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1月9日刊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官酒瑞《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文章，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但并未获得广泛支持。
文章称，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和滋润。公众频繁表达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势必侵蚀健康的政治机体，甚至冲击政治秩序、危及社会稳定。传统社会中，政治信任的要核是人格信任，即公众对政府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角色的政治人格；现代社会中，政治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政府运行的确定性与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
文章强调，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群体事件和公共恐慌或多或少地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和政治信任的缺损有关。如何修复公众的政治不信任，提高政治信任水平？
根据现代政治信任的基本原理，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在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短缺的条件下，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赢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
文章指出，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必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即通过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增强政府行为的可信性，为公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作者建议，要通过制度建设凝聚公众的政治信任，首先需要激发现有制度，如选举制度的活力，发挥其促生政治信任的功能。其次要增强制度执行力，树立制度权威性，增强制度执行力，夯实政治信任基础。最后，要提高制度供给力。这需要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程序和机制，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11月6日，温家宝到俄罗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次会议。他在参观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母校皇村中学旧址时表示，普希金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但温家宝朗诵了是普希金的另一代表作《纪念碑》。有香港媒体表示，温家宝此举，表面缅怀诗人，实际以诗明志，表明自己是政治开明派，问题是，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自由，而是真正的法治。
新华社11月7日在报道上合成员国总理第十次会议新闻时，并未提及温家宝参观普希金母校时的朗诵。
而在这次访问俄罗斯之前，温总理10月25日曾经去自己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进行了访问并对学校的师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温总理大声疾呼“人人生而平等”。一次真切地呼唤平等，又一次真诚地呼唤自由，社会缺什么，总理就呼唤什么，总理的拳拳为国为民之心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9月14日，温家宝在大连出席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再次高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独立中文笔会9月20日刊载自由撰稿人刘逸明的评论称，温家宝高调提政改，新华社冷淡应对，有曲高和寡之味。《华尔街日报》记者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曾在自己的专栏中表示，温总理坦率的发言和语调更有大势已去的味道。他说，对中共而言，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温家宝是对的，而其他人是错的。但是还有一种更大的危险，如果这些关于政治改革的呼吁石沉大海，那么历史就没有重写的可能了。
自就任中国总理以来，温家宝曾十多次在公开场合公开谈论政改。2010年8至9月，温家宝在国内外八次呼吁政治改革，高调表示“停滞和倒退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发表署名郑青原文章否认政改严重滞后，提出政改要把握正确方向，循序渐进、扎实推进，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而11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官酒瑞《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文章暗挺政治改革意图明显，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的观点的差异显见，可见中共高层对政改存在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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