的思想转弯工作，还要分出身来，轮流参加各组的讨论，掌握引导会议，防止发言走偏。为此，周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带头表态拥护毛批陈的决定，指出：陈伯达不守纪律，搞突然袭击是由来已久的。这个人脚踩两只船，特点是欺软怕硬，过去是靠刘（少奇）怕邓（小平）。现在是二陈（陈伯达、陈毅）合流了。为了防止在批陈时否定文革，周还特别强调说，不管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文革小组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伟大功绩。
周恩来在全力贯彻毛泽东批陈意图的同时，还在百忙中兼顾了原本被列入全会议程的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会前，他曾为此花了不少精力，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由于这场风波，会议的议程被完全打乱，根本无暇再从容讨论这个问题了。为此，周心里很着急，只好见缝插针地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四五”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自己加班加点，动手加以修改。由于连日劳累，加之中央领导层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事，精神上一直高度紧张，导致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在一次参加会议的路上竟昏倒在地，不得不开始吸氧，由医护人员守护在旁。
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草草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民经济计划等报告后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鲜明的对照。一直在两人之间周旋的周恩来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毛、林交恶的不祥之兆，并且为此忧心忡忡。从后来发表的新闻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这样一来，政局又将再度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周恩来本来想好好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想法也将落空，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这又怎么能不令他忧从中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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