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中国富豪热衷移民海外的话题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据日前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透露，14%的中国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海外或正在申请移民，另有近一半（46%）的人在考虑移民。这个《白皮书》是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合作发布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个结果一公布，立即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应。最悲观的论调认为，如果这些富豪带走的现金无法回流到中国，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与此同时，对富豪移民予以道德上的谴责，甚至主张予以限制的声音，也颇有市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教授在人民网微访谈中就表示，一些富豪移民，只考虑了个人因素，不管国家大局、国家政策，没有起到先富带头的模范作用。更有学者呼吁政府出台专门政策，对富豪移民设置高门槛。在网上，环球网1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1.1万受访者中，近8成的人支持政府对富豪移民设限。
的确，富豪移民对国家建设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别的不说，富豪们带走的巨额财富，就只能给外国人创造就业机会或拉动人家的内需，中国老百姓无法通过劳动把这笔钱再挣回来了。所以，英国路透社以“高净值个人：中国对世界的最新出口”为题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做出的又一新“贡献”。
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因此对富豪予以道德谴责或出台政策限制他们移民吗？答案是否定的。
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头脑中都不能少了法律这根弦。移民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富豪也是公民，他们行使这一权利，没有任何理由受到政策上的限制。至于说通过修改法律限制富豪移民，这固然“合法”了，但从根本上说，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都将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这将抑制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正是对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才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堵住了这种追求的一个出路，必将对个人从事经济活动产生相当的抑制作用。
不仅如此，这种限制政策的效果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加剧资本外逃的程度。1998年俄罗斯发生经济危机时，很多国民兑汇出走，外资也想撤离。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资本管制措施，虽然收得了一时之效，但却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直到现在，外资对进入俄罗斯仍心存忌惮。
从道德上说，富豪移民也不应该受到任何谴责或诟病。道理很简单，公民如何支配自己挣来的钱，是其正当权利。富豪发财后如果愿意留在国内发展，以自己的商业能力与经济财富参与国家建设，这固然应该受到提倡和褒扬；但如果他们用挣来的财富追求自己希望的生活，同样无可厚非。如果对这样的做法予以道德上的谴责，不仅会加剧富豪们的反感，而且还会因国内舆论环境的刻薄，加快他们移民的步伐。事实上，留住富豪的根本办法只能是提高环境对他们的吸引力，单靠“顾全国家大局”的道德感，即便有个别的成功案例，也不具有广泛的推广性。 其实，我们对富豪移民的反应不应是出台限制措施或予道德上的谴责，而是应反思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如果国内能够提供宜居的自然环境、公正的社会环境、优良的教育服务，富豪们还会这么热衷于背景离乡吗？需知，中国人是最安土重迁的。英国路透社的分析认为，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食品安全隐患多等，是富豪们热衷移民的最重要原因。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明确将富豪移民解读为“凸显中国商业精英对生活质量和财务前景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中国经济增长因高通账、房地产泡沫和外部需求放缓等问题可能偏离轨道。
显然，我们应该把富豪移民看作是一个社会出现危机的信号，并以此作为深化改革的动力。只有改掉体制中的痼疾和弊端，给全体国民提供一个更加宜居的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增加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越来越多的富豪才会心甘情愿地留在国内发展，已经移民的富豪也有可能“回流”到国内。
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不就是因为国内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吗？这个例子对于昭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富豪移民，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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