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中央集权和“一言堂”，对建立大帝国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东汉末年，这个大一统的帝国，却又一次面临分裂。这就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直到司马氏的西晋实现短期的统一，其后不久，又发生“五胡乱华”、十六国入侵，然后是长达170年左右的南北朝对峙。从东汉末年（公元220年）到隋王朝重新统一中国（公元590年），中间渡过了370年。这段时期，在许多正统学者眼中，也算是“乱世”，是个“黑暗时期”。
这段历史特别错综复杂。我只能通过几个侧面或片断去了解它。
一.魏晋封建与“反封建”之争
这一点，在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97年第一版）中有非常精彩的叙说。作者把魏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区别概括为：“非儒家”寒族的曹魏与儒家豪族司马晋之间的斗争。由寒族出身的曹操在建立魏国时其用人的方针强调“才”而否定“德”，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事实上，在前朝腐败的统治下，“德”实际上成为一张腐败的遮羞布。而与此相反，豪族出身的司马懿则服膺儒家，“重孝、重礼”，要提拔当官的必须是“孝子”（这个人事政策在汉朝就采用，一时各地“孝子”都纷纷为死去的父亲修造石墓，从而产生了“画像石”这种艺术）。我们读《三国演义》时，都不能不惊叹曹操手下名将如云，谋士成林，所以他能打败豪族出身的袁氏家族，但是他崇尚“申、商之法术”，重刑罚，“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加上子孙无能，终于被司马家族所灭亡。司马家族虽然尚奢侈，但懂得收买民心，在豪族强民的支持下，先后灭魏、蜀、吴而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晋王朝。然而，晋武帝在灭吴后，就罢州郡兵而恢复分封制度，“大国有五，次国有六”，再加上一批小国，结果造成“八王之乱”，使西晋王朝（公元265至316年）仅存在了51年。我们从这段历史可以说，曹操是“反封建”的，但可惜不懂“民为贵”的道理，迷信法术，其统治也长不了，而晋武帝的举措，则可以称为“封建复辟”。
二.魏晋的玄学与“清谈”
魏晋是继东周“百家争鸣”后又一个学术繁荣时期，其主要特征是玄学的兴起。这种玄学是以老、庄、易等“三玄”为基础而发展的一种抽象哲学。东周“百家争鸣”时期的孔、墨等学派，侧重于伦理道德和政治方面，只有老、庄和阴阳学派涉及了一些哲学的基本(抽象) 命题。被称为儒家倾向的《易传》则把本来用于卜筮的《易经》哲学化了。他们的思想被玄学系统化和深化，形成了中国的抽象哲学。
这种玄学的探讨是以一种“清谈”的方式进行的。所谓“清谈”，与我们今天泡茶馆或咖啡馆闲谈绝然不同。它有严格的程序和仪式，使参与者有一种从事高深脑力劳动的感觉。它所探讨的内容有：“有无本末之辩、自然名教之辩、言意之辩、才性之辩、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君父先后之辩等，涉及到哲学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人性论与人才论及其他各种幽微要渺之理，发前人之所未发。”它进行的方式有多种，较普遍的是二人辩论，一主一客，由主方先发言提出论点（叙理），然后由客方提出问题或驳斥（作难），经过几“番“，可定输赢。（以上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魏晋清谈》，唐翼明著）。这完全是一种平等的讨论，没有以势压人的气氛。这是穷究真理的一个有效方法。
后人有一种“清谈误国论”，把西晋的灭亡推在参与清谈的知识分子身上，实在是一大冤案。它反映了保守派把学术问题限制在“实用”范围，以及要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地去背诵经典，不要有自己的见解，更不宜公开辩论的一种企图, 加上对抽象哲学问题的歧视所致。
三.“自由知识分子”----名士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另一突出成就，就是涌现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有一幅傲骨，不媚上，不从众，有一种独特的“名士风度”（如“竹林七贤”）。鲁迅专门描写过他们。用文革的观念来看，他们纯粹是一批“臭老九”；用更现代的词汇来说，可称之为“自由知识份子”。在他们当中，涌现了“建安风骨”和陶渊明的诗、左思的赋、顾恺之等的画、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等传世名作。正是这种独立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得以在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使我想起曾经一度在我国流行的知识分子“皮毛说”，实质上是否定了知识创造财富的作用，好像只有“工农”才是财富的创造者，更否定了知识份子为发展自己的学说而必须具有的独立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训的。
