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学者：人民要共富，有人不高兴

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大家已经看了天则研究所关于“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的纪要。这份纪要在天则研究所的网站上没有挂出来，我是从网上一些论坛、博客中整理的。这份纪要比较长，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不过大家看后肯定有很多想法和观点，所以赵老师提议大家聚一聚，谈谈各自的看法。下面请赵老师发言。　　

把大家聚集起来座谈天则的这个讨论会，本来不是我的想法，最初是李宪源老师的建议。我觉得李宪源的建议很好，所以让易淼把那个纪要下载给大家看。　　

在7月30日举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天则研究所把重庆模式列为中心议题，名之曰：“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家想想，右派是怎样对待重庆模式的？从不屑一顾，到疯狂漫骂，再到现在的“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重庆模式越来越不可小视。　　

近半年多以来，重庆模式一直是我们成都左派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基本立场不同，我们与天则所的看法显然属于“道不同”的范畴。按理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既然右派开始关注左派才上心的话题，那么，左派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搞一个“互动”呢？　　

有几个人的认识，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这也让我多少改变了对“个别”右派的看法，比如秋风、王占阳、杨平等人，我尤其要提到那个田博士，他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对重庆模式的认识，比起满脑子浆糊的茅于轼和蔡霞，要清醒多了。可见右派也在“与时俱进”。这再次证明了那个道理：人不是教育出来的，而是教训出来的。　　

茅于轼的发言要给研讨会定调，还是普世价值那一套，他说：“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世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评价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应该用什么标准呢？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标准。但我相信，被茅于轼津津乐道的普世价值忽悠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少。我就不跟茅于轼谈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根本就不在一个境界上。为了大家能做起码的交流，我就按茅于轼的“普世价值”逻辑来讨论吧。　　

什么是普适价值？茅于轼说：“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OK，很好！且不论美国侵略伊拉克、北约轰炸利比亚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说美国要中国就“瓦格良”一事作出解释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拿茅于轼下面这句话作案例吧：“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

茅于轼刚才还在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转过脸去就把自己“所欲”的垃圾，当做别人也一定“所欲”的宝贝。问题是，既然“他没有说过”，你茅于轼凭什么要“己所欲，施与人”呢？ 　　

如果我按茅于轼的逻辑断言：“虽然你们还把普世价值挂在嘴上，我相信茅于轼也不见得相信普世价值，当然他没有说过”，我敢打赌，茅所长肯定要跟我急，质问我为什么“己所不欲，还要施于人”，并谴责我“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缺乏基本道德”。　　

别看茅于轼口口声声普世价值，其实他自己一点也不“普世价值”。　　

至于那个蔡女士，满口“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暴民政治”，俨然一副正在与“独裁”、“专制”、“暴政”做坚决斗争的自由主义卫道士。我不知道此人是谁，“百度”了一下：　　

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北京市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国家教育部干部教育学院客座教授，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人事部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　　

蔡教授的学术贡献几何，我无从评价；然其政治背景，想必不会引起歧义。那么，这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是怎么研究“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的呢？　　

蔡教授说：“重庆让我去做干部教育，我久久不去，我不想过去。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他唱红，以一种半行政方式，以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推向全国”；“他的产生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前进趋势而是倒退趋势”；“党的历程是很艰辛的，这个不能忘记。但是，反过来你看他强化的是什么思维呢？是暴力对抗的政治极端思维”；“唱红是温柔形式的心理威慑”。　　

----瞧瞧，“倒退趋势”、“暴力对抗”、“极端思维”、“心理威慑”，蔡教授真能给“唱红”扣帽子。就算唱红有“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的嫌疑，这又掘了谁家的祖坟，犯了哪家的王法呢？众所周知，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基本区别，前者敢于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而后者却极力掩盖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尽管后者天天都在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　　

蔡教授说：“浙江用我们南方的话讲叫做闷声发大财，我觉得浙江应该是中国的趋势，为什么？浙江很多年来都不讲明显的意识形态”。　　

----都啥年月了，蔡教授还在“鸡的屁”上摆pose。摆pose也就罢了，问题是，她还自称“我是搞党的建设的”。一个“搞党建的”,居然不准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搞的是哪家的“党建”？

其实她不是不讲意识形态，而是只准讲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看看她那么在意“闷声发大财”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不是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党建”，也只有极右分子才搞得出来，可是她却恶狠狠地说：“‘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有意的”。　　

----在蔡女士的眼里，“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缩小差距”就已经是“倒退”了，如果重庆还要“模式”一把，那就更是别有用心了。大家瞧瞧，这那里是什么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这不就是国民党教授嘛！我不是说她不能为国民党代言，也不是说她不能为多党制造势；而是说，如果她披着共产党的皮来为别的党喊冤，那就是角色错乱了。　　

她不仅角色错乱，而且逻辑也很混乱：“所有红歌我都会唱，我现在到卡拉OK里面点的都不是流行歌曲，都是红歌，个人唱红歌、群众自发唱红歌和权力主导唱红歌是　两码　事”。　　

----刚才还说一听到红歌，她就条件反射、两腿打颤，怎么自己唱歌“都是红歌”，而且也不再恐惧了呢？见过神马的，没见过这么神马的。蔡教授喜欢“个唱”，就把“个唱”、“合唱”、“组织唱”完全对立起来，强词夺理，自以为得计，不过是再次践踏了茅于轼定义的普世价值而已。　　

有意思的是，这位听见红歌就股栗的蔡教授，毫不讳言她曾经的经历：“这个唱红不要认为就是唱，唱红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威慑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都有感觉，我是经历文革的人，那时候我是中学生，我们也在唱红，我们搞红卫兵运动，全国大串联什么没有干过，我们斗老干部，什么没有干过？都干过。”　　

难怪蔡教授如此生猛。据鲁迅的看人经验，蔡教授这类人物八成是要进入“贰臣传”的。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对这类人物有过很深刻的描绘：　　

“我所谓的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商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的时候，就用共产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　　

寥寥数语，活画出这类人物的“生猛骁勇”来。作为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奖的获得者，“时势变了”，为了“不变其阔”，你可以“改主义”，也可以“不失其骁”；但我以为，你至少不应该披着共产党的皮来当这类“骁将”吧，这算那门子的“骁”？　　

咱们四川有句老话，叫做“xxx的话都听得，耗子药都吃得”。这句话用在茅于轼的身上，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这不，才消停几天，茅于轼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7月30日茅于轼他们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由“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会，茅于轼作为主持人在会议开始时定了个调子，认为民主、法制、平等、自由这些普适价值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因此，比较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哪个更好，还是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看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这些普适价值。我猜他的本意是想通过他的定调，最后得出广东模式优于重庆模式的结论。因为，在他看来，广东模式可能更符合他的普适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从网上公开的会议纪要看，这个会开了一天，从上午比较到下午，最后也没有比较个所以然出来。倒是这些精英以外的人民比较出个所以然出来了。据权威杂志《人民论坛》7月21日至7月28日对23238人(包括分地区随机调查与网络调查)的调查显示，赞同汪洋的“分蛋糕不重要，做大蛋糕更重要”理念，即“广东模式”的民众仅有区区2%。这反映了什么？这不就反映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在吗？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国之根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你茅于轼不是认为广东模式更接近于你心目中的民主、法制、平等、自由这些普适价值吗，那你怎么解释广东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却同时弄出来个全国贫富差距最大（据说广东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5），“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汪洋语）的现实？你怎么解释为了在深圳办“世界大运会”，强行将8万多所谓“高危人群”提前赶出深圳，强行限制一般人的行动自由的事实？你怎么解释广东把在延安时期，你应该追张闻天那个。

