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说，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其中一个缩影。正当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户籍制度已经落后，不再适应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自由流动需求时，核心城市都开始借房地产调控之名将户籍、地域等改革进程挂上了倒档，正在将经济改革中取得些许进展的领域推向倒退的方向。 “国八条”之后，无论是“沪九条”还是“京八条”，都把户籍作为了居民购房的限制条件之一，同税不同权的现实再次得到印证，只不过是将曾经遮遮掩掩的事情用政府的公开行动直接公开罢了。
本轮中国房产调控对户籍歧视的第一点就是：本地人就应该比外地人居住的好一点。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在制定新的调控政策中都是如此认为的，本地户籍居民家庭，可以拥有两套住房，而外地户籍居民家庭，即使符合购房条件，也只能购买一套住房。给人的感觉就是，外地人，要多做贡献少占地。资源，只是本地人的资源，哪怕提供一点给你都是赏赐，花钱也得看我的脸色。
房产调控对户籍歧视的第二点是：外地人要通过缴税和给当地人交房租才能换到购房权。“沪九条”出台的时候，两年累计缴税（或社保）一年的条款因其不是特别严格，大多数人因政府打着调控房价的旗号尚未深度体会出“排外”的隐意，但等到“京八条”一出，舆论哗然，中国特色的“北漂”傻了，五年的有效暂住证和连续五年以上的在京缴纳社保或者个人所得税，注意，是连续五年，中间哪怕不离开北京而仅仅是工作变动，都可能因为一两个月的间断而不符合要求，要想买房子，再好的工作在眼前都不敢轻易跳槽了，否则还有一个五年在前面等着。而且，在满足条件之前，外地人始终要面对的是水涨船高的房租，多年的工作、纳税换来的不是实实在在的住房，而是一张许可证，许可你可以在当地安个“窝”，剩下的时间再去为买“窝”奋斗。同税同权在房产调控新政里面，用网民流行语解释----只是浮云！
从本质上讲，地方政府出台此类政策，是地方保护和推卸责任的内心想法的直接表达，也是对既得利益集团插手政策制定的懦弱妥协。在中国，尤其是在基层，大量官员眼中只有两点：个人利益和短期政绩。改革初期，各地政府为了提升地方竞争力，做大“政绩GDP”，千方百计吸引各类人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政府意识到，人口增加也增加了财政负担，因此便使出了种种变通的方式，GDP留给自己，社会负担留他人。为此，发达地区将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充当了获取地方利益的挡箭牌，为了让户籍盾牌能够继续发挥其威力，全国社保体系的一体化改革也就遇到了重重阻力，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改革也就无从谈起，依旧在原地打转，“漂”依旧是在外打工人员不愿提及的词，也成了当地人形容外地人的贬义词，因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中国的权力控制方式正在转变，利益集团的互相角力正在深入。
在各种利益纠葛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依然延续诸侯割据体系。外地人即使在此工作、纳税、缴社保、购房，但依然是担心逐渐老去的自己退休后能否获得跟当地人一样的公平待遇？现实的种种问题让他们不得不这么担忧：子女就读不得不排在当地人的后面“拾缺”并交纳更多的费用、失业保险对外地人形同虚设、暂住（居住）证政策时而变动等。
这一切无一不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你是否拥有住房。而这种情况的外在表现是居民对社保政策的不信任，谁也不愿意相信一个动态调整的政策，更何况这个政策的调整往往都是损害外地务工人员的利益，而这部分人，却是眼下中国经济竞争优势之所在。
中国经济中一直被非议的同税不同权问题也在本次房产调控政策出台后被进一步非议。限购干预市场的同时，也将打击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政策制定的“排外”心态让本已可能继续进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再次陷入社会居民的怀疑漩涡，也让本已看到一丝逐步剥离附加于户籍制度的各项福利曙光的公民再次归于沉寂，出身决定命运在中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这种共识一旦达成，则意味着社会阶层矛盾的加剧。
住房问题，仅仅引出中国改革问题的冰山一角，但是，政策层面的倒退对社会的影响绝不会紧紧局限于房地产。中国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权”、“利”层面的互惠合作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加速吞噬社会的公平性，而这种被普遍认为不公平的政策，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的控制力也将受到侵蚀，考虑到强势政府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中的意义，也难怪清华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将面临崩溃的结局：公信力的下降带来的控制力下降是集权社会发展中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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