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沟等一类的活动来说，是完全统一的。有些村民小组每年要求组内农户出10个义务工，每个义务工按30元折合计算，不愿意参加的则可以交钱代替，所谓以资代劳。而义务工主要用于春播之后与冬播之后的清沟和清淤。每年年底结算一次，每户农民根据其田亩的多少，将总的需要出的义务工数平摊到田亩面积上，因而，农户所要承担的任务与面积挂钩，完成了的不需要再出钱，没完成的则将钱拿出来，村民小组再根据情况，将这部分钱拿来支付那些出工较多的人。因为农闲时都在家没什么事情，当这些成为硬性制度时，农民一般都会参加，不参加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亏本”。一位农民说： “大家都去，如果我自己不去的话，那我就肯定吃亏了，因为我反正呆在家也没什么事，除非我能够一天赚的钱比出义务工还多，否则不去就是损失，但是，要想赚钱比义务工的价格还高一般是很少的，再说，即使有这种机会，也并不是整个冬播过后天天都这样，因而，我们还是愿意出义务工，那些不出的往往是在外面做生意的，但那毕竟是少数。”
取消农业税费后，乡村组三级都失去了在农田水利上的统筹能力。这是“责任”的彻底改变，农户变成在土地上享有绝对的权利，但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乡村组因无法统筹农田水利，于是，原本有序的农田水利也就变成了分散的农户各顾各的情况，组织已经没有了地位，也没有了身影。因此，农民最直观也是最准确的评价就是“当前的农田水利之所以这么差，就是因为没人管了”。而他们最直接的对以前农田水利之所以搞得不错的印象，就在于“以前有人管，乡镇干部和村组干部都管。”
农民说的完全正确，有人管与没人管是决定农田水利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重要原因。“管”的实质就是从组织的角度来说的，我们的理解是，管字上的“竹头”就像是一群人，下面的“官”字其实就是在一个“空间里”负责“两张口”的问题，进一步理解，也就是由“官员”来负责“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直接关联，与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直接关联，现在的情况就犹如“管”字下面的“官”字没有了，独留一个竹头所组成的众多散落的个人在那里自救，如此，农田水利焉能不出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农田水利中，组织的缺位怎能不导致问题的产生呢？
因此，农民又说，“农田水利建设与维护，总要有个人牵头才行，没人牵头，大家各顾各，哪能搞得成呢？”这话我们在调查中总是不断听到。“牵头”就是具体的组织问题了，牵头的本质是组织动员，而管则是在牵头成功后，具体来负责组织实施具体的事项。而现在的情况则是，首先无人牵头，其次无人来管。也就是说，既没有组织动员，也没有组织实施，整个农田水利全部交由农民自己自生自灭。离开乡村组三级组织，农民事实上就不能很好地表达其公共品需求的偏好，也不能克服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和解决钉子户的治理问题。实际上，公共事务的治理，其关键在于如何统筹，因此，一切分的办法都无益于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越是与统筹背道而驰的办法越会加剧公共事务的治理失序。
而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则主要是弱化乡村组织的统筹能力的。因为，我们的假设就在于，之所以当前的农田水利等一系列困境的造成就在于“乡村干部太坏”，或者说其“做坏事”的能力太强，典型的如收取高额费用，增加农民负担等。因此，为了防止乡村组织“作恶多端”，就必须要弱化其“作恶”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将当前所有事情都看成是过于“统”所带来的问题，因而，我们都采取“分”的办法，分是最好的瓦解统的办法。对于乡镇而言，取消农业税费对他们可谓是釜底抽薪，不允许其“增加农民负担”了，因而，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让乡镇暂时维持运转，其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基层稳定。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无疑是进一步瓦解乡镇的统筹能力。原来，乡镇还可以比较有效地管理水管站，通过从农民那里收费，然后统筹支付给水管站，再由水管站来统筹规划和安排全镇的农田水利，特别是对泵站等排涝设施的有效管理，与对渠道的清淤工作的组织，以及防汛等工作，应该说都是比较不错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水管站名义上推向了市场，实质上与政府的关系又暧昧不清，因而，反而比改革前更加混乱，而水管站的角色也由原来的预防与常规工作为主变成临时性应付为主，其统筹管理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技术化。然而，这种做法只会加剧水管站变成水利服务中心后，事实上无法提供此前水管站所能提供的服务。而所谓“以钱养事”的内核其实就是想去组织化的，所谓钱要用来养事而不养人，实际上就是不养组织，而离开了组织，事还能办得成吗？农民说“没人管了，农田水利就变差了”就是这个道理。
村一级的制度改革，对农田水利影响最大的便是取消村民小组长。小组是一个最小的排涝单位，这是历史留下来的结构，任何想回避这一结构的做法都可能会遇到困境。农民说，“没人管了”，最直接的感受还是来自于小组长的被取消，原来在一个排涝单位内，总有小组长来统筹协调，如每年春播和冬播过后，统筹安排清理四沟，按照由乡镇分配给村里的任务，村再分给组的任务，组再统筹安排，将全镇渠道清淤工作分包到每个农户，每一段都责任到户。但取消小组长后，整个小组内都 “无人牵头了”，一个排涝单位内的每个利益主体全部成了分散的各顾各的“马铃薯”。