王占阳： 当时专写毛泽东，张闻天那个东西也看了。

张木生： 他是1922年开始宣扬新政策，他都是围攻的产物，到今天中国也没有改变这个格局。但是，中国改变了什么呢？这34年的改革开放没白过，现在国有企业资产100万亿，国有银行存款100万亿，过去哪有啊？我是税务总局的，我对数字非常清楚，今年财政将超11万亿，社保会超2万亿，土地出让金3.5万亿，罚款去年是2万亿，今年得上3万亿。

王占阳： 最后给老百姓剩多少？

张木生： 国有企业还有2万亿利润。这块已经做的很大了，王小鲁、王艳丽、高云清，他们从三个方向算，脱离国家统计局连续三年，每年中国占人口不到10%的人还有一个9-10万亿分配，没有进入国家统计局。所以要钱，有的是钱。关键是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蛋糕不够大，不够分，这就使我们这些在农研室里面待了多少年的人，就想起来农民最开始那个最朴素的改革，交够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后来发现国家也好、集体也好，你不改变这个，他永远没有够。现在就是要改变这个的时候了，我觉得重庆在这点上就是在改变这一点上做出了贡献。

田博士： 很高兴第一次参加天则所的讨论，这样一种讨论也呈现出一些新意，我今天全天的观感就是大家讨论两个小白鼠的比较，而对小白鼠后面的人没有更多关心。下面，我对肖滨老师和秋风老师的发言说一些想法首先，我觉得肖滨老师这个PPT做的有点模糊，他讲的广东模式没有讲哪些是广东的实践模式，哪些是广东的理想模式，特别是后面的部分，就是公民社会、民主法制的概念，就是非经济的制度建构方面，更多讲的是广东的想法和规划。

肖滨： 不对，我的数据都是事实。

田博士： 数据是事实，但是很多制度性思路都是来自于中央，并不是广东首创。

另外，您也承认，他并没有上升为具体的更有效的制度成果，是广东随着国家民主改革进程继续企图领先的领域。我们发现广东至少有两个事件，我觉得广东在政治社会感觉体制上比较脆弱，第一个事件就是广东GDP保持20年高增长，但是农民工工资20年不增长，这样的劳资关系是不正确的，这样发展是没有正义的，效率是有了，公平牺牲过大。再就是大运会期间，深圳市搞的高危人群八万人清理运动，这个说明深圳确实经济发展作为改革排头兵非常厉害，但是在政治社会和管理体制上面并没有一贯的稳定的连续性的逐渐可信赖的法制模式。所以我觉得肖滨老师讲历史、讲领导人传统改革思路，这个很好，因为本来就是领导人驱动，但是我们讲的广东模式，大体上还是中国改革30年经济创新、经济成就脉络里面评价，我并没有看到广东模式政治、社会制度华的成果，真正可以被全国借鉴和使用，所以广东模式也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所以，肖滨规划的是未来广东，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重庆可能与主政者和视野和雄心有关，重庆模式为什么毁誉参半，因为重庆模式主政者薄熙来想解决所有问题，他不仅想解决经济发展，经济新的增长极的问题，从而使得长期困扰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和西部经济落后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他同时想在文化领域，甚至在伦理领域进行某种重建的运动。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有运动式的痕迹，他打黑，然后唱红，别的地方不敢唱红，他敢唱红。我们一直焦虑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改革导致我们信仰滑坡，我们不再有相对主流化的共识的社会价值，而这个社会价值谁提供呢？至少在唱、讲、读、传的这个完整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红颜色，红颜色可能是他灵感的迸发或者本能的反映，他很快做了一个修正，他把文化和传统也纳入进来。而文化重建的动作甚至超越了制度、超越了法制的秩序理性，他是民族生存方式的探索，这样一种公民教育，这样一种传统道德教育，在中国这种改革布局里面是不断被滞后或者不断被边缘化，我们发现薄熙来把他请到中间来，既使是他失败了也是中国文化重建、信仰重建的有利的探索经验。因为他胃口很大，因为他想一揽子经济问题，从经济发展、民生，到伦理重建、社会公平的重建，他本身就是一揽子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很短的历史时空内，比如两三年时间，来全面评估他这样一种过分拉大的改革指标体系或者规划的话，我们会发现评价的时间可能会过早，或者评价的尺度会跟实践之间难以产生历史上的可比性。所以，我觉得对重庆模式，包括对重庆模式的反对和批评都有可能为重庆模式的改良或者重庆模式的更加有利于其他地方借鉴的开放可能性提供这种建设。我相信所有自由派包括在场很多批评重庆模式的人，特别是这位女性教授对重庆模式全国推广性有特别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本身也会参与到重庆模式的历史生成过程中来。这样一个过程是特别好的中国公民社会，尤其是精英形成核心的公民社会参政议政的过程。实际上大家已经用自己的话语正式，包括律师界介入李庄案，已经参与到对重庆模式评价和修正中来。所以，我觉得公民社会已经在积极公民推动下在推进，而重庆模式不封闭，他是接受批评的，并不是说他已经做的很好了，他是把中国改革以来积累的问题凸现出来，他不仅对重庆人民而是对全国人民提出建议，接受其他外部的评论和修正，包括大家对他进行参观，我觉得在此意义上，大家不要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一个地方性现象，而且我认为薄熙来的心胸也绝对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好重庆。

张木生： 他就是再三说大家、谢谢大家，千万不要说重庆模式，没有。

田博士： 他这样讲也许是政治策略，他希望先做他的实践，而不希望在批评声浪中无法展开。但是，我相信他的关切是国家尺度，而不是地方尺度，因此我们都有责任参与到这样一揽子计划里面。

包括我们经济学者或者法律学者一直不谈的公民道德和文化重建问题，在他的这个一揽子计划里面，我们是有责任参加这个讨论的。另外，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我们发现它处于中国大模式改革洪流当中，大家对改革应该有一种理论性、规范性认识，改革不是常态的政治，是从非常的阶段到民主法制的过渡期，对此过渡期不应该仅仅做事实描述，而有理论的解释和概念对应。所以，我们发现无论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有反法制的倾向，都是有领导人创新性的想法，进行相应的东西，产生绩效对比的格局。因此，在改革的洪流中，如果过度强调法制形式主义的规范价值，就不利于激发中国人面对自己问题创造性解决的制度创新。所以对改革时期我们不要期望他立即结束，客观上也不可能结束，而是我们要理性的参与、去引导他，同时对他短暂的时间里面，对形式主义、程序主义法制价值相对削弱也不要过分的害怕，因为这是改革内在逻辑。第三个问题，就是可持续问题地因为这边太多学者都在质疑重庆模式里面的部分内容是否可持续，是否会人走茶凉。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我们理解我们的历史观，或者是改革演进的模式，我们当然希望常态化治理可以千秋万代。但是，我们知道历史转型，或者说社会转型会面临很多重大问题，在重大问题面前政治解决优于法律解决，而在政治之前人和资源必须是合法的解决。这个是在现在的权力结构示范的过程，就有计划性和权力指导的色彩。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薄熙来一旦做了这个重庆模式是否可以持续，而在于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对重庆模式本身的引导有多大？如果重庆模式真的走偏了，走歪了，实际上是中国全国的民主政治或者中国全国的开放政治失败，因为一个地方的试验是贡献给全国的，同时全国人民对他也有发展修正的责任，我们说他唱红打黑是反法制、文革式的语言，我们是有责任的。因此，实际上他是一种建议，某种先拿出来的东西，他程序不合法，甚至偏离法制，但是本身他是需要整个民族做这样的回应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特殊的创制新制度、解决新制度的进程，因此它是否持续根本不是学术理论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对他如何塑造、如何引导，如何创制到普遍可引导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而他是在特殊创制过程、立宪过程中的一个提议者，而我们民族的参与反映的是我们立宪的智慧，或者是立宪里面公民的责任，他秩序性并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首要目标是有效的解决问题，并且是通过这样一种参与，直面并且可持续的解决问题，而是否可持续解决问题，而不取决于最初问题的提议者和方案提出者，而是取决于全国的公益。最后，我们现在讲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为什么在我们单一制国家，或者是列宁主义政党蛋黄还没有变的时候还可以出来？就是领导统治已经终结了，我们的太子党是富庶的太子党，这样就有了接近贵族性的或者竞争性的领导全民族，并不是你是因为生在某个家族就可以领导全民族。这个恰恰说明我们家族置的终结，以及中国开放理性化的改革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地方竞争，也要看到地方竞争的风险。风险就是他有可能是所有改革都是小白鼠，都实际上是改革洪流当中反法制的操作。所谓的广东只不过是在规范价值上较多的符合了一些学者对美好社会的想象，但是这样一种权力推动的想象是否可以成功过渡到我们规范的目的国，还是要借助于政治、借助于理性的讨论和参与，并不是因为他做了民主法制的事情，就可以顺序过渡到民主和法制。除了观察重庆和广东模式，其他一些不太显眼的正在操作的模式也值得探讨。我觉得中国模式不是在意识形态和中美对抗的问题，而是要回到问题上。

