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勤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对太史公所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其后，政治局明显加快了解放邓小平的步子。几天以后，关于邓复出后的工作问题终于有了定案，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据邓榕怀念其父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说，邓在结束了三年多的流放回到北京后，曾专门去看望了周恩来。当时周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他们在历尽文革劫波之后重逢，本来感慨良多，但两人之间的话却不多，其中原因不言自明。邓本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话虽不多，周却有意识地对邓做了团结争取的工作，说了交心的话，帮助邓分析了将要面对的处境，介绍了江青等文革派的情况，点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还帮他选择了保健大夫。
然而，毛泽东放邓小平出山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仅仅当一个普通的副总理，而是考虑让他全面接掌周恩来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特别是看到邓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的表态亮相后，毛决心采取非常步骤，让邓尽快重返权力核心。就在批周的会议结束后，十二月中、下旬，毛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平，说了一大堆好话，提议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其实，毛的本意是想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固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不会藉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藉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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