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任期内最后一次上京述职。述职期间，曾荫权先后面见了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据报道是曾氏同中央高层汇报和讨论的重点。当有记者问及会否涉及明年初的特首选举，曾氏避而未答。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正式会见场合，中央高层会避免直接涉及此次香港特首选战情况，但香港的政治稳定则一定是他们关心的议题。据透露，中央已制定促使港府搞好“民生”来化解泛民以政治争拗搅动香港政局的招法。而香港泛民派的六四“政治红利”也已在频频争拗中消耗渐尽。
六四红利无端消耗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曾荫权赴京述职，最先与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晚宴，二人的交谈更为随意及方面更宽泛，以便于习近平了解更多状况。中央目前对香港政治稳定的最大顾虑还是在于泛民势力。特别是面对2017年香港将进行特首直选的形势下，同泛民寻找沟通方式及“沟通语言”，以保证香港在直选后的政治稳定，将是中央今后在香港问题上的主要关注点。中央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扶助港府抓好经济、民生，从稳定民心，提高港人幸福感入手保证政治稳定。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这一方针在中央多次要求解决“深层次矛盾”的督促下得到贯彻，并初见成效。所以，此次温家宝在听曾荫权述职时，表示“香港的重大民生问题”有改善。
分析人士表示，香港泛民对“政治争拗”的痴迷始终是让中央头痛的问题。1989年中央对“六四事件”的处理，让香港民主派在聚拢人心上走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由此，六四事件产生的“红利”，成为当年民主派以及现今泛民势力最大的政治资本。之后的年年“毋忘六四”，一方面是为无辜死去的人讨公道，一方面也是民主派为“追加”六四红利。也因此，民主派 “逢中必反”的方针能在港人心中引起共鸣，而热衷于“政治争拗”成为其对抗香港建制派及中央的必杀技。但对香港民主派来说，这种惯性思维也埋下危机的伏笔。在今年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危机开始冒头。
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由民建联、自由党、新论坛等组成的亲中建制派在选举中获得大胜，共取得149席；而由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民协、前线等组成的泛民主派，只得106席。被视为“亲北京”的民建联117名参选人中115人当选，胜选率达65%，远高于民主党的54%。
面对这一结果，许多舆论认为，这次选举“给了香港民主派决定性的一击”。此次区议会选举，恰逢香港经济形势的持续好转，这为建制派赢得了更多香港市民的信任，并使侧重于政治诉求的民主派遭受失败。而在2003年，香港失业率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8.6%，有高达30万人失业。结果，亲北京的民建联在区议会选举中，胜选率只有让人难堪的30%。虽然香港区议会的政治权力与政治功能有限，选民更关心候选人是否有社区服务的经验和成绩。但反映出泛民派一味将自己定位在政府的政治反对力量，而忽视掌握必要的行政资源和政策资讯，因而也难以提出有意义的经济及民生政策。结果使区议会选举变成是对建制派乃至特区政府的经济民生政策的信任投票。
而香港区选之前的公民党“珠港澳大桥环评官司败诉”及支持外佣居港权惹众怒，都在相当程度上为泛民在区选中的大败压上了沉重的砝码。
而这一切都基本无关政治，多涉民生议题。恰恰是这些民生议题暴露出泛民势力的缺陷。施惠普罗大众抵消泛民的政治民意
分析人士强调，香港泛民势力从六四事件以来形成的“唯政治争拗至上”的反对党斗争策略已需要改变。任何社会的政治对立中，政治斗争都不是“唯此为大”的。再有利的政治资本都有耗尽的时候。香港泛民对政治争拗的痴迷就是在“滥用”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个“度”，需要把握分寸。香港经不起如此频繁的政治争拗，香港需要发展，民众需要生活富足、安定。分析人士特别指出，中央现今的“抓民生”不完全等同于以往的“抓经济”。抓经济可能较多的依靠财团、企业，而抓民生，“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直接施惠于普罗大众，让最广泛的民众得到发展的好处。而这一招恰恰针对了泛民以“六四情结”聚拢民心的传统思维。
对于泛民的“政治坚持”，分析人士说，其实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所有问题一下子全解决，有些问题甚至可能要几代人才能解决。坚持没有问题，但坚持一定要马上解决就可能不现实。而且有些坚持的事也要有可行性。例如，目前中国是由中共执政，它的存在是不由人的主观取舍的。你要同这一家打交道，搞好关系，不能前提是要这家的主人先滚开。现在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打交道，不是都认可中共的地位吗。泛民的有些坚持其实已经陷入自我纠结中，需要自省及自拔。
分析人士最后引述中方人士的话说，中央并不很在乎香港有反对党。因为这一势力一直存在，而且中央也同意香港在2017年直选特首。但中央不希望香港的反对党是一味靠“街头政治”，靠“政治搅局”运作的政治势力。因为有理性的反对党一旦普选取胜，也可以有效沟通，使香港减少不必要的震动。而盲目只为斗争的政党上台，香港就可能难再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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