张木生： 谁要中美对抗了？

田博士： 回到地方分析的实证层面，我们觉得浙江的模式，或者湖南的参与式治理，为之后的选举治理做铺垫，这样一些基础性的建构的话，也是值得去期待的。

张木生： 我插你一句，1980年我们发展组成立，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改革改什么？就是三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制社会，这是1980年。走了30多年，我们现在做的反思是这个根本对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所以今天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前进目标是远远不够的。

蔡霞： 这是一个基础。

田博士： 最后是关于普适价值，因为刚才茅于轼先生今天早上提出了普适价值。

张木生： 普适价值不就是佛教里面那个猪八戒，人家八戒里面八个戒，人家说不杀身，你说我专杀人，人家说我吃饭不吃屎，你说我专吃屎不吃饭，不就是这些东西吗？这是最高点，我们谁都不反对，而且还要比他干的更好。

田博士： 您等我讲完可以吗？ 茅于轼老师列举了自由、民主、法制、平等等等，现在能拿出来的好的东西都在里面，这就有一个危险，只是在最高规范层面承认了认识文明史出现的价值，但是价值本身制度化要依附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并且在里面价值本身要稳妥进行历史实践，他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重心宣传，这个借助与政治决断的民主进程。所以，现在出现了反复从广东的效率优先到重庆公平的关注，实际上也是普适价值进行勾连调整的历史社会过程，他本身也并不是反对这样一个普适价值，普适价值内在的张力及政治实践领域、制度建构领域对他的排序，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和智慧。

秋风： 谢谢田博士确实是做了一个总结。

王占阳： 我再说两句，我觉得当前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蛋生鸡和鸡生蛋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先要形成公民社会、形成社会保障、形成共产阶级，然后才能搞民主政治，还是先有民主政治后后社会保障、有公民社会？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无意识当中，他实际上是一个螺旋式的，其实社会保障从历史角度来看，从西方历史来看，他是民主的产物，而不是民主的原因，他一旦产生以后对民主完善、对民主更加成熟起到很好作用。所以，我们不能等社会保障完了以后再搞民主，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平，假如没有一定民主和自由，分配不公的问题无法解决。举一个例子，说现在保障房吵吵的要命，去年一下子卖地增加了100%多，2.7万亿当中只拿出一千亿给老百姓盖保障房。他们从老百姓那那出的数字巨大，给老百姓的很少，新闻联播只播这很少的一部分，其他的就不说了，而这还是要极力的解决人民住房问题大的口号下这样做的。再一个，我觉得似乎有一个误区，好象一说民主就得是一整套的东西，明天一下子这个纲领就出来了，系统化就出来了。绝对不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好这个事。你看发达国家从19世纪的时候，今天上午我开会的时候讲英国10%人口有选举权，我说那是指10%的男人，如果算上女人就是4%。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女都算上才是10%。

张木生： 女人人权宣言发表176年之后，女人才有选举权。

王占阳：所以从那个状态一点点普选权扩大，美国普选权到1970年才完成，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不可能想象一步到位解决这个过程。我想写一个文章，就是40年的选举改革怎么搞。 黄

根兰 ： 民主法制建设会不写也有后发优势？

王占阳： 有，肯定要比原生态快一点。我说这个年头是40年，他们是多少年呢？

黄根兰： 我们改革内参发了一个韩国民主发展的文章，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把韩国民主政治发展讲的非常好，韩国1948年的时候非常落后，但是在美国支持之下和推动之下，他一开始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宪政框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十年发展可能出现一些曲折，但是他没有超越民主宪政框架，在这个轨道上运行。

王占阳： 年初的时候，我们主编了一书，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特殊性，恰恰我们认为中国不能按照韩国和台湾模式思考，我们中国和欧洲差不多大，我们要把中国当做一个洲看待，欧洲民主化进程就长得多了。韩国是因为特殊情况下，短期内因为各种因素，可以在政权没有彻底腐烂之前居然实现了现代化，这是很少的情况。作为我们超大型国家不可能按照特例来讲，我们看到是按照常规来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步步走，就是摒弃总是按照小国和特殊地区作为参照系考虑，我们考虑的参照系应该是欧洲，美国都不是，美国建国的时候才多少人？300万人口，就是海淀区的人口。他先是一个小国，然后逐渐扩张成一个大国，现在世界上按照人口和面积来说。

杨帆： 您就别说美国史了，我们饿了。

王占阳： 我就说美国不是参照系，美国起源是一个小的国家，真正参照系应该是欧洲，所以改革还是要渐进。

肖滨： 我们对民主要有多远理解，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选举民主我希望它是在有相对社会保障下展开，但是像预算民主、像网络问政、协商民主完全可以滚动作业，这就是大国选举民主的复杂性。

秋风： 最后我们已经讨论到了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我们今天越讨论层次越高了，不是我们讨论这两个地方做的什么，而是要从中国国家转型角度看地方实验。它的具体的内容对于我们中国转型究竟有什么意义，比如广东的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比如重庆的公平，这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转型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有这个现象本身，一个竞争性的实验，这个现象本身对于这个国家转型是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最后尤其是你提的，就让我想了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党型国家如何完成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过政党型国家的转型，就是台湾，但是他的规模太小。

张木生： 提醒你一句，台湾可不能叫国家。

秋风： 但是他是政党型的体系。

笑蜀： 超大型的也有，但是不是政党型的。

秋风： 对，所以这个难题是中国人面临的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理论上都是很匮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就是学术和理论的思想的共同体在慢慢建立。以前大家一谈重庆模式，马上就上去骂了。有人一谈广东模式，也觉得不以为然。我觉得今天有不同立场的朋友坐在一起，就这个国家的转型来讨论，这个本身就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起码这个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非常感谢大家。GDP连年高速增长，但是农民工工资20年却不增长或者增长很少，以至于近年来不断发生工人罢工以及最近发生的增城、惠州骚乱的现象？你怎么解释广东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官商勾结，腐败横行，甚至可以说100%腐败了，连小科长都能贪污好几千万的事实？（以上材料均来自会议纪要）你怎么解释广东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却“黄赌毒黑”遍地泛滥，以至于“淫都”、“最不安全的城市”的“桂冠”一顶顶戴在头上，脱都脱不下来的事实？…… 　　

