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作为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省份，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也使该省份成为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乌坎事件的解决虽然暂时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但并没有解决各地频发群体事件的现实状况，甚至有评论怀疑汪洋是否拥有良好的执政能力，进而影响今年的十八大。《南方周末》1月5日刊登了采访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的文章，再提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助阵汪洋的“创新乌坎模式”。
而向春玲在采访中也提到，经济发达地区因为社会矛盾暴露得早，也比较多，他们的官员一般社会管理早就在抓。但在欠发达地区，官员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在经济建设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比重也更大。
2011年年初，中共曾着重讨论社会管理的创新思路。此间，胡锦涛首次提出“社会服务”理念，曾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面对变局思维的演进与调整。在同年的全国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一词首次以重要篇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7月，中国社会创新管理意见，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向春玲认为，当前，国家面临着体制和结构的双重转型。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正在我国同步进行，意味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没有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和创新，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都是空话。
向春玲说，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四个领域，分别是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此外还有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等社会矛盾多发领域。这些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是没有的，或者是极少有的。近年的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协和医院医生被砍事件、广东乌坎事件都属于典型的社会矛盾。
对于社会矛盾倒逼社会管理必须创新的说法，向春玲表示同意，但她表示并不能完全说是因为社会矛盾到了今天的地步，中央才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早在1993年中央就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2004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这两年特别是2011年中央密集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向春玲说，过去，社会管理手段比较单一，重视行政命令和强制性指令，忽视法治规范、道德管理和做群众工作。以至于激化了社会矛盾。比如前些年的拆迁问题比较突出，实际上我调研时很多人都希望通过拆迁改善居住环境，但政府能不能在拆迁时切实做到征询群众的意见，更多地考虑一下他们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合理诉求，不能老让一些百姓为发展做牺牲，要让人家享受发展的成果。
除了过去的管理手段有问题，管理环节也有问题。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平时只要不出事就行，一旦出事就动用警察，再不行就花钱买团结，这不仅增加了管理的政治成本，也使经济成本上升。所以现在提出要关口前移，改变过去只停留在管理末端的状态。
此外，向春玲表示政府职能存在转变不到位，既有缺位也有越位，缺位就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该管的没有管好，越位就是热衷上经济项目，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忽视社会管理和建设，对一些不该管的大包大揽。体现在社会协同不够，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不成熟。轻视社会协同，会导致政府习惯性统管一切，做决策时不征求群众意见，往往政策一出台，就会有人上访。
真正的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由过去重经济建设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过去“严管整治”向“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向党委政府主导下发挥社会协同作用转变；由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由硬性行政命令向运用法律、思想道德建设、做群众思想工作、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综合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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