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中国农业的最大潜力能养活多少人，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最大承载量是多少人。在人口资源不影响到国家在世界大国地位及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制定出最为合适农业和资源环境的人口数，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根本指导方针和百年大计。
近来社会上频现一种要求中国取消一胎制甚至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这种言论的论据主要是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顶峰，并处在由增转减的拐点上，人口的缩减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养老等诸多领域。这些人对国家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怀疑，对世界70亿人口总数怀疑，坚持不懈地攻击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暂且不论这些观点对错，要问中国到底要多少人口才合适，肯定是一个不能统一的答案，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问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则可能是5、6亿级别，因为更易于管理；问美国政府，可能是20亿以上或者是2亿以下，因为这样美国最易扳倒中国；问人口学家，几亿或者十几亿答案都会有；问农业和环境专家，10亿内或者8亿内可能是合适的总量；问资本企业家，很可能是20亿以上，因为过剩的劳工更易剥削且消费市场巨大，多多益善嘛；如问印度，则答案可能是只要比印度人口少就行。
那么人口问题到底听谁的，谁又更权威呢？我们可用一个非常相似的问题来加以说明，转基因问题这几年在社会上争论很大，沸沸扬扬，喧嚣不止。其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到底谁说了算，是转基因专家还是医学家，特别是在双方科学家定论矛盾的时候。比如现在的情况是转基因专家天天承诺其食品安全，而医学家则通过研究却得出许多对生物伤害的实验结果。从表面上看，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上应该是研究转基因的专家更专业内行，更有发言权。其实不然，真实科学的定论应该是这样：对生物体的安全性而言，转基因食品不应有丝毫的特殊性，而是和其他普通食物、药物、有毒物对人体的伤害定论一样，全部并且只能由医学家说了算，转基因人员在此问题上根本就不具备发言的权利，更别逞论其安全性了。如此，转基因问题就不是问题，而是静悄悄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不会在社会上掀起长期的口水战和无谓的争论。但现在从这场长久的争论进程来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已倾向于医学专家的定论，政府态度的转变也标志着其认同转基因问题的一大进步。
同样，中国的人口问题到底由谁说了算，表面上是人口学家更具权威，有决定权。实则不然，人口学家决定人口论和转基因专家定论转基因食品如出一辙，是蒙蔽型很强的非科学决策。笔者以为，真正能决定中国人口多少的人是中国的农业专家和资源环境学家，而绝非看似正统的人口学家。
如果把整个中国的地域看作一艘大船，那么农业和资源环境好坏就是船客的承载量。要保证船不被倾翻沉没，承载量不突破船的最大载容量是首要的必须的要求。更容易理解的是地球资源环境的最大承载量和世界人口总数的关系，世界人口学家皆以此关键标准来制定世界人口的控制目标。若以此标准来审视中国的环境资源与现在人口的承载量关系，那么我们会看到中国现在实施的计划生育是一项科学严肃且必须实行的国家政策，也是政府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目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一胎制和有条件的二胎政策。在此政策之外均属超生。在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的今天，严禁计划生育部门对超生孕妇强制堕胎的规定使得超生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里，我们需要看看超生和计生政策的关系。
计生政策与国家其他政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计生政策所面对的调控主体是“数字量”而非连续变化的“模拟量”。
对于中国人口过多这个事实，用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来控制人口增长是必须的，但人类的生育行为属于“数字量”范畴，比如说，要不就是生一个，要么生两个，而不是“模拟量”的可以生1.5个、1.8个孩子。这种无法用“模拟量”来调节中国人口其实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硬伤，如实施一胎政策则过于严格将导致人口数量下降过快和民怨积聚，两胎政策又太宽松，加上超生不但控制不了人口还会使其增加。
根据数学计算以中国现在的国情，或许每个家庭生育1.5个孩子是最合适的，但“数字量”的生育行为使得无法实施这个“模拟量”的调控目标。而国家政策又必须体现出公平公正的首要特征，这就使得在政策内至少已无法满足你生一个我生两个的要求。所以基于国家人口和家庭生育的需要，政府在计生领域特地为社会留了一个漏洞，允许“罚款超生”。超生的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现在人口政策过于严厉的不足。从高层面上讲，超生甚至是现阶段国家政治和社会的需要，是缓解计生政策过于严格和中国人口过快下滑的必要手段和缓冲药方。所以，笔者认为，现行的人口政策加上超生后的实际生育率，是极其适合中国目前人口状况之国情的。
