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锺，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公开以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理念与他本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么法术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父子二人的性格特徵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乾纲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因，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回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和假道学的气味。这种为人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所鄙夷不齿的。
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不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誉，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主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恩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便是毛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藉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加难缠的对手，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心机，寻找合适的题目。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审查林彪反党罪行的专案组，负责清查林彪一干人的问题。在表面上，专案组是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则由江青一手掌管，直接对毛负责，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毛本人拍板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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