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高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日前在会见赴重庆的香港媒体高层参访团时表示,重庆“并没有刻意地想搞什么‘标志性举动’”,“不断推出一些探索性的做法”是班子成员的“创意”,并将此归结为集体意志,称是“民主的力量”。而在与参访团对话时,对于“重庆模式”,市长黄奇帆更是直接进行了否认,表态称薄熙来和他都认为重庆“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表示,这显然是薄熙来在积聚民心之后为“重庆模式”降温,值此临近中共十八大下一代最高领导层人事变动的敏感时期,保持低调显然对薄熙来有利。此外,中国总理温家宝之前有关中国存在“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两股势力的表态,也被认为是促使薄熙来刻意降温“重庆模式”的原因之一。
否认“重庆模式”是刻意
在与来自香港的媒体高层(多为亲中媒体)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薄熙来就唱红、打黑、分配、维稳、民主、公平等外界关注的热点进行评述和释疑。针对外界关于“重庆模式”的种种批议,薄熙来表态称,重庆进行的改革不是盲目的,也没有刻意地想搞什么“标志性举动”,而是全市上下理性思考的产物,并将此定调为是班子成员的集体意志,称“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重庆市长黄奇帆则直接表态“没有搞什么模式”,他说:“熙来书记和我都认为,我们在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遇上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在“打黑风暴”问题上,薄熙来说,“打黑”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入主重庆后发现重庆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其中历年来没有侦破的命案就积压了一千多件,引起他的特别关注。他强调,重庆打黑的范围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定性上,重庆坚持不压低,也绝不拔高,不枉不纵。薄熙来表示,外界往往只看到重庆打黑时的勇气,没有看到重庆坚守法制的一面。
对于外界关注的“唱红歌”,薄熙来强调,“唱红”绝非搞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更不是搞“极左”、“文革”。他解释说,“红歌”不仅仅指抗战时期的歌曲,还包括爱国歌曲及任何能激发人们高尚情感的中国和外国歌曲。现在年轻人忙于上网、看戏,但他认为信息不等于教育,若不加选择会接受很多垃圾。因此推出唱(红歌)读(经典)传(箴言)讲(故事)活动,教年轻人认识古今中外的奋斗励志故事。
他说:“有些人攻击我们是不是在搞“极左”?这是一种误解。”同时反问“谈点理想、信念,讲点英烈先贤,就‘左’了,就‘文革’了?”稍早前,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香港左派元老级人物吴康民时罕见地提到,中国存在两股势力----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让人们不肯说真话,只肯讲大话、套话,由此引发了外界的遐想。
有分析认为,薄熙来的此番表态是对温家宝相关提法的回应。
突然低调缘于何?
事实上,1949年出生的薄熙来,因其高调的行事风格被认为在中共高层中并不讨喜。关于薄熙来的仕途履历,有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向透露,薄熙来在2004年进入商务部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一手推荐,但他进入商务部后,却投靠了温家宝。温家宝与吴仪曾在很多事情上看法并不一致,当时薄熙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温家宝。温家宝还曾提出让薄熙来担任副总理一职,但遭到了吴仪的明确反对,甚至吴仪在“裸退”时提出的条件就是将薄熙来下放,导致薄熙来离开中央被调往重庆。
分析人士猜测,这段隐晦的历史让薄熙来似乎看到自己政治生涯的末路,但他不甘于此,决心“绝地反击”,大刀阔斧地开辟了“重庆模式”。据上述接近高层的人士向表示,薄熙来在诸多场合表现出了“挑战”的行为。外界传言薄熙来与温家宝之间已产生裂隙,而温家宝罕见地针对两股势力的批判,也被认为是他们之间分歧的具体体现。对于薄熙来十八大能否进入常委,有消息称目前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与太子党与团派都保持距离的温家宝。他要进入常委,尤其是接受总理或副总理的任命,现任总理温家宝的点头成为必须,也就是说,温家宝有否决权,而温家宝对重庆唱红打黑迟迟不肯表态,成为薄熙来最大的心病。鉴于以上种种,薄熙来此次在与香港媒体高层交流中的表述,分析人士认为,除回应外界质疑与展现重庆近年发展成就之外,薄熙来明显是在为饱受外界关注的“重庆模式”降温。至于原因,该分析人士认为,舆论广泛关注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会形成“捧杀”效应,值此临近中共十八大下一代最高领导层人事变动的敏感时期,后者显然是薄熙来及其所领导下的重庆所不愿意看到的。古语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欲利用民意上位也还需把握好尺度。
对于中共高层来说,对未来领导者的选定仅有民意是不够的,或者说中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到仅靠民意就能决定领导者的时候。以目前的政治现状来看,薄熙来如携民意“逼宫”,可以说胜算近乎为零,即使“重庆模式”得到了中共一些高层官员的肯定。对于民众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选举文化,薄熙来利用“干实事”所取得的成绩来投机政治,能否获得民众始终如一的支持,其中有一个很难把握的微妙尺度,因为“民意”倘若被用过头,很容易乾坤倒转被“民意”所抛弃。此外,也不排除温家宝在其中的影响。
“社会主义3.0”遐想
尽管薄熙来及重庆方面有意给“重庆模式”降温,但重庆的发展模式早已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3.0版本”(Socialism 3.0)的一个缩影。薄熙来2007年底入主重庆后,率先提出“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发展之路”,提出了建设“五个重庆”(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建设目标,并相继推出了“十大民生工程”和“唱(红歌)读(经典)传(箴言)讲(故事)”等一系列措施,引发外界的持续观察,也点燃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激烈辩论。
出生于大陆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中,将中国这一新时期定位为“社会主义3.0”时期,称这一时期将成为毛泽东时期的“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以及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而重庆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3.0”诸多探索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
薄熙来领导的重庆是否真的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美国《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近日也刊文对此进行分析。文章称,随着2012年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的临近,政治家和学术人士都在竞相寻找一个能够定义中国未来8年发展方向的主题。未来可能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的想法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其之前对重庆的访问暗示,他对于薄熙来提出的“红色文化”政策有着特别的兴趣。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现在还无从得知中国高层领导人如何看待薄熙来的红色重庆,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贺国强都曾称赞“重庆模式”。习近平在2010年12月对重庆进行访问时,赞扬薄熙来的工作是实施一种“良性政策”,称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已经深入到人民心中。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日前到访重庆后,更是高调赞扬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出现了欣欣向荣大发展的景象”,认为重庆经验对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尝试,“重庆模式”仅是其中的有效尝试之一,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重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它也并不一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不过,即便是这样,薄熙来还是成功地点燃了一场对于中国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激情辩论。至于他是否能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则尚需等到2012年的10月方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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