你茅于轼不是认为只要搞了民主、法制、平等、自由这些普适价值，这些丑恶的肮脏的邪恶的东西统统都可以被这些普适价值“普适”掉吗？那么，请问茅于轼，你的这些普适价值在广东“普适”掉了哪些脏东西，又“普适”掉了多少这些脏东西呢？

如果连你认为更加接近于你的所谓的普适价值的广东模式都不仅没有“普适”掉了这些脏东西，而且这些脏东西还日甚一日的话，试问，你的这些普适价值到底能“普适”什么呢？　　

大概茅于轼也对他所宣扬的这一套普适价值缺乏信心甚至信仰，也觉得有些理不直，气不壮，所以，他不得不搬出他的看家本领----经济学来补台。他说：“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　　

看看，“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光明灿烂的市场经济的前景，同时，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黑暗凄惨的非市场经济的景象，简直是活脱脱一个“市场万能论”。在茅于轼的心中，市场仿佛是万能的上帝，照到哪里哪里亮，照到哪里哪里幸福。据说还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真理。我不知道“市场万能论”是哪一家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真理，但是我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许多西方非主流学派的经济学都证明了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就连一些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斯蔕格里茨他们，甚至连茅于轼们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也是“市场万能论”的怀疑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理论的正确性并不是由理论本身所严格证明了的就算是真理，检验一种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靠实践，而不是靠理论本身的“严格证明”。即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从实践上看，如果说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那么试问，对2008年爆发的，至今尚未走出困境的百年未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你怎么解释？在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曾经牛气冲天不可一世的“金融沙皇”格林斯潘在国会被质询时为什么不得不低下他的高贵的头承认“我错了”，对此，你又如何解释？自18世纪以来，全世界在市场经济不断攻城拔寨、斩关夺隘、大获全胜、凯歌高奏之时，为什么会不断出现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生存危机，甚至道德危机，对此，你又如何解释？　　

刚才赵老师和朱老师对这些知识精英进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赵老师和朱老师是专家，所以能够从基础理论和逻辑上予以驳斥，这些观点我都赞成。因为上网不很方便，柳老师想了很多办法让我看到了茅于轼的讲话。刚才赵老师和朱老师都批得很深刻，我就说一点看法吧。　　

茅于轼说，市场经济能够最好的配置资源，而且还能使得战争一去不返。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会觉得这种伪知识分子是在乱说。自从苏联解体，美国似乎没有什么打战的理由了，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所以，到现在战争从来没有中断过。　　

美国为什么现在不打朝鲜？一方面是怕朝鲜有原子弹，他不敢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朝鲜没有丰富的石油，他打下来了能有多大好处？他要盘算。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利比亚，其实都是为了石油，其他的理由都是借口。

茅于轼号称著名经济学家，我看这个经济学家其实没读什么书，只会胡说。　　

记得去年底，赵老师以“重庆模式能够走多远”为话题，引导大家关注重庆模式。随着大家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慢慢体会到赵老师的良苦用心。赵老师是看到了党内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现在，茅于轼这些右派能够这么积极地跟进形势，积极地造势，为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自我反思。　　

我们左派同志还没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有个别同志在重庆模式上阴阳怪气、冷嘲热讽，这算啥左派？薄书记在脚踏实地做实事，老百姓都在为重庆模式叫好的时候，我们理论界的有识之士，我们广大的左派，应该积极支持。　　

最近一些左派学者对我们成都学者抱以希望，称我们为“成都学派”。这对赵老师、朱老师来讲，是一种鼓励和鞭策，是一种肯定，而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策。这次天则研究所的会议出来后，我们就要对得起“成都学派”这个称呼，我们就要迎面而上，这不是对赵老师一个人的支持，也不是对薄熙来同志一个人的支持，这是对整个共产党的支持，这是对老百姓呼声的一种响应和传递。　　

就说唱红吧，其实民间已经唱了十几年，唱得右派心烦意乱，千方百计要把这些唱红的红歌团遣散了。而这个时候重庆大力宣传唱红，这就是对正义事业的及时支持！所以，重庆模式的出现既有必然性，又来得很及时。　　

薄熙来同志说，消除贫富差距如果现在不消除，恐怕以后就没得机会了。毛主席虽然去世了这么多年，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在影响我们，也给我们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武器。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些同志，能写的就要写，我们还要更好地发挥“金沙水磨坊”网站的作用，集中火力，把重庆模式的好经验推动起来，与“乌有之乡”、“旗帜网”等形成呼应。你们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茅于轼他们有多么敏感，所以我们也要敏感起来。我们要将推动重庆模式的发展作为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粗看了一下天则研究所这个会议纪要，总的印象是，到会的专家，也就是通常我们认为的右派专家，还是有一些诚实的人、忧国忧民的人，像王占阳、秋风、田博士、张木生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像田博士，我甚至觉得他其实算不上右派专家，他的观点和通常的左派观点多有共鸣之处。　　

我估计，会议的结果或许超出了茅于轼的期望，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并且，这次讨论也完全不似一个时期以来，南方系对重庆模式的无端谩骂和诽谤，对重庆还是有所肯定，而对所谓“广东模式”，也并未全是褒扬。总之，会议结果让我们看到了所谓主流知识精英对改革开放的某种程度上的反思。　　

茅于轼首先为这个讨论会定了调子，那就是所谓政治上“普世价值”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他要用这两个标准，来评判一个发展模式是否正确。　　

对于普世价值，虽然经过南方系强力蛊惑宣传，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从茅于轼这次再提普世价值，其实已经方寸大乱，什么“讲真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成了普世价值，逻辑上乱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普世价值是专指美式民主选举和自由的。其实对普世价值，只要问一句话，“谁的”普世价值？

它就破裂了，房产商和房奴、资本家和打工仔，他们的自由在根本上都是对立的，资本家、房产商的自由是打工仔房奴的地狱。　　

我认为，马列毛思想从来都是被压迫被奴役的民众争取改善自身命运、争取民主自由的最有力思想武器。这种民主远不是一张虚伪的选票所能表达的，这种自由也远不是那种选择买主的卖身自由所能涵盖的。如果茅于轼认可广大劳动人民不是“暴民”，也应该享有民主自由的平等权利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显然是更加真实伟大的普世价值。　　

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主导的经济体制，天则所的专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交给市场，政府不要干涉。这种说法的实质，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的任务交给资本，任由资本、资本家为所欲为。资本或资本家能够承担国家经济、尤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吗？　　

尽管有领导呼吁“资本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但对资本、资本家来说，他们的道德追求永远都是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这是资本的本性。血汗工厂、黑煤窑才是资本的理想。从这个角度讲，茅于轼们其实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了资本家的走狗或乏走狗。当然，成为资本家的走狗才能吃香喝辣，才能参与各种显赫论坛，讲话才有人给钱，这也说明他们是当今“识时务”的俊杰之士。　　

天则所的专家普遍认为，广东模式的优点在于实行普世价值，但掣肘于中共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国体；而重庆模式的优点是要切实解决两极分化，但背离了所谓的普世价值。　　

肖滨说，重庆模式没资格和广东比，因为广东模式几十年了，重庆才几年。广东模式真的存在吗？我认为，其实，所谓广东模式就是中国30年改革发展模式，是为GDP（大蛋糕）牺牲一切的模式。并没有任何新奇之处。肖滨所谓广东的放权、所谓职能转变，其实就是把权力放给资本、资本家，政府职能转变为为资本、资本家保驾护航。这也是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如果说有广东模式的话，不如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　　