缺乏统筹后，所有农田水利工作其实都无法正常运转。就一个小组而言，因为没有小组一级的统筹安排，每个分散的农户都无法达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农田水利。以清淤为例，甲清了，如果乙不清，那么雨水一冲刷，乙农田的泥土就会将甲清好的沟重新淤塞。一个村内，因缺乏村一级的统筹能力，每个渠道各小组所负责的一段同样会因为无法统筹联动而无法达成一致行动，丙组将自己的农田四沟全部清好，可以将水顺利排出，但丁组不参与，他们农田中的水就会全部排往丙组，这样丙组也不同意将四沟和渠道清好和维护好。一个乡镇内，缺乏乡镇一级的统筹能力，各村也同样无法联动以达成一致行动。以李市镇为例，贯穿全镇的总干渠经过众多村庄，如果下游村庄清淤了，而上游村庄不清淤，那么下游村庄就会重新被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淤塞，因而，下游村庄也不参与。同样，如果上游村庄清淤，下游村庄不参与，那么，即使上游排水通畅，但下游堵塞，仍然不能将水顺利排入大江大河。由此，我们会发现，在乡村组三级组织都没有统筹能力的时候，所有农田水利建设与维护都会陷入失序。（三）社会困境
制度困境和组织困境既是当前农田水利困境中最重要的层面，但又并非根本层面。真正造成当前农田水利出现如此多的困境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而社会层面归根结蒂便是人的问题。这仍然好比是治病，病本身是当前的现状，但根子还在病人自己身上。农田水利尽管需要配套的制度及其实践和组织及其管理，但这些制度和组织都必须与人对接，也就是与具体的农户对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农田水利的困境不简单地是制度问题，也不简单地是组织问题，更不主要是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合作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如何理解人的问题，我认为从技术路线的失败可以窥探一斑。如渠道修建后，如何解决漏水的问题以及渠道淤塞的问题，从简单的角度来说，只要坚持清淤和每年春播和冬播过后将渠道维护好，其问题就不会太严重。但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无法解决，才会使得漏水问题和淤塞问题严重起来。从技术的角度，我们将渠道建成三光渠或U型渠，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目前的农田水利现状告诉我们，问题依然存在。如我们在上述第三部分谈到的三光渠和U型渠遭到毁坏的情况。每个农民都是理性的，他们都有极强的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尽管长期来说，个人也会因此受损，但在短期内，个人的理性做法却是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因而，每个理性的个人才会将好好的U型渠砸碎，让其方便过水到自己田里，将三光渠挖开，以方便水排出。由此，我们会发现，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光靠技术路线的任何改善都无济于事，且成本也会极其高昂。申端锋说，“技术路线走到极端就是走上以色列模式，每块田里都装好一个水表，所有水全部商品化，要用时打开龙头，不要时关掉。”但是，中国一方面显然无法负担如此高成本的水利，另一方面，即使灌溉可以采取此种手段，但排涝则完全无法采取这种手段。灌溉也许可以通过流量来计算，但排涝实际上是无法精细量化的，只能以公共品的色彩来提供。以张巷村或其在的李市镇为例，U型渠和三光渠不行，是否我们可以从技术角度考虑更加牢固的渠道呢？比如说，换成钢铁建成的渠道，但既然用一般的铁锹可以敲碎U型渠，也就可以用电锯锯断钢铁建的渠道，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因而，如果推展到极端状态考虑，那么，即使建成钻石渠，农民也同样可以毁坏，如不清淤，或者，你请人清淤，你前面刚清完，后面便被垃圾重新淤塞，又或者，作为理性的小农，我偏偏要将土将你建的钻石渠填平，然后在上面栽上农作物，对于集体来说，也许填塞一小段渠道可以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但那并非填塞渠道的个人的损失，相反，对于破坏者而言，他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哪怕是增加1元钱，相比于他不破坏而言，那也是增加收入了。同理，我们可以理解堤面和堤身为什么遭到如此多的毁坏，却没有及时修复。因为，当地乡村干部也很清楚农民的这个特性，你今天去把堤填上，农民明天就把土给你拖走。你能填多少，农民就可以拖多少，他们自己用不完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卖给需要的人。总之，无论你从技术上想什么办法，农民都可以为了使自己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将你的一切努力破坏。
因而，我们会发现，水利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水利问题，或者说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问题。水渠漏水也好，淤塞也好，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得其不淤塞或不漏水后仍能持续利用，要想做好这一点，就必须要考虑与这些硬件对接的农户的问题，也即回到人的问题上来。不弄清这一点，仅就制度而谈制度，仅就组织而谈组织，都只会做无用功，最多也只是缓解一下情况，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沙洋地区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沙洋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农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才能与这样的人相适应？又或者说，这些人就摆在这里了，作为国家，你如何治理？如何使他们变成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这才是考验我们的智慧的地方。
