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思想原创者，而且是中共八大政治决议的主持起草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可以说，八大的正确路线，主要建基于八大的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之上。八大的成功举行，毛泽东首当其功！然而，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却很快否定了八大政治决议的主要观点，进而成为八大政治路线的首要颠覆者。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2]从八大政治报告的思想原创者，到八大政治决议的主持起草者，最后到八大政治路线的首要颠覆者，党的领袖经历了极为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八大路线随之被束之高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惊叹。
八大以后，国际国内出现的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促使毛泽东对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不断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在国际方面，波兰和匈牙利的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促使他重新认识和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1956年11月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他提出：“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①] 11 月10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②]此后，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五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就东欧问题发表一篇文章。文章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的，先后八易其稿。12 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由斯大林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提醒人们绝不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丧失必要的警惕；在国内方面，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显现，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的事件。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各级干部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处理经验。多数仍然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事件、罢课事件和退社事件，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
1957年2月，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发表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讲话的总体立意是指出了我国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前者属于对抗性的矛盾，需要在分清敌我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专政手段加以解决；后者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需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民主手段加以解决。毛泽东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的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③]在他看来，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时毛泽东对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还是充满了自信。尽管他把讲话的重点放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④]这时，毛泽东已经出现了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转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萌芽。他明确断言：“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⑤]此时他最担心的问题，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他说：“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⑥]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实践中，毛泽东获得了教育全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灵感，并且对运用这种模式彻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谁胜谁负的问题感到胸有成竹。文章正式发表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对部分标题和有些地方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为了进一步推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⑦]毛泽东认为各级党委还没有对此问题加以足够的重视，因此他特别要求：“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⑧]然而，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反应却让毛泽东感到有些失望。
为了迅速掀起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矛盾问题的讨论热潮，毛泽东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他沿途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发表了四次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是对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这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的思想也有些混乱，不少党员干部很担心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为了消除人们的思想顾虑，毛泽东在南京讲话时指出：“中国的情形和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⑨]到了杭州以后，毛泽东更是认真听取了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主动了解社会各方对讲话的反应。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刘子见提出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他说： “八大决议指出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毛泽东回答：“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⑩]这是八大以后，毛泽东明确批评八大政治决议的开端。
为了引导人们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表示：“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11]事实上，通过南下，毛泽东更加鉴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的讲话在党外反映热烈，在党内却反映迟钝。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有关方面开会，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这段时期的工作，认为《人民日报》没有对上述两个讲话进行及时重点的报道，是在非党报纸面前丢了全党的脸。[12]他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形势，毛泽东在同年4 月19日为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党组，在接到指示的十五天内，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中央。[13]
各级党委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反应，促使决心提前发动整风运动。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运动的主题。”[14]文件对整风运动的对象、运动开展的方法和步骤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4 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5 月 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强调：“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15]可以看出，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全党整风的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然而，随着整风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逐渐出现了各种批评，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以醒目的标题被刊登在国内报纸上，并且在党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毛泽东原来乐观地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情。他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给党内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各级党政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但是，当各种批评意见集中刊登出来以后，毛泽东始则一惊，继而以怒，最后决定采取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力求将牛鬼蛇神一网打尽。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随之转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
对反右派运动不恰当的高度赞扬，为毛泽东重新评价我国的阶级形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新的认识依据。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6]在他看来，中国也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需要进行新的判断。
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批评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一次比一次明确，一次比一次肯定。9 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 “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是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17]10月7 日，他进一步表示：“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不适当。”[18]10月9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的总结性讲话中明确否定了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八大决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八大的路线就有必要随之加以响应的调整。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0]刘少奇的报告不仅得到了毛泽东“势如破竹”的高度评价，[21]而且得到了中共八大二次的一致通过。
八大路线，既不同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们都有比较明确的文字表述，而八大路线的存废却主要基于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八大二次会议已经正式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那么就很有必要根据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对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相应的调整。八大二次会议最终一致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新的路线已经闪亮登场，旧的路线自然黯然失色。尽管八大二次会议并没有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宣布放弃八大路线，但是它在实践中已经被正式放弃。
毛泽东是中共八大政治路线的首要颠覆者！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