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软实力已超越硬实力成为在世界政治中成功的手段。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显然非常认同，最近中国政府精心制作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向全球播放，乃至在全球开设孔子学院、在各地举办“中国文化年”等行为都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着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然而，很多专业人士所却认为，在西方传媒掌握话语权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由于西方媒体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更为复杂的国家利益、文化偏见和价值观念等因素，不少媒体对中国已经形成了傲慢与偏见，政府这些提升国家形象的举措尽管可以在一时一地改变部分外界的偏见，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恐怕只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事实也的确如此，以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骚乱为例，西方媒体构建了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将其作为事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更有甚者，如CNN等，居然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量剪裁制造虚假新闻，使得中国政府百口莫辩。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在这些媒体口中也变了味道，不仅正常的商业活动被有意误读，一些原本善意的举动，比如开发非洲、睦邻政策、协助美欧度过金融危机等等，也被披上不道德的外衣，炒到了“中国正在吞咽全世界”的地步。
在所有这些充满偏见的报道中，都能看到西方掌握舆论霸权、中国话语权缺失的影子。可以说，在中国综合实力日益增长的今天，能否将中国的声音传达出去，并产生感召力已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能否获得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中国软实力增长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在现实情况下，中国如何尽快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呢？
要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必须首先突破西方制定的话语规范，通过战略性地使用话语来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话语语境。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发生在中国，毛泽东就给中国后来的当政者们树立了一个绝好样板。当年中苏翻脸之后，中国同时面临着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中国当时不仅在国力上难以和这两个超级大国抗衡，在舆论影响力上也远不如这两个强国。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敏锐的抓住了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即惧怕美苏两国，不敢和这两个国家公开翻脸，同时又迫切追求民族独立的心态，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独辟蹊径，创造性的提出了“三个世界”主张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上绝对多数的第二、第三世界国家联结在一起，一举扭转了美苏两国在各自阵营舆论霸权的现状。
其次，要树立政治自信，不仅要敢于说话，而且要学会用西方听得懂的话与西方沟通，让世界正确读懂中国话语，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分歧。
汉语原本是世界上最活灵活现的用语，但因为中国从近现代开始全面落后与西方，再加上东欧巨变的影响和西方媒体长期的异化宣传，中国执政党的不少领导干部和宣传机构已经失去了对外讲话的勇气，对于自己的信仰和政治主张没有底气，失去了正常讲话的能力，张口就是臭气熏天的“党八股”，拒人于千里之外。
从最能体现国家形象的外交用语看，中国的外交语言现在几乎成了无端强硬的代名词，干瘪生硬，让人头痛。类似毛式经典的“纸老虎”论断，陈毅“用烧火棍把他们的飞机捣下来的”幽默语言都再无踪影。本来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与政治分歧，不少西方人看待中国本身就带着偏见，这种外交语言的贫乏更加重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猜忌。 第三，要积极利用境外媒体，用多元声音塑造中国整体形象。中国需要重塑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以主动的方式应对各种问题，利用好境外媒体多元化的声音是一条良好的途径。例如，在汲取西藏骚乱事件应对媒体的经验教训后，处理新疆事件、四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媒体开放，将事件的真相向全世界报导，杜绝了敌意西方媒体制造虚假新闻的状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透明开放的国家形象。像这次利用西方媒体，以西方人熟悉的方式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播放中国形象广告也算是利用境外媒体的一次尝试，虽然其效果究竟如何目前尚未可知，但能迈出这一步就很不容易。
第四，要扭转对待国内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态度，多鼓励国内媒体发表真知灼见。一个国家长期发出单一的声音，只能使该国在国际上展现一种固定的面孔、单一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因此而变得脆弱，易受伤害，多元的声音则使一个国家具有更加多面的、立体的形象。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作为一国政府，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听不得不同声音，习惯性的采用类似审查封堵、因言入罪式的文化暴力思维，这不仅不得人心，而且会极大损害国家形象，这也是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增进国家软实力的努力是互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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