GDP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在俺们这些普通人看来，有这些对比给人印象很深刻，诸如：山清水秀不是GDP，山秃水黑才是GDP；免费住房医疗教育不是GDP，三座大山才是GDP；物价稳定和谐幸福不是GDP，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才是GDP；风调雨顺不是GDP，旱涝地震才是GDP。所以，我一直怀疑GDP是西方忽悠中国精英、或中国精英忽悠老百姓的一个东西。　　

天则所的专家认为，广东在构建公民社会，在践行普世价值。那如何解释那里“警察演习镇压讨薪民工”呢？如何解释那里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呢？难道这些民工、外来人口都不是国家公民？在一国之内，在广东一省内发生的大规模族群歧视、压迫，堪称现代奇观，哪里有什么“公民社会”的影子。　　

以GDP为核心的广东模式或中国改革开放模式进行到今天，已经危机重重，正是为探索一条克服危机的新路，重庆模式应运而生了。　　

重庆模式的特点很鲜明，在经济上关注民生，让最广大群众共享、而不是资本独享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回归中共的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共曾经是清明、诚实、有坚定理想并富于献身精神的政党，中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是60年前中国人民选择中共作为民族领导集团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所在，同时也是中共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之所在。　　

一些别有用心的主流精英忽悠中共，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实质就是要中共放弃自己的信仰和根本宗旨，成为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把“执政”当作第一要务，以分享执政带来的利益，使之成为货真价实的利益集团。

如果成为了利益集团，那么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彻底丧失了，于是各种利益集团轮流执政的所谓“政改”就呼之欲出了。　　

不难看到，那些忽悠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和现在迫切呼吁“政改”的，其实是同一伙人。　　

曾几何时，中共的确差点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现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腐败阴云越集越厚，对于腐败，人民几乎要绝望了。但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等一系列举措，正如一阵狂风，瞬间席卷了重庆天空的乌云黑幕，如一泓清澈的激流，迅速荡涤着各个角落的污泥浊水。重庆人民真切的感受到，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回来了，白色终于成为白色，黑色终于成为黑色，世界不再是黑白不分、善恶颠倒了。重庆人民因而欢呼歌唱。　　

薄熙来在重庆的行动，展现了中共巨大的生命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展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勇于追求真理、不畏艰难险阻的优秀品质。他也用事实告诉人们，弥漫于中共的腐败是可以治理的，正气是一定能够压倒邪恶的。　　

我认为，中国人民欢呼重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那种利益集团相互争斗轮流执政的民主形态，绝非中国人民所愿。而南方系媒体、精英不遗余力的百般诋毁重庆，则是因为重庆的行动，很有可能让他们几十年轮流执政的梦想彻底破产。　　

我认为，只有一个坚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才能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承担起维护民族利益、领导国家发展的重任。而为分享执政利益聚集起来的各色利益集团，只能导致国家解体、生灵涂炭。大家要警惕那些为戈尔巴乔夫唱赞歌的人，他们是一群为个人利益可以出卖一切的极端卑鄙无耻之徒。　　

那个参会的蔡霞给人很奇怪的感觉，她虽然来自中共最高党校----中央党校，号称党建专家，但却绝口不提中共的信仰和宗旨。其党建理论，在我看来不过是利益集团的组织理论，她把中共完全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党。尤其她说话的语气，完全是骑在中共脖子上颐指气使的口吻。或者她以为端起上帝的做派她就是上帝了吧？她对重庆的无端诋毁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蔡霞说，重庆是“有主义无社会”，是“强权压制社会”。什么意思？难道几千万山城人民不是生活在社会里，而是生活在真空里？难道要把那些黑老大请回来，才叫“有社会”？　　

蔡霞说，重庆唱红是“半行政化”，是“强权推进”，是“心理威慑”，那么，洛阳群众自发唱红被打得头破血流又如何解释呢？是强权推进，还是强权压迫？那些退休老人“心理威慑”了谁？真是太荒唐了。难道你们党校就是这样“理论联系实际”的吗？　　

说到干部脱离群众，蔡霞说：“是干部个人问题吗？不是，是政党执政方式的问题，你政党已经不在社会里了，把自己放在国家之上了，而且整个进入国家机关了，政党和国家权力合一，政党国家化，党的组织行政化，你不和老百姓对立才怪呢。”这个说法到底有什么事实依据？难道是共产党的存在限制了干部联系群众？什么逻辑啊？　　

对重庆的干部“三进三同”联系群众制度，蔡霞说：“重庆这种做法，我觉得如果制度先把弊端改了，制度建立了比较好的科学的运转机制，按照权力运转的客观规律去做的话，你在这个前提下去讲干部下基层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撇开机制和体制本身的缺陷去谈现在的做法，其实他是恢复到过去的开明政治和清官文化当中，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难道重庆的“三进三同”不是制度吗？不符合体制吗？谁能读得懂？　　

蔡霞推崇浙江模式，说是“不讲意识形态”，“闷声发大财”，而且要奉为全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浙江真的不讲意识形态吗？对毛主席最恶毒的污诽文章不是在浙江的媒体发表的吗？把希拉里的话当圣旨一样的不是浙江媒体大佬胡舒立吗？他们不是不讲意识形态，而是不讲中共的意识形态而已。　　

蔡霞说：“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做，我觉得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我倒要问，一个人吃屎，无论他采取什么方法吃，无论他吃相多优雅，难道能改变他吃屎这个事实吗？难道咱中国的精英都被人忽悠成了白痴吗？　　

好了，我就讲到这里，我是一个从事理工科教学和研究的非党普通群众，算是一个中国政治生态的观察者，没什么理论基础，所以，就胡乱讲些自己的直觉感受吧。　　

天则所7·30会议主持人茅于试在发言中提出：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优劣与否，“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并断言：“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 。我认为，茅于试的7·30言论是危险的恐怖主义温床！

请看两个极端的事件：　2011年07月22日　，一向和平安逸的北欧国家，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及一座小岛先后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导致至少92人死亡。事发后，警方逮捕了挪威恐怖袭击事件凶手：挪威籍男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出庭前，“恐怖袭击事件凶手自己不希望被当作一个失控的疯子，而是希望将这些暴行注意力能聚焦到他激进的政治观点上”。　　

其实，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政治观点上升为别人都应当尊守的“普世价值”！为了让自己国家和欧洲实施他的“普世价值”，他不惜屠杀手无寸铁的自巳的同胞，即：为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行恐----—屠杀别人！　　

另一个极端事件：　2011年08月06日　，一架美军运输机“支奴干”当天在阿富汗东部地区被塔利班武装分子击落，造成31名美军特种部队官兵和7名阿富汗军人丧生。据悉，阵亡官兵来自美国最精锐的“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最强大的军队，这个军队中最精锐的特种兵，在阿富汗山谷被屠杀！根据“文明冲突论”，我们知道，这些精锐的“海豹突击队”到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去实践“普世价值”，即：为了所谓的“普世价值”反恐----—被屠杀！　　

为了“普世价值”行恐和反恐，这个“普世价值”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普世价值”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站在各自的立场，或许有各自可以理解的地方；重要的是，为了你的“普世价值”，要么反恐，要么行恐！这样的“普世价值”难到不让我们恐惧吗？

看了　7月30日　由茅于轼主持的天则所的会议纪要，特别是茅于轼的《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的发言，有几句不得不说的话。　　

