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这条新闻时，我没有特别惊讶地哀叹社会道德风尚败坏，而只是想说，现在的中国人太会保护自己了。
就像这件事情发生后很多人都在问，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见死不救”情况？我想，是因为之前，社会上也发生了几件同性质的事件，而对这些事件的判罚，把公众给吓住了。其次还有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法律观念增强，大家已经学会在做好事的时候，保护自己。法律在保护善意、重塑道德上要起到什么作用，值得整个社会沉思。
我个人认为，道德及其标准是随着时代“走”的。在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学雷锋，那时认为“雷锋”就是道德的楷模，是那个时代特殊的符号之一。报纸、广播对他的宣传铺天盖地。所有人都在学雷锋，不过有时候也做过头了。当时就有学生为了要老师表扬，就会从家里偷钱，当作自己捡到的交给老师。，不能做好事，已成为一种社会的压力。
但同样，即使是雷锋这样一个道德典范，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曾引起讨论。正如雷锋自己说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怎么能在做好事过程中分清楚谁是同志？谁是敌人？例如你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位老人让座，你怎么知道她的阶级成分，是不是“地富反坏右”？是不是“走资派”？是否让座前要问一下，如果是贫下中农就让座，是“地富反坏右”就不管了？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最左的时候，大家都很少提雷锋，觉得他是滥好人，无论谁都帮，帮人之前不问一下阶级成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那时候医生看病真是要看出身的。如果病人是地主，是走资派，就不给你看，先给贫下中农看。
那是当时的道德标准，而我其实觉得现在年轻人还是很乐意做好事的，例如汶川地震，就有成千上万年轻人为灾区捐款，做义工，热情很高，说明这个社会的道德还是有的。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中国道德正在无限滑坡。
如果真要让我将现在和70年代的中国社会做对比，我认为，那时候社会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太“非人性化”了，当被问及“我为什么存在”时，标准回答就是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为别人而生的，为别人而死的等等。报纸都是批判“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倡导的主旋律是“我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现在大家都知道个人价值的存在，知道维护个人利益和权益，这就是一种进步。只是在进步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了社会公德。而社会在通过法律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更需要保护人民的公德心，保护他们发自内心的维护社会公益的行动，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净化只靠个人道德是不够的，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