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在重庆的执政，以“唱红打黑”的政治手段打开了重庆的政治僵局，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政绩成果。重庆模式已为中国社会所认同，可以说重庆模式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十年内的最佳国策。主要表现为，在现阶段只能尽可能地发扬共产党最优秀的政治遗产，极大限度地发挥现行体制内保留的积极因素，实行良性运作，发展经济造福民生，健全法治保障民权。这里需要正确认识民主理念，政治目的，政治手段之间的平衡关系，与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逐步推进中国民主的历史进程，用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中国社会体制的转型。
有些人总认为重庆的打黑是文革式的政治运动，但如果你看看重庆黑社会是如此猖狂，重庆的黑警察多么贪赃枉法，而重庆的百姓又是那样期盼有人能替他们伸张正义的时候，这时，你也许就会认可这种带有旧色彩的清官正义。中国是一个后现代发展的国家，民主的理念与民主的手段不可能完全统一，用非民主的强制手段实现社会公正，即不可避免也是必须的，双方都不会按正常程序出牌，你如果太书生气了，什么后果可想而知了。
重庆的打黑高举“唱红”这面旗帜也是无奈之举，现在，在官方那里已是无旗可举，而“唱红”这面落伍的红旗还勉强被多数人所认同，反对派也无话可说。“唱红”多少能唤起社会民众对过去激情年代的回忆，无形中规范了只治标不治本的范围，对打黑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顺应时代潮流，举起“民主维权”的旗帜只能是树大招风，因民怨太深，民主理念更是深得人心，一旦引发民主浪潮的兴起，会使形势的发展超越薄熙来权力控制之外，如政局动荡，薄只能下台。
但薄赢得了重庆模式的胜利，薄的铁腕手段也展现的淋漓尽致。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薄的强人治政有可能变成强人专制，难道历史还能给薄这种机会吗，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近视，如果历史给薄这种机会，那么历史也会把个机会给于其他人，只要存在着专制的客观条件，这种人物总是要出现的。看看我们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其起因都会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社会变革的胜利也往往是权力斗争结果的产物。即使是打着伟大理想旗帜的社会革命，也难掩饰革命家对权力的渴望与私欲，我们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我们不应该无端指责变革者所怀有的私欲，也不应该用超前的民主理念去指责进步中的不足，而要看重其现实行为所产生的进步效果。我们要学会利用现行官僚体制对民主法治有限的容忍度，全方位地推动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利用当权者的不同政治动机，诱导他们服从民意，强化消极动机为积极效果。
改革的历史经验多次证实，每一段历史事件的结局往往并不是某个始作俑者的初衷，无论薄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政治动机，薄的强人治政的进步作用是无可指责，在当前我们也只能支持他。其实，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需要薄熙来这样的过渡性人物。
薄熙来从政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想做大事的人都会得到一些人的非议，这很正常。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薄在大连执政时所表现出的执政理念是带有“西方文化”的味道，与他在重庆所提倡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念是随行就势的，一个人能随时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投机”客观现实，只能说识事务者为豪杰。只要中国的民主进程不断前进，像薄这样政治头脑灵活随行就势的人不太可以逆潮流而动，反而是平庸老实保守的人会做出大逆不道的蠢事，中国现实的政治局面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薄熙来现在能挺过来，得到社会的认可，走过了一段极端严峻的历程，他不仅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也面临着个人生死的考验，面对政治逆境的挫折，他不屈服不气馁，思想意识也得到升华，当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与群众的命运紧紧地接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产生了勇气，挖掘出自己的潜能，义无反顾地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民众办实事。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在社会上树立起自己应得的政治形象，受到广大民众的称赞。在客观上，也是对中国官场钦定接班人陋习的否定，是对传统的封建皇权意识的蔑视。即使认定他现在的所为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也是无可指责的，其实薄熙来的这种作法的实际社会效果与民主社会的竞选方式实为异曲同工。他在客观上已造成对一党集权体制最具威胁的挑战。现在国家之所以如此腐败之一就是政体内部没有公正的政治竞争机制。我们不应笼统地反对个人奋斗，我们要坚决支持个人奋斗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
按中国政治惯例，地方的权威不可能也不会超越中央的权威，民众一般不会认同“喧宾夺主”的佼佼者。民众只有在造反时才会产生反意识。而薄熙来打破这个政治惯例，使自己的威望在民间远远超过了中央，初步形成政治PK的趋势，现在任何人也不可能用政治铁腕来扼杀这种进步的趋势。