第一，茅于轼说的世界潮流就是普世价值，而这个普世价值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并且，这个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的“共同道德”，等等，试问茅于轼：今年6月6日晚，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打工的熊某等人，到所工作的华意陶瓷厂讨要工厂拖欠的工资；老板居然指使人员持刀砍伤熊某等人，最后造成一起群体事件。这个广东的老板脑子里怎么就没有茅老先生开口闭口的“共同道德”？也完全没有体现茅老先生心驰神往数十年“普世价值”呢？茅于轼应该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老板们召集起来，给他们好好的灌输一下“共同道德”和“普世价值”，实在不行的话，给他们的血管里输一点“道德的血液“，免得他们再干出些伤天害理的勾当来，辱没“共同道德”和“普世价值”。　　

第二，你说，世界的矛盾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中国、乃至世界都如此，并教训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那好，我来问你：最近发生在英国的“骚乱”是不是你所说的“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如果是，那英国卡梅伦当局怎么就不按照“普世价值”和“共同道德”来放弃自己与“普世价值”不相容的镇压手段和无情打击报复呢？把参加骚乱的人赶出他们居住的廉租房算不算没有按照“普世价值”和“共同道德”行事？那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失业青年施一点“博爱”呢？给他们一些表现自己的“自由”呢？难道你的所谓“博爱、自由”等“崇高”的“普世价值”和“共同道德”，他们无权享有？或许在你茅大人的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最多只是能劳动的工具，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第三，你说“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

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绕那么大一圈，原来是要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对准新中国，对准无产阶级专政啊！真是“煞费苦心”！难怪你那么仇恨毛主席，仇恨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仇恨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口口“共同道德”，声声“普世价值”，原来你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和代言人啊！　　

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用在茅于轼身上在恰当不过了。薄熙来书记做了“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毛泽东时代很平常的事情，竟勾起了你“痛苦”的回忆？难道重庆的做法打中了你的七寸不成？害得你如坐针毡，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纠集各路神马“精蝇”“叫兽”，为臭不可闻的“普世价值”摇旗呐喊，替走上邪路的“市场经济”招魂。只可惜，你的“普世价值”也好，“共同道德”也罢，不仅在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的西方已成昨日黄花，即是在被你们忽悠多年的中国也成了过街老鼠。尽管你千方百计为野蛮的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辩解，但在我看来，你所唱的不过是一曲资本主义的挽歌罢了！　　

看了天则所的7.30座谈纪要，有如下感受：　　

首先从立场来看，这18人分为三类：1. 基本认同重庆：3个，占总人数的17%认同重庆的人，是属于真右，民族主义者，国家利益至上，是值得表扬的。2. 基本否定重庆：6个，占总人数的33%否定重庆的人，是属于极右，投降主义者，个人利益至上，是被唾弃者。3. 中间派： 9个，占总人数的50%（其中一个跑题了），这部分中间派人士，是属于糊涂人士（其中也有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希望能引导重庆的方向），是我们要教育的对象。　　

看来，在许多群体中，中间派都占多数。如果从观点来看，大多数人都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不是共产主义者，都是属于资本主义者，部分人员就是汉奸买办主义者。　　

从政治观点：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夺权。他们一面把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常时髦地挂在嘴边，一面又在鼓吹精英代议制来治理国家。那么人民在他们眼里又被放在了那里呢？他们所高谈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到底那些人才有享受的权利呢？这是他们不敢交代的，因为他们把人民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看作是“民粹、暴民政治和暴力民主”。对于真正的人民民主他们是恐惧，仇视的，这是他们这群人最虚伪的地方，也是暴露了他们本来面目的地方----他们高喊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都是只有精英才能享受的权利，不是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在阶级社会中，这些东西都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标签，他们当然是不会提的。真正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之后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得到体现出来，人民才能真正享受这些权利。　　

看看他们的讨论吧：“刑法306和307条就是重复的，你为什么偏偏给律师定这条，你有了恶法才有了恶政，是重庆一家吗?全国都是这样。”

对于律师的就这么一条制约，他们都恨恨不已，狂撕烂咬，恨不得撕个粉碎，没有才好。如果真的没有这条，律师就成了“上帝”了，无所不能，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请问这样的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吗？他们不是要夺权又是什么呢？　　

同时，他们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当经济基础私有化之后，政治权力必然也私有化。横看世界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一个国家的权力不是被资本已经家族化和世袭化，只不过是表演水平高的如美国就搞资本集团的代理人模式，表演水平低劣的地区比如菲律宾、印度所谓的政治世家就厚着脸皮自己赤膊上阵。纵向几千年来看私有制国家就更不用多说了，初中生都知道的“家天下”。这群“经济学家”对此是很避讳的，他们心里装的东西是见不的光的。现在是利用人民的不满抄作“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实际的东西看来是想关键时刻再端出来。不过还是有人的尾巴没有夹住，露了点端倪。　　

看看他们中的一位怎么说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非常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念，我想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者关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意义就是在于为我们现代政治，甚至以后可能的派系之间的公开化的竞争，也就是为一个准民主政治，一种给定的框架内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干脆就说穿了，不就是两党制，轮流坐庄嘛，他们还要藏着掖着的，胆小如鼠啊，鄙视一下！这就是他们这些个精英心里的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下台！　　

他们还鼓吹公民社会，希望政府继续下放权利，鼓吹民间社团治理，反对政府主导。他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模式。他们却没有去分析，政府权力下放之后，这部分权力将会被谁拿走。现在政府的权力已经放掉了很多，但是真正落在谁的手里了呢？从三十年前人人有保障的社会主义逐步地沦落到新三座大山，就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精英正在干的事就是削弱政府和党的组织力量，让中国社会分割成为利益不同的众多小块，然后内争不止，他们把这个看作是进步，是文明，是民主，看不到这么干对中国将是一场灾难。外有强权窥视待机而动，精英们却还在处心积虑的争权夺利，瓦解党和政府的组织力量，削弱国家实力，是故意还是无意呢？　　

当前我们的内部危机已经到了引发外部危机的关键时刻，只要国家的政策措施捎有偏差，就会导致国家解体和战火四起的地步，他们这些精英现在不但依然在干着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矛盾的事，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们却看不见，到底是真看不见还是假的呢？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在目前这是要有胆色的人才敢公开去实践的，这些精英他们其实内心是很不情愿的，他们喜欢的是等级和特权社会，喜欢由他们来解释和统治这个世界，在精英眼里人民不过是蝼蚁而已。　　

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要求，更是一种道义要求，是我们人类将实现本质飞跃的一个必然阶段，是我们真正成为“人的社会”所不得不跨越的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道德体现，也必将成为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的道德原则。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薄熙来同志就是在用他的努力和决绝的勇气毅然提出“共同富裕纲领”来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期望。　　

重庆模式我们大家都关注很久了，很荣幸今年我专门去重庆参加了相关的学习活动。我一直认为，党内斗争是历史各个时期都有的，只是现在更为突出了。

一个政党被右派忽悠成这个样子，把老百姓忽悠到水生火热之中，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这次天则的会议就是向我们亮剑，既然你敢亮剑，那我们就敢接招。不过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看待这个问题，我很同意赵老师，要团结大多数，有些学者的观点中立，我们就应该团结支持，而对于茅于轼之类的，我们就要揭露批判。我看他们会议题目虽然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可是茅于轼一开始的发言，其实就是定了一个调。定什么调呢？一是支持普世价值，二是国家政治体制要改革，三是共产党自己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他猜测胡锦涛书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就是诽谤罪。他的这个定调，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叫板！　　