我们也可以从建筑看到知识份子的变化。上面左图是西汉的礼制建筑----明堂，皇帝在这里召见“贤士”，听取他们对国事的建议，如汉文帝之于贾谊。但后者只能等皇帝重视他时才有前途，他的太子学生坠马死去后，他也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抑郁而死。右图是魏晋时代的住宅，它们紧帖自然，房主们在这里悠然相处，可以进行“清谈”式的讨论。这两种建筑风貌的差别，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社会环境的不同。
四.民族的交融
西晋灭亡（公元316年）后，中国的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之乱。所谓“五胡”，指的是汉族统治区周边的一些民族，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他们相继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国家（也有汉族的，有的文献上说实际上是二十多国），互相打来打去，到436年才由鲜卑的拓跋氏的北魏（都平城，即现大同）统一了北方，形成南北朝对持之势，从全国来说，仍处于分裂状态。
五胡十六国的战争，当然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是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我在这里摘录一段话：
“频繁的民族交往、斗争和融合、同化，使先后入居中原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少数民族，到南北朝时期逐渐丧失原来的共同体特征，成为汉民族的成员。内迁少数民族是富有生气、充满活力的，它们纷纷汇入汉人队伍，给这个古老的民族注入了一股股健康清新的血液。对比前代，南北朝时人在饮食、服饰及各种日常用具和生活习惯上，表现出很多“胡”化现象，汉民族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美观和实用。在精神文化方面，胡乐、胡舞、《敕勒歌》类的牧歌开始成为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隋王朝的杨氏、唐王朝的李氏，在他们皇族的血液中都有鲜卑人的成分……”（《中华历史通览：南北朝卷》，曹文柱著，中华书局，2001年）。
在这种交融中，突出的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公元494年，他从平城迁都洛阳时下令：鲜卑人均需改穿汉人服装，并提倡与汉人通婚。作为一个外族征服者有这样的改革勇气，是相当不简单的。
同一文献中还肯定了“隋唐的许多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源于南北朝……唐初社会的兼收并蓄、开放开明的风气，在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上，统治者所表现出来的博大胸怀，都是南北民族融合同化成果的反映。” 这个论断，很值得我们注意。
四.佛教的传播
佛教在东汉时就传入中国，在东、西晋、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期间进入第二高潮，传播极快。在这段时间内，名僧法显去天竺取经、鸠摩罗什等来华译经，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开始修造。这种传播的高潮出现在北魏迁都洛阳时。据《洛阳伽兰记》载，洛阳城从东汉明帝时（68年）建白马寺，到312年只有佛寺42座，而在北魏迁都至此后，却很快增加到1367所，最大的永宁寺内的佛塔竟高达1000尺（约130多米）。当时南北各国的统治者大多欢迎佛教传来，因为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一种精神依托，就像天主教在欧洲的扩散一样。但是，许多僧尼除免除税赋外，还可用各种方式敛财，因而一度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负担，这一点，又与欧洲情况相似，所不同者，佛教没有像天主教那样设教皇，临驾于君主之上。
尽管如此，佛学传入中国，大量佛经的翻译，仍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形成了中国儒、道、佛三大体系的鼎立。其中，儒家学说重伦理、道家尚自然，而佛学在逻辑和辩证思维上有突出成就，三者恰好起了互相补缺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综合思维体系。
在西晋灭亡前后，大批北方士族迁涉江南，与江南士族发生交融，也对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起了推进作用。例如南朝的梁武帝本人，在学术上就很有成就，他的儿子昭明太子所编汇的《昭明文选》，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另外，像《文心雕龙》这样的巨著，也诞生在这个时代。
在阅读这段历史后，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学术思想和文艺创作的繁荣时期，往往会发生在一些“乱世”----“黑暗时期”（如近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而到了“治世”，却反而走向沉寂和拘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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