我认为沙洋农民是现代农民，其特点非常鲜明，个人十分理性。如果略微拔高一点说，沙洋农民就是现代公民。现代性的核心应是理性，这种理性既可以说是社会的理性，也可以说是个人的理性，而本质和基础还是个人的理性。而沙洋农民显然具备这一核心条件。只要我们去调查其农田水利或其他方面的相关情况，又或者，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当前农田水利现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现代农民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需要我们去想象。
沙洋农民的私人权利观念十分发达，这从我们对他们在农田水利中的纠纷的描述便可以看出来。当一个私对一个私的时候，这种私权对私权的侵犯就会造成严重的个人之间的冲突。比如，如果甲将乙的水拦住，那么，乙就不会善罢甘休，除非，甲所拦住的不仅仅是乙一户，还拦住包括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及子丑寅卯，那么逻辑就会不一样了，一定是私权可以得以实现，而公权可以合理合法地遭到侵害。私权发达，且私权意识如此浓烈，这也是现代公民难得的特质。当然，也许这种现代公民的特质还不太完全。比如，公德的缺乏，以及为了私权的实现，可以对公权任意践踏的现象还不完全符合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的标准。但是，仅以其个人理性与私权彰显，就可以看出，其现代色彩已非一般农村的一般农民所具有。但恰恰是这样，我认为，对沙洋农民的研究才有意义。尽管其他农村和其他农村的农民未必如沙洋农村和沙洋农民那样，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必然要迈向现代的话，沙洋农民的现在的特征可以说就是研究当前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一个理想类型，尽管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差异，但如果个人理性的增长和私权的发达都成为一个趋势的话，沙洋农村和沙洋农民就具有普遍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待沙洋农民现在的特质，我们就会抛开以传统的标准，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其进行指责的做法，而是客观理性地看待他们现在的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这不简单地是一个所谓的个体极端理性从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国家应如何治理现代农民甚至说现代公民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农村社会迈向现代，农民成为现代农民或现代公民后，公的事业如农田水利者就必然会出现如当前李市镇农村那样的局面。而之所以会有当前困局的出现，就在于我们对农民仍存在于想象中，我们仍沿用比较陈旧的办法或切错脉后开错药的办法所导致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没有弄清我们的农田水利所对接的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农民的问题。不清楚我们的制度所实施的对象的特质，以及我们组织所要管理的对象的特质，如何可能让这两个层次之间对接并协调起来呢？其结局必定是出现当前系列困境。
解决了对农民的想象的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会有当前困境的出现。当我们已经清楚地明白了现代农民的个人理性与私权发达的特质后，我们再检视我们当前的制度。我们恰恰是没有按照现代规则来治理农田水利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私权损害公权的问题束手无策甚至是纵容。如水管站去治理刨堤种植时的猫怕老鼠式的做法，显得如此理不直气不壮，这种做法并不是亲民，而是害民。因为你今天不治理一例，将来就会有很多例，而到现在就是非常多的这种例子，可是，假如雨水足够大，因为刨堤种植而造成堤的垮塌呢？这就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猫在老鼠面前不出来明辨是非，甚至执法严明，如此糊涂，不会是老鼠的收敛，而最终会导致所有老鼠的毁灭。当然，我这里仅仅是为了说明道理，而用猫鼠比方。其二是尽管使用了一些现代社会的手段来治理农田水利，然而却是想当然地简单照搬，胡乱切脉，乱开药方，如以分为特点从而瓦解乡村组三级的统筹能力的市场化的改革思路。越是现代农民和现代农村，其实越需要现代国家的治理。沙洋农民是直接呼唤国家的，农民说的“没人管了”就表明，国家的“管”也即治理天然地具有合法性。同时也表明，只要国家真的“不管”了，就必然会出问题，秩序必然会无法维系。当所有农民个体均以理性和私权两者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时，任何村社内部的“牵头”的人就无法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只有现代国家才可能完成这种治理任务。要解决所有这些困境，国家不仅不能退出，而且也不仅仅是介入，而是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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