重庆模式的好坏，网上评论已经泾渭分明，只有2%赞成广东的做法。我想起一句话，历史上的改革者都要打出一句话，就是“顺天应时”，所谓“顺天应时”，就是要顺应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不可违。当年共产党如果不得民心，也不能打败蒋家王朝。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忽悠的东西现在明显已经行不通了，那就要好好反思。　　

重庆模式好就好在顺应民心，它要实现老百姓的共同富裕，是有群众基础的。有群众基础的事情，我们才能干得成；没有群众基础，就是无根之木，怎么干得成呢？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是共产党的法宝。而且，重庆对待问题，就是先调查，实事求是。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深入基层，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我前段时间刚写了一片文章，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如何和工农大众建立好党群关系。党需要在处理相关关系上变通思想、方法、方针。这种变通要调查研究，要真实了解群众的心理，你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天则的这群学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其次就是生搬硬套，总是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蛋糕再大，拿给谁呢？外国人吗？老百姓现在背着N座大山，而且还受到物价煎熬，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实惠？　　

鲁迅在《拿来主义》上就说了，不是什么东西都适合中国的。刚才有人提到朝鲜，其实朝鲜为何不怕西方国家的威胁，因为金正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毛主席说的：独立自主！还是要自己弄出“两弹一星”，说话才硬了。朝鲜就这幺小个国家，苏联也解体了，中国这个大哥又奉行金钱主义，不作为了，但朝鲜还是这样硬，因为朝鲜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我看这些天则的学者，他们所谓的“公民社会”，其实就是要用“公民”这个概念，让少部分精英名正言顺地凌驾于广大劳动人民之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支持重庆模式。而且我相信，觉悟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回归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茅于轼的言论是当今中国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他的言论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的反映。那么，茅于轼的言论反映的是哪部分当今中国的社会存在？茅于轼说，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普适价值与中国皇权文化。他认为，普适价值就是民主、平等、自由、法制。从他的语境看，中国皇权文化就是专制。那么，他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　　

但事实上，茅于轼的社会意识只是一小部分中国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更大范围内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反映。为了看清茅于轼究竟在说什么，我们拿当今中国的社会存在做一对比。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当今中国已是事实上的存在。既然阶级存在，也就必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这里的矛盾大体也可用冲突替代。

除了偶发性的冲突外，频繁地、小规模的冲突天天有，这不是哪个学者或学派主观倡导或主观上推波助澜可以办到的。就是偶发性的冲突，也有深刻的阶级原因。此外，阶级存在会生成阶级意识，阶级矛盾也会生成阶级矛盾意识。从数量上看，阶级意识是超越个人权利意识的集体意识，阶级意识不是先知先觉的甲对后知后觉的乙灌输而后乙就能牢固地接受，而往往是乙在多次维权、在一对多的失败、受挫的量变中的觉醒。量变引起了质变，当乙把问题归结为穷与富的对立时，阶级意识就在慢慢复苏或觉醒了。　　

由上观之，当今这些主流经济学者和那些掌管主流媒体的人，虽然也曾经在课堂上学过马克思，他们在主观上刻意回避这样的字眼或者视而不见，屁股的因素使茅于轼的这些言论还停留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陈词滥调。茅于轼除了回避本阶级以外的阶级问题外，与08宪章一样，科学及其科学技术也是他们回避的。当然，有的左派也批评科学，认为这个东西是西方来的。但这与茅于轼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科学与真理有密切的联系，茅于轼回避科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回避真理。主流经济学从马克思时代所批评的庸俗化开始就已经不科学了。　　

茅于轼想用民主反皇权，那是弄错了历史条件和现实形势，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那就是刚好100年前的辛亥革命。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扎着辫子的王国维没有自杀于这一年，而却自杀于1927年。有一位学者分析得好，那是因为有相当多工农参加的北伐军在进军，熟悉两千年治乱历史的王国维意识到这次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变动而绝望。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区别，就是继续让工农不仅跪着甚至踩着工农一直到哪天踩不住了呢？还是让工农回归毛泽东时代站着的地位？船大固然不好掉头，但一旦慢慢在转向，要挡住怕也难。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卖方经济到买方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就逐步让位于先富与共富的矛盾。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趋势，至今已持续了10年以上的时间。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5，0.4%的家庭占有70%的财富。因此，先富和共富的矛盾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共富问题。　　

在现实中的表现为：1.形成了一套先富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又决定了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的基本格局。由此导致：消费不足，内需主要靠政府投资，不具有可持续性；生产过剩必须依赖国外市场，服从于国际大循环；2.形成了一套“单方面促进先富”的政治机制。GDP成为政绩考核依据，地方经济招商引资，追求GDP。农民工千里大迁徙的打工潮，农村的衰败以及三农问题都与这种先富政治有密切联系；3.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先富成为普世价值。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金钱文化、拜金主义盛行，党政官员丧失信仰。4.出现了大量非法先富和非法暴富。例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　　

先富和共富的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基础，也是各种矛盾爆发的经济根源。长此以往，不仅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共富问题不解决，最终先富也会成为泡影。所以必须果断地从以先富为导向经济发展方式向以共富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这一点来看，重庆走在了最前面。　　

有些学者认为，共富的时间还未到。其对“重庆模式”的解读和形势的判断并没有抓住根本问题，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反而看出了问题所在。

在　2011年7月30日　由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重庆、广东模式对比”中，自由主义学者秋风认为中国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贫富差距，一个是公民社会与党国体制的矛盾。重庆以解决第一个问题为抓手，提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广东模式以解决第二个问题为抓手，提出“法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二者PK为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雏形。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来，所谓公民社会，实际上指的是“市民社会”，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秋风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看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从而也不会出现他们所谓的两种模式PK的“民主政治”。我们主张的是民主集中制。　　

也有观点认为“唱红”并不重要，并呼吁不要与文革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种建议纯属多此一举。重庆模式在务虚方面真正重要的就是“唱红”，也就是重建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重庆模式的“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并提出“阵地战”。把唱红与文革联系起来，只不过是一些人借题发挥而已。文革时代早就成为过去式了，自80年代之后中国再不会有文革的土壤了，现在提文革，只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把唱红联系上文革，不是一厢情愿，就是别有用心。　　

茅于轼的开场白开头竟然把他的“普世价值”看做世界潮流，更是把它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简直是辱没先人。在茅于轼的发言中，除了把他以前的狗皮膏药再贩卖一次以外，还有些新的编造。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套用了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竟然从中舔到“普世价值”的味道，此乃奇闻。　　

看来，普世价值就是茅于轼的信仰，任何与他信仰相悖的理论都是错的。当然，如果我们要反对他的普世价值，就会被他扣上反对“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的帽子，这是何等罪名！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反对者这些，反对这些简直灭绝人性嘛！　　

但是，这些美丽的词汇却被茅于轼们先入为主地加了定语，这个恶意的曲解欺骗了很多人。他的真正意图，要在他所说的所有美丽的词汇上面加上“少数人”这三个字才能很好的理解。给自己的私欲带上冠冕堂皇的大帽，这也是茅于轼们惯用的伎俩。　　

用茅于轼们“普世价值”的大棒考量重庆模式，简直是是一种侮辱。因为重庆没有像东莞“黄都”那样的美誉，以便让茅于轼们更“自由”、“更人权”，更“市场”，“更优化资源配置”；重庆也没有提那个只讲做大不讲分配的奇怪的“蛋糕论”。　　

茅于轼的目的根本不在于客观公正的讨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只是“假讨论之名”，贩卖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的普世价值的膏药而已。

我看完了天则的发言纪要以后，把不同意的地方都标记了一下。回头再看，发现王占阳等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想与之商榷一下，另外杨平、田博士的观点，我个人是基本认同的。　　

