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再次丈量了中国经济从热到冷的距离可以有多短：这一年，以抗通胀开始，以保增长结束。在内需和出口都难当大任之际，政府又被推上前台，试图再次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然而，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弊病丛生，危机四伏。
从“威胁论”到“责任论”，现在中国又被西方一些集团扣上了“风险论”的帽子。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欧亚集团发布的报告将中国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欧洲对冲基金经理人已经开始集体押注中国经济大幅放缓，纷纷卖空那些对中国需求具有很高依赖关系国家的自然资源股。
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中国经济危机很可能在2013年爆发，引爆线不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就是地方债务危机。这些都在提醒当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一启动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如是说。
然而，在经济领域中，最大的利益格局显然就是，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赢家，他们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四万亿更强化了这一利益格局。那么，重启改革的操刀者不得不是既有利益的最大得益者----政府。这一次，政府如何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未来。
2013年:中国经济硬着陆？
他一开口，世界都在听。
鲁比尼（NourielRoubini）因为曾准确预言美国的次贷危机会如何一步一步地演化成一场世界金融灾难而声名鹊起。他因此也被称为“末日博士”。
“末日博士”正看衰中国，称中国很可能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尽管“中国是否会硬着陆”的话题此前已被反复翻炒了数次，但鲁比尼是第一个明确给出时间表的人，且他预言的“受难日”迫在眉睫，由此引起了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
鲁比尼强调，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罪魁祸首是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一直以来，拉动中国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总是以“非典型性”的比例出力。数据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达经济体里，消费占到GDP的比重是2/3，而中国目前的这一数据是35%，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此外，在一个典型的新兴经济体里，投资应占GDP的30%，中国如今的投资额占GDP总量的数字接近50%。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没有一个国家每年都把GDP的50%用于再投资，且这里面滋生了重复投资的问题。”鲁比尼说。目前在中国，过度投资的项目除了涉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新机场等公共设施，还包括房地产中的高端住宅和商业住宅市场，以及制造业中的服装、家电、水泥等多个产业。投资过度除了导致供大于求、产能过剩，还会引发其他危机。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因边际收益低、现金回报率低，大批建设极易催生银行的不良贷款。
当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出现问题时，地方政府很可能因隐含的担保责任等多种原因导致债台高筑。如果把中国目前的公营部门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加在一起，数额可能将接近全国GDP的80%，极大地提升了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
对于目前全球新兴市场遭遇的通货膨胀，鲁比尼有些担心：“如果国家政策制定者无法追上通胀发展的动向，导致通胀失去控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如果经济过热非常严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结果就是政府必然出台紧缩政策。而紧缩会造成经济增长放缓和硬着陆。财政扩张挤占民间投资
在内需和出口都难当大任之际，政府再次被推上前台。这似乎是个自然选择。
10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1%，是居民收入增速的3倍，GDP增速的两倍多。去年，在GDP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增速依然一骑绝尘，达到GDP增长的三倍。在国民收入这张大饼中，政府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却在下降。
“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财政的扩张，”中国社科院金融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近日撰文说，“地根撬动银根，地方政府用楼价来撬动整体地价估值水平，然后招商引资撬动银根，支撑投资的扩张。这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主线。”
他把地方政府比喻为投资方，其资本金是土地供给，而利润则是“财政收入、就业、GDP以及日后的政治晋升”。
这一经济扩张模式导致中国在完全进入过剩型经济后的2003年-2011年，大部分资源被配置在低效率的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共投资的全面提速成为中国货币创生的主体，从而引致了其间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
政府部门的大规模投资行为必然带来“挤出效应”和无效率，而投资率过高的经济体也必然面临产能过剩和经济忽冷忽热的挑战。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经济近些年的现实中不断得到验证。
近日，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批评各地政府纷纷上马“云计算”项目，“不少地方连云计算的概念、作用都没搞清楚，就匆忙圈云基地，那不叫云，那叫浪费，那叫烧钱。”
2011年，与政府急功近利地四处“烧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家们难以为继后的跳楼、“跑路”、暴力抗税、变卖资产和移民潮。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指出，根据他的考察，如果不偷税、漏税，90%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倒闭。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则透露，2011年他在江浙一带的调研表明，遭遇危机濒临倒闭的企业达60%。
难逃的“东亚模式”宿命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并没有跳出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凭借资源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则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最大推手。
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将面临东亚模式所遭遇的终极挑战：逐渐丧失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常年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化；制造业过度发达而服务业相对落后。同时，正在飙升的人口抚养比和超出地球承受能力的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破坏，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硬约束。
“能否避免经济硬着陆取决于中国政府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减少投资、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鲁比尼的建议中国政府已经听过太多次，其实问题的关键是，转型进行的是不是足够快，是不是能够不以经济硬着陆为代价实现。
然而，这一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既有制度安排和既有利益格局下已经形成的锁定效应和巨大惯性难以被打破，如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及其伴生的GDP崇拜、土地财政、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
“中国现在是因为很多结构性的原因妨碍了经济的上升，但改革会伤害到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经济转型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政府改革。”鲁比尼说，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听听下面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毕竟领导人应该对人们的需求作出回应。
“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被解构成了另一种拷问----中国政府是否有决心下大力气推动经济的转型，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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