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共政权把“国家”及其表征的GDP当作最高目标，意味在道德层面的合法性已经丧失。如何恢复中共在道德层面的合法性与提升毛泽东的现代价值，是一个重新建构民主价值的政治伦理问题，法治与民主要以此为前提才能成立。
近代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重建取代清朝政权的政治权威，这是一个上层建筑革命的课题。国民党仍用儒家资源打造政治权威，结果失败了；共产党利用西方的革命资源打造政治权威却成功了。因为，在中国大陆，政统与道统已经丧失了内在的联系，心性儒学无法成为社会改革的资源。
国民党退出大陆以后，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树立起了自己的道德权威、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尽管他给中国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使整个知识阶层濒于灭绝，但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的中国获得了整体的道德新生。
按照世界其他国家在暴力后达成社会和解的经验，国家对以国家的名义发动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社会伤害做出道歉，就可以对过去的政治行为做一了断，进而实现在政治宽容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和解，走向政治与学术在意识形态上分离，而在政治权威上统合的近代方向。
台湾经过民主化洗礼，蒋介石由最高权力向政治权威的转变，越南在保存胡志明的政治权威下的体制改革，以及李光耀在新加坡的角色转变，都经过了政治理性化的过程，中国不能自外于这一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独存。
毛泽东现象也是东亚近代革命的一环，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从日本入侵亚洲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从中国抗美援朝及支持越南抵抗美国入侵，到向红高棉输出革命，是同一个历史锁链上的事件，只能通过对暴力的反思，才能恢复我们因参与集体暴力而沦丧的人性。这个暴力后的和解进程，也是东亚文明重新联手面向未来的共业。
唯物论与阶级斗争是中共获得政权的两大法宝，前者助长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主义，后者在“和谐”的理念下，转变成了“行政垄断”，两者都与仁政背道而驰。“和谐”最后的障碍是权力对世界观的垄断，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道德垄断”，还是后邓小平时代的“行政垄断”，让社会来为权力的失控承担责任则相同。社会是法的本原，我们每个人要去努力把权力转换成为权威，通过这样的转换，散在四处的个人的权利诉求，就会变成社会集体的行动。在这样的非暴力的价值建构中，我们就可以重建礼治，找到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共同平台，进而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行政垄断”是腐败根源
在日本，主体权威通过倒幕维新转变成为激进民族主义，要到二战结束以后，出现天皇制民主才告完成。在中国，在阳明学支持下的意识形态主体推动了辛亥革命，要通过毛泽东的破坏性创造才得以树立起来。近代日本的最高政治权威是天皇，在二战后转变为共同体的道德象征，以此推论，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也将完成同样的意义转变，从而催生出一个推动东亚民主进程的法政主体，东亚周边国家与地区的近代化，也是东亚民主进程的一环。
邓小平时代，作为权威的毛泽东伴随他的死去而淡化，而他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被官僚政治所取代，结果是一个没有道德内涵的官僚集团，把持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行政垄断”是中国政治史上宦官政治的返祖现象，而在官僚操弄下的“行政垄断”才是各种腐败的根源。
我没有意思说，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去，而是说，毛泽东树立起来的权威因为毛的死去而蜕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早在1956年便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顾准主张淡化权威，我则主张可以参照清代学者凌廷堪提出的“复性于礼”的建构主义方法，对权威与权力的一体化进行认同剥离。
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传家宝”，就要看中共能否把视线从“国家”转向民主，中共在大陆的合法性，要建立在捍卫文明的道德权威上；当中共政权把“国家”及其表征的GDP当作最高目标，意味在道德层面的合法性已经丧失。如何恢复中共在道德层面的合法性与提升毛泽东的现代价值，是一个重新建构民主价值的政治伦理问题，法治与民主要以此为前提才能成立。
新一轮全球民主化运动已经揭开帷幕，这个世界被争取民主的人民连接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人们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价值建构。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利比里亚的和平活动家士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女士10月7日在纽约讲演，介绍了她通过劝说本国妇女不要同参加战争的丈夫与男友发生性关系，来推动和平运动的经验。
在东亚文明的现代价值上崛起的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暴力，还是与暴力诀别，取决于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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