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家公司近两年来拒发130多名民工的600多万元工资，两名农民工屡次讨薪无果爬上塔吊，一住就是68天。贵州六盘水市政法委副书记为劝说两人下塔吊承诺支付工资。走下塔吊后两人被拘留，其中一人至今未释放。(8月27日《华西都市报》)
当“农民工”、“屡次讨薪无果”、“爬上塔吊”、“一住就是68天”、“下塔吊后被拘留”这些悲情的字眼被同一个事件所串联起来，呈现在公众面前时，非常容易激起人们道德上的义愤。但是，在评判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最基本的事实。
据被指控为拖欠各种款项的一方表示，爬塔吊的两个人并非农民工。虽然我们不能仅凭这一说辞就偏听偏信，但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两个人的农民工身份是存有疑问的。两人之中有一个人在工地上投入了部分资金，同时也在现场从事管理工作，另一个人则是购买了一台吊车，自己当司机。并且从他们被拖欠的资金数额看，分别为46万元和10万元，都不太像农民工的资产实力。
为什么两个看起来并不是十分符合“农民工特征”的当事人，也愿意把自己包装成“农民工”，并以“农民工”最为悲情的表达方式----―爬高楼或者爬高塔，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呢？这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艺术”和“农民工”的身份勾兑在一起，可以产生最好的新闻效应，再没有比把自己包装成为农民工群体“悲情代言人”更具震撼和传播效应的方法了。
在这个被围观就意味着权益能够得到保障的时代，一个诉求能够被围观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诉求表达者，都想方设法炮制“围观效应”的原因所在。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这两个人事后被证明不是真正的农民工，是不是我们的围观善意被欺骗了？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下结论，因为不管两人是否为农民工，这件事暴露出来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也是不争的事实。
即便把农民工爬高塔讨薪还原成为资金往来上的纠纷，但其能让两个人呆在塔吊上68天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是让人感到很悲哀的一件事。虽然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谁能爬上塔吊或者说谁在塔吊上呆的时间长谁就有道理，但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生活得体面和有尊严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谁愿意这样秀上一把，何况还是爬上塔吊一呆就是68天。
原本应当是通过正当途径，比如调解、仲裁或者诉讼表达的诉求，到现在却变成了悲情的比拼，这一方面说明正当的诉求表达渠道并不畅通或者说即便畅通也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更说明即便通过“比惨”或者“比悲情”来表达利益诉求，也需要不断地挑战大家对悲情的想象力底线，因为只有那些悲情到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才能唤起更大围观的力量。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想想当初，一个农民工爬上高塔很快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在高塔上也不可能呆上多长时间，可现在爬上高塔的持续时间竟然延长到68天。这说明，如果正当的诉求表达一旦变成悲情的比拼，其结果只能是没有最悲情，只有更悲情。
对于这起事件，除了两个当事人的农民工身份外，还有更大的待解谜团，比如究竟是被控诉方拖欠各种款项，还是控诉方由于怕承担亏损“反咬一口”，但是，有130个左右的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一个正常诉求得不到很好表达的环境中，谁能保证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会因为屡次讨薪未果也同样走上“悲情比拼”之路？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