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天则这次会议中，有些人对于重庆模式的分析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呢？他们擅长于“六经注我”，对重庆模式肆意曲解，要把白说成黑，把人民立场说成精英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说成是普世价值的立场。我们可以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的论调中感受到这一点。　　

王占阳说，重庆模式分蛋糕，重要性是什么？重要性是为广东以及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时间！我晕菜了，在他看来，这就是重庆模式的积极意义！他们这些人嘴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打着普世价值旗帜的宪政民主。于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代表人民立场，承载着人民殷切希望的重庆模式，在这位学者的嘴里就沦为了为宪政民主进程护航，为普世价值护航，为精英阶层利益护航的模式了。这样的言辞，何其可笑！所安之心，值得推敲！　　

以前王占阳教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起码还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遮一遮。这次我看了他的发言，再结合以前他文章的观点，就恍然大悟了。说白了，王教授追求的，就是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幌子。因为这位王教授强调着这样一句话：“我们认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王教授说要必须承认，可惜，这一点他打死我我都不会承认。　　

首先，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没有这个正规说法，较接近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第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而作为普世价值，起码有一点就是人人乐意追求并向往的。如果王教授的话成立，那么就是说所有人，包括全世界的资本家们都向往马克思主义了？这不是胡扯吗？王教授的话只会让资本家们哈哈大笑。　　

而且，薄书记在前段时间的报告中说得好，说得一针见血，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追求“共同富裕”，这个“共同富裕”是普世的吗？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中有这么一条吗？资本家们拼命的剥削是为了追求“共同富裕”？所以，王教授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实根本就站不住脚，要么这些右派真是大笨蛋，要么这些人是装糊涂，想忽悠人，从而想达到阉割社会主义特征的目的，就像他们现在要阉割重庆模式一样。　　

其他的谈论，我也想和这位政治学教授商榷一下。他说重庆的基尼系数5年从0.42讲到0.35有点像大跃进，因为现在还不足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只能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我想说的是，0.35还只是阶段目标，根本还不算“实现共同富裕”，王教授就不要说担心什么“不足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里王教授的逻辑有点乱。而且5年降7个百分点，这个目标重庆方面是通过调查研究的，也是有战略部署的，共富十二条就摆在那里，历史上这种降速也不乏实例。换个角度来看，没见王教授说加快做蛋糕是大跃进，怎么一涉及到分蛋糕，就说要慢要慢，不要搞大跃进了呢？　　

最后，还要和王教授商榷一句话，他说重庆的有些做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全国适用，而有些事情，比如他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个肯定是全国没法推进的。

他用的 “肯定是”，我倒是觉得，重庆这种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政治动员方式恰恰肯定是能够全国推进的。举个例，动员全市人民揭发黑势力，这个就不能推广吗？况且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动员怎么就不能推广了呢？王教授难道是说重庆以外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这个法宝，就重庆使得，其他地方就使不得了吗？　　

下面我们请赵老师做个总结吧。　　

我今天认真听了大家的发言，感到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　　

朱老讲“什么是世界潮流”，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因为茅于轼也谈到“世界的潮流”，并认为是普世价值。但是朱老讲到，据《人民论坛》调查，广东模式的“蛋糕论”只有2%的支持率，那么2%的比例和98%的比例，到底哪个是潮流呢？　　

胡老的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胡老指出茅于轼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是自己打自己耳光。现在的一系列战争的事实，一下子把茅于轼的皮给剥了。胡老还强调，天则的这个讨论应该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思考，比如某某人的讲话才几天，现在右派马上就跟进了。所以这拨人的政治嗅觉是非常敏锐的，我们在这点上要向他们学习。胡老语重心长讲到我们左派要团结，要劲往一处使。为什么？这不仅是因为重庆模式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重庆模式的未来，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包括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　　

柳老师对比了两件事情，都是因为普世价值去杀人和被杀，所以茅于轼的普世价值，说白了，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这个对比既生动，又深刻。　　

葛老师的分析入木三分，他说，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美式装备”，美式的民主、美式的宪政、美式的经济方式。葛老师的发言有很多精辟之论，比如：放权其实是把权利放给了资本，而不是劳动人民；广东模式其实就是中国模式；共产党现在非常弱势，办了个中央党校来反对自己。等等。　　

张建华提到，两种模式其实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很有境界。其实，茅于轼的发言就是向社会主义叫板，他这种叫板不就是阶级斗争吗？而且建华提到，有群众基础的事情才干得成，重庆模式得到了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拥护，这就是它的群众基础。　　

田锋的分类很有意思，分了三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这种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是在斗争中进行团结的。另外，也说明了右派也在分化，对于重庆模式，以前他们是异口同声地“我反对”，现在要讨论一下了，而且观点也开始出现了分化，这说明形势有变化了。　　

肖磊认为，贫富悬殊是社会矛盾的基础。另外，他对公民社会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来讲，就是“市民社会”，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认识很深刻。还有意识形态，葛兰西说的，你提也罢不提也罢，意识形态非常重要。　　

李节用“存在觉得意识”来分析这次天则的讨论，他有一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就是：天则的社会意识只是少数人的社会意识。　　

张朗朗看到了茅于轼普世价值的实质，还是老一套，只是用新的说法来掩饰而已，但是茅于轼背后的逻辑缺乏关联。　　

易淼针对王占阳的发言，批判得很有说服力。他看到的一点是很深刻的，就是天则的学者中，有不少恩是用重庆模式来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从而来歪曲重庆模式的本质，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

比如王占阳说，重庆模式是为政改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这不是胡扯吗?这种解读的目的是什么，昭然若揭。所以易淼的提醒非常好。另外易淼提到共同富裕不是普世价值，这是正确的，茅于轼的普世价值中有共同富裕吗？不是这么回事。还有大跃进，到底谁在弄大跃进？这些驳斥都很有力量。　　

我很有感触的是，同一个话题，为什么在座的看法和天则所的看法截然不同？无它，因为立场不同。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本质区别所在。　　

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蔡霞说的浙江，她说浙江不讲意识形态，可是大家知道，反毛反得最厉害的就是浙江，比如《浙江日报》下属的一些报刊。它不是不讲意识形态，只是不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浙江模式就是温州模式，就是那种靠诈骗起家的模式。　　

现在话语权不在共产党手上，而且党内没有对理论作出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就只有求助于精英，就被忽悠，自己的意识形态也要丧失。其实，我们党不抓舆论是最大的失败。苏联亡党时，舆论都是一片反对共产党的声音，所以我们党一定要重视这一点。　　

南方系号称自己是媒体界的黄埔，最大几个网站都是他们的人。　　

刚才胡老强调，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事情。我觉得胡老说得很正确。有人看不起网上的舆论宣传，说是“坐而论道”。其实，今天在座的我们，做舆论工作，造舆论影响，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做法。宣传舆论本身就属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不也是一种实践吗？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影响群众呢？如何让他们“跟着走”呢？这个时候，那些“看得远一点”的人，就应当去影响那些还没有意识到的人。　　

但是，决定和主导历史潮流的，绝不是那些“看得远一点”的精英，而恰恰是“跟着走”的芸芸众生。因为，倘若“看得远”的人都不愿意引导“跟着走”的人早一些走向正确的道路，那么，一旦有一天，群众自发起来而形成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人民群众就不再是“跟着走”了，而是“看得远”的人只能跟着群众走了。从根本上讲，历史的决定者就是亿万的普通老百姓。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认清历史潮流，做好舆论工作，影响那些跟着走的人，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心。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但我们的努力肯定是有意义的。　　

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