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他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而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毛决心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作一根本的解决。评法批儒便为此而来。

第九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穴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核心圈中却不是什么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在此之前发表的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七．四”谈话中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

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当然，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单是存心和周恩来个人过不去，而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确切地说，是毛内心深处两大情结作祟的结果：其一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其二是文化历史观上的反儒情结。而批周不过是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罢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见文革已经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从此改弦更张，还要硬着头皮搞下去。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人身后的春秋褒贬。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大半，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渴望成为千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汁寻找解救之道。

为了摆脱困境，稳住文革的阵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设法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诸如公布《“571工程”纪要》和在文革发动之初写给江青的信这一类东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作者注），封杀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对批林整风运动画地为牢，只许批右，不准批左，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出自毛担心批林会危及整个文革遗产的心态。

然而，毛泽东这样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难题是：林彪明明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难以服人。更让毛恼火的是，其心可诛的周恩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下面挑动批极左，使得这出戏更加难以唱下去。

尽管批左很快就给压了下去，但毛泽东深知这种主张在党内外却大有市场，已经成为政治上集合各种反对势力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的一杆旗子，而周恩来则是其中的挂帅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对于这一点，是决然不能容忍的，为此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保卫文革的圣战。除此之外，原来发动文革的那套说辞已经破绽百出，很难再自圆其说了，也需要换一个角度来为它辩护。

其次，再来看毛泽东的反儒情结。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种尊孔读经的家学薰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塾时，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汤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恶和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