我们承认中国以后会遭遇养老困局，且经济无力持续增长的事实，但以最为关键的农业与环境的最大载容量来衡量，前者问题只是末，后者才是根本，本末倒置的后果是严重的，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以少有的负责任态度来面对此问题的，宁愿自己忍受即将到来的养老危局阵痛，也不把难题推给下代人。如果像反对计划生育者要求那样，取消计划生育，那么一来政府可以免受指责又减轻计生工作负担；二来民众可以自由生育不受约束；三来又满足的反对计划生育人的愿望，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但是，现阶段估计是快活了，但增长的人口会使得以后中国各种问题病症更加严重，对未来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社会都是巨大的考验，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竞争也是极大不利，亦是对子孙后代的极不负责，同时管理中国的难度也将随着人口增加而剧增。在这层面上讲，中国政府现在是在替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艰难地还债埋单，其勇气可佳可敬。
在经济市场化已经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生养孩子成本的高涨已经相当于在经济层面上对家庭实行了生育控制，许多发达国家人口长期零增长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中国悠久的儒家传统文化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大家庭生活，享受整个家庭团聚后的天伦之乐远胜于享受独自的快乐，中国人哪怕自己过的辛苦也会尽力幸福下一代。这种传统大爱般的家庭观念与西方自私思想盛行下的自我享乐主义是决然不同的，西方人会为了自己的享乐宁可少要孩子甚至过丁克家庭的生活。正因为此，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动机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超生在所难免，不管是一胎制还是二胎制。这个生育的冲动决定了中国的人口只能是易增加，难减少这样一个事实。假设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甚至像其他国家一样稍微刺激一下生育，笔者估计40年人口翻一番是可以轻松实现的（在不造成人口过饱和的前提下）。
还有人说印度国土比中国小很多，且人家人口也达12多亿之巨，政府也不限制生育。这里，我们且看看印度的国情，印度国土约为中国的1/3,但土地肥力和可耕地面积却是中国的2倍，特别是印度恒河两岸仍有大片的肥沃土地没有开垦。这就使得印度有足够的粮食增产空间来应对以后人口的大量增加。另外，选票民主制度也使得领导人不敢随便实行生育控制，因为得罪了有投票资格的印度民众，当政者就有可能下台，哪怕它是一项正确的决策。
但尽管这样，数十年之后，印度实行中国一样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事。
反观中国，农业脆弱到靠大量农药化肥来增产，且增产空间已经极其有限，现阶段农业的产出与国民的消费需求已经维持在高度脆弱的平衡上了，就是这样的农业还有多少是靠牺牲粮食作物质量来换取更高产量来达到的，在这样一种高度脆弱的平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农业的危机均可导致社会的动乱，比如农业面临的无人接班水土流失土地板结等问题。如果要给靠倚重农药化肥且脆弱不堪的农业减压，如果要向绿色天然健康农业方向发展，人口的减少就势在必行。在环境资源上，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也在不断地下降，如河南地下水的严重沉降枯竭 ，已经危及生态平衡。现在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已经在倒逼中国人口朝缩减的方向转变，要想在新状态下人口与环境资源达到平衡，缩减人口规模是唯一的正道，在此问题上，就是目前科技的力量也是渺小的且难有良策应对 。
人口策略的另一个参考指标是，人口的总量应该服从于国家在世界竞争崛起及大国地位保障的需要，大国的“大”首先就包涵了一定基数的人口，一个有利于国家进步崛起的人口基数是必需的。但如果数量过多，不但不会产生积极影响，反而会成为拖后腿的包袱。在现代大国的较量博弈中，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竞争与较量，而这，主要是科技与知识的竞争，人口的多少并不起决定作用，且人口高素质的重要性远胜于人口规模的庞大，用中国古话说就是，兵在精而不在多。近现代大国崛起的路子概莫能外，如英美在各自崛起的百年路上，一直是知识科技和国家体制作为开拓的先锋队，而不是他们的人口总量。用知识武装起来兵精粮足的7亿中国人的战斗力远胜于一盘散沙死气沉沉的14亿人。
所以，中国人口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中国农业的最大潜力能养活多少人，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最大承载量是多少人。在人口资源不影响到国家在世界大国地位及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制定出最为合适农业和资源环境的人口数，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根本指导方针和百年大计。而人口问题研究者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科学调研，精确统计，为决策层提供准确的人口数据和动态变化，这才是其本职的工作，而不是天天呆在房间里封闭地写一些自以为是的文章，嚷嚷着逼迫政府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最后，再次重申一遍笔者个人的主张，人口问题得听农业和环境专家的，就像转基因食品问题得听医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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