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举行。率先发表比较完整的报道后引起海内外持续关注。日前，《决议》的参与者和知情人李洪林、何方和郑仲兵等人在中国学者陶世龙主办的五柳村网站撰文指出，《决议》是为了个人崇拜，把已经垮掉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但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邓小平。官方所称《决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完成的不符事实，它是在邓小平个人掌控中进行的，胡耀邦的方案被邓小平否定。
以下5段文字为五柳村博客所载陶世龙按。
2011年8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时，五柳村注意到有与会者通过腾讯微博发布消息，当即转发了部分微博，其后又将有关微博和其他网上的有关材料，选录编成博客文件在五柳村发表。但腾讯微博在报道了不到十个人发言后，不再有消息。从胡德平先生的开幕词来看，座谈的宗旨是着重在回顾历史，并非针对当前政策。后从郭道晖先生处得知，是因发言者超出了预定回顾历史的范围，而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多，并互相感染有愈来愈激烈之势，而将微博掐断了。8月28日，澳大利亚华人网站[今日悉尼]发出对这个座谈会比较完整的报道《中国著名学者举办座谈会 批评中共当前政策》，称“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高调批评中共弊政。”
8月28日收到杨继绳先生发来在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实事求是面对历史》，当即与杨先生商定全文在五柳村发表。（因为他在发言中对《决议》批评较多，并指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估计不会给他公开发表。）郭道晖先生的《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型，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因原说要发表此文的《南方周末》已明确告诉他不发表了，便也交给我发出了；王海光先生说他的发言历史地看待《历史决议》是即席发言，也让我发了。
过了一些时候，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作为主办方发出的独家报道，五柳村也作了介绍(全文附后)；还介绍了蔡霞的《进行深刻检讨 以防文革重演》；转发了王希哲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年座谈，王希哲认为，不应用《决议》去压制不同意见。
8月30日我将收录的杜光的评论，有关微博和其他网上的材料汇集编为一个专题[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
后来又发表了高瑜的《邓小平搞《决议》的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中国仅有思想解放还不够》，也是因为感到现在社会上对《决议》的问题认识不足，还有不少人误以为《决议》是胡耀邦的想法，这个澄清的工作还需要作。其后又收到制订决议的参与者和知情人李洪林、何方和郑仲兵等的评议。
李洪林谈《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
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五柳村2011年12月14日收到
何方谈《历史决议》：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
何方的信
仲兵同志：
我完全同意《三十年后评说历史决议》一文的立论和史实叙述。我在做出《决议》的当时，就在几次有关的会议上提出过批评，也曾经见诸文字。我的主要看法是，这次决议和延安的《历史决议》一样，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那次是确立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次则既捍卫对毛的崇拜，也制造对邓的崇拜，起码是为确立邓的历史地位作铺垫。其实，在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实行独断专行上，邓小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而且在陆肆镇压、教训越南、一手扳倒三个总书记（华、胡、赵）和指定两代接班人的问题上，邓还超过了毛。但我以为，对邓还可一分为二，对毛就谈不上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毛几无什么贡献，多为负面影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饿死三四千万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等，足以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证明也是历史的倒退。而邓由于引进经济市场化和实行改革开放，扭转了中国经济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局面（从秦汉到前清，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一倍），改革开放后得到飞速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使邓在中国历史上除落下一代暴君之名外，还留下一道亮点。但是，由于毛的自我暴露显著和被揭露的时间长，劣迹已为人所共知，在人们心目中已渐被淡忘，而邓却既得到当权派的竭力庇护，又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虽然他自己否认设计之说，只承认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邓当权后确也扭转了毛统治期间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一直下降的趋势，使人民得到了些实惠，这就多少掩盖了他凶狠的一面。所以现在和今后，揭露邓小平、还他本来面目，就成了反对专制主义和促进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文对邓专制独裁的揭露、分析和批判，实在精辟，在当下中国文坛也很难见到，很值得人们学习。
何方
十一月十三日
五柳村2011年12月14日收到
郑仲兵谈《历史决议》：反“自由化”的产物，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
（多维编者对原文有删减）
多年来，官方和一些学者的著述，都把《决议》说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产物，说它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来的。
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邓小平继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使然和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谬的。
1979年1月----4月（中间休会一个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务虚会以实践检验真理以及理论、政策、是非的标准，对中共建政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仅见的生动活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会。
但是，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鼓噪下，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腰斩了理论务虚会，从而也腰斩了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还取消了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诉求的“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傅月华等人，取缔了从反对“四人帮”暴政而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和刊物，从而也扼杀了从四五运动、“四人帮”垮台到三中全会以来产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当时，这一系列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甚至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理论界和知识界的打击，更甚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和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压制。因此，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为此，10月下旬，邓小平提出三项动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决定：一，修改党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二，修改宪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三，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用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三箭齐发，异曲同工，都是为深入反自由化。中央文件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其实《历史决议》自始至终都是完全在邓小平个人掌控中进行的。而具体负责文件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积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
1981年，2月上旬，胡乔木他们搞出准备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胡耀邦看后十分不满意。不得已，提出由他组织人再搞出一个决议稿。邓力群即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口头上表示：“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但是，当胡耀邦在一个月后，真的拿出新的决议提纲时，邓小平竟没有经过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比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了。
本来历史已经给那些“问题”做出了结论，现在却倒过来了，“决议”要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对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不仅划了框框，定了调子，而且正是邓小平一连串讲话内容的集中，可以说，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邓小平个人的意志。首先，邓小平反复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甚至还用了三个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来强调这一条。
在叙述和总结历史过程时，邓小平还公然用诡辩和谎言来糊弄事。
1，接受陈云谋略，增加建政前二十八年的叙述。邓小平虽说不提“路线斗争”，但事实上是按着路线斗争的思路，把二十八年的历史曲折都推给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当年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左”或右的错误。从而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写成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全正确无误的历史。连三大改造，都说成是“伟大成就”，并为之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3，1957年以后反右运动被说成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被说成“急于求成”，“没有经验”的问题，而且为了掩盖错误，邓小平提出先写成绩，再写错误。在此之前，连起草人胡乔木都觉得为难，他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邓小平这么一支招，邓力群说，“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
4，承认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算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邓小平还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把责任都推给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上康生、谢富治两人。《决议》给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竟然连毛泽东的名字都舍不得点，只含混地说是“领导者”。更严重的是，究竟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这个问题，阎长贵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论证。
5，根据邓小平意见，决议后来还加了一个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历史。”完全是邓小平的权术，即通过起草《决议》达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既打击整肃了“自由化”的势力，又能逼宫----逼使华国锋下台。
官家媒体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历史决议》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讨论的产物。不仅吸收了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先有四千高级干部的讨论，最后又有几十人的讨论，几易其稿，最后才修改落实定稿。其实这都是假象。
五柳村2011年12月14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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