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江青一班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向毛泽东大进谗言，却不料毛已决定在批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非但御状没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对周恩来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戒心虽然并没有因暂时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消除，但也并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样的反骨，敢和派去挟制他的邓小平联手“抢班夺权”。老于权谋的毛一眼便看出这是江青想借刀杀人，故意危言耸听来激怒自己，以达到倒周、贬邓，由她那一派独掌大权的目的。
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争气，实在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胡闹，毛十分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他对今后权力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为政局营造某种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周恩来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脱裤子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泽东本来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他安排的权力格局中携起手来，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为文革保驾护航，却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顾大局，一再惹事生非。毛已经警觉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招呼和劝告，和张春桥等人抱成一团，在政治局内搞小宗派，称王称霸，已经引起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不满。现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邓二人同时搞掉，如果真的依了他们，势必造成江青一派独大的局面，到头来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这是深谙统驭之术的毛所不能答应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为此，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抬举邓小平来反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监管唯江青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则有意利用这种两派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控。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他们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进行调解，平息这场风波。鉴于江青是在蓄意闹事，闹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不动声色地拉邓一把，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争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不动声色地先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走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跳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是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周恩来在解决“风庆轮”风波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定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决定，使得自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周氏如释重负，甚至还有某种受宠若惊之感。他虽已重病在身，却不敢丝毫懈怠，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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