推动社会的进步一般有二方式，第一由上层主动推动，这就是改革，或由下层推动进步，这叫革命。薄的作法正是从上层推动社会的变革，重庆打黑唱红打破了政治腐败公正缺失的社会僵局，制止了共产党的颓势，提高了共产党的公信力，释放民众怨气，防止了社会暴气。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十年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人民认可的，上层不一定认可。如果他们认可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国家政治权力肯定要从新分配，这些上层的贪官群体政治视野极其狭窄，心灵极其猥琐，不愿意看到薄熙来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不承认薄熙来是使旧体制更好地良性维持的最佳人选。如果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支持薄的改革，人民满意，他们的政治特权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保留。建议他们看看“君主立宪”国家的改革史，也许会使他们清醒些。
薄熙来在2010年人代会上，回避了台湾记者的提问，内容是“关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为进入十八政局常委提供政治资本”。如果薄能有勇气公开竞选党的总书记是一件进步的大好事。党章规定党的总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党章对总书记的选举方式并没有细则的法律程序，党章没规定等额选举，你用了可笑的等额选举并不违法，党章也没有规定选举不包括竞选，所以薄一旦公开竞选也不违反党章原则。相反，现任总书记的“选举”实为个人钦定的作法才违背了民主精神和党章原则。
如果党中央能旗帜鲜明地支持薄熙来，因势利导地把重庆的唱红打黑的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共产党一定会深得民心。相反，还是像现在这样墨守成规，并对薄的义举持暧昧态度，同时却又喋喋不休地空谈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回避社会主要矛盾，拖延政治改革，敷衍民意，必然会使党的公信力继续下降，有可能暴发储蓄已久的政治危机。这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重庆打黑所得到的最宝贵的认知就是，只要共产党真心实意地改革，人民不会抛弃共产党。历史的文化积淀使人民清醒地知道，由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完成国家的体制转型是中国民主改革的最佳道路，人民再也不想做权力斗争的殉葬品。
党内的大大小小的贪官群体反对薄熙来是必然的，可是社会上一部分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也反感薄熙来身上的“文革遗风”。其实从“李庄事件”披露的内幕中可以看出薄熙来身上民主法制理念的缺失，这种缺失在我们身上也同样存在，这是传统专制文化的反映，我们不可能乞求一个人终身进步，但我们一定要利用一个人的一时的进步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薄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初现了你反腐败求正义的愿望吗，我们只能支持他继续走下去。非白即黑的观点恰恰是真正的文革遗风。政治效果大于动机，良好的动机不一定能产生意想的良好效果，好的政治效果往往是能综合平衡利用社会矛盾的结果，好的政治效果越显现，不良政治动机的负面作用也越会成为一种有益的政治教训，成为推动社会再次进步的改革动力。
任何一个社会进步都不可能是纯洁动机的产物。我们现在的社会进步从理论上讲，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新时代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理念是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完成资本主义性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是用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弥补我国欠缺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如果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纯正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质是一个改良的现代化的封建主义，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它的进步作用。利用旧的形式实现新的内容，这也许是中国国家体制和平转形的唯一良策。
我们要容忍一些我们过去不能容忍的个性。保守的旧势力是一种惯性积累的强力，旧体制的社会是靠压制对立面维持发展，民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消灭对立面，而是维持对立的统一和平衡。是在进步与保守的平衡中发展，在妥协中前进，这是民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中国的传统专制文化是不会接受的，而我们不仅接受民主的理念也要逐步学会接受民主的处事哲学。
在中国政界能出现薄熙来式的人物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进步，共产党内的民主也在发展。过去，共产党在用无情的暴力消灭自己外部阶级敌人的同时，又在毫不留情地清除自己内部的不同政见者，今天它还能做到吗？党内的民主化趋势正逐步向我们走来，也许由于薄的特殊的政治背影，使薄式人物的出现比我们预期的要早，现在在中国的官方，只有薄熙来的实际行动最主动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时间对薄熙来有利，也是对薄的考验，如果他能坚定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升华自己政治人格，尤其是自觉抵制政治权力的诱惑。人民会坚定支持他的进步，也会理智地欢送他走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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