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决策变成每天的政治“救火”，又怎会有时间和注意力放到深层问题与长远规划去。同时，时下的追究之风也易助长一种缺乏耐性包容、并不予个人较多空间／角色的恶性循环；个人层面的冷漠及欠缺积极，不利于香港以前长期精于的“土办法”思维，人人但求不犯错、不致政治不正确，那么以往为人称许的“香港，行文化又怎能持续下去？
行政长官选举近期的戏剧性发展，加深不少人对体制的怀疑与不满。一方面黑材料充斥媒体的选情报导，但更令人失望的，乃社会上无法也似无兴趣聚焦于香港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次问题及相关的政策对应，以及日益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
近期一种怀疑香港正在倒退的情绪似在蔓延，港人的自尊日感失落。近日《华尔街日报》（2月23日）Hugo Restall的一篇文章更掀起不少涟漪。他引述十多年前《远东经济评论》前总编Derek Davis的观点，声称“香港在英国人治下表现更好”（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British）。
自由开放政府优于英治时期
我的一代经历了上世纪50、60年代殖民地统治的疏离、歧视与贪污；大学时代，我们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反对贪污。港英政府要待1967年左派暴动的冲击，及当时社会求变求改革的声音与压力不断上升，以及土生土长新世代的抬头呼唤，才终在1970年代由麦理浩总督推行民生改革，并开始重视民意与咨询。之后20年内，香港脱胎换骨，变成廉洁有效率的现代行政体，讲求法治公平负责，个中有大量本地新一代公务员、专业人士及各行各业中坚份子的努力。把香港过去的成就，简单地归纳为殖民地外派英国官员因要向在伦敦的宗主国民选政府“负责”所致，无疑是去美化殖民地统治的历史。
诚然，九七回归中国后香港面对各样管治困难，体制错置，且在与内地融合之路上既受局限也遭遇新挑战。香港在“港人治港”上，仍在碰碰撞撞，吃了很多苦头，九七前的香港盛世梦，备受刺破。但是，在自由、开放政府与政治问责方面，今天皆优于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当然这并非管治的全部，也仍待改善。
需有麦理浩的“新政”精神
近年，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不快乐与日俱增，对社会及政府日感不满，究其深层原因，乃贫富差距扩大、经济成果未有合理下滴（trickle down）、社会向上流动减弱，再加以民众无奈无能感上升，造成潜在危机。80、90年代曾大致认同“香港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今天不少感到失落，无法认同现行的特区政治秩序，因而对“官商勾结”、“中环价值”和“地产霸权”的批判才会日益引起社会上回响，也才会有人鼓吹“港英治港”比“港人治港”更好。
香港要走出低谷，需有上世纪70年代麦理浩的“新政”精神，从基本民生出发。新任行政长官须下决心正视上述深层矛盾，并对管治体制进行结构改革，不再在民主化上蹉跎。正如文革后邓小平曾说：制度不好，好人会做坏事。我们必须从制度入手，重建政治信任和施政能量，否则更好的政纲表述也只属修辞而已，变不成实果。下届政府不单要找有能之士，更要令制度改过来。
Derek Davis说殖民地时期的官员，因自知缺乏民授、不由民选产生，故更不敢疏离民众，他形容为“其不安感令其更具敏感”（更战战兢兢？）（“their nervousness made them sensitive”）。纵若如此，则今天情下应也延续，只不过更为短期行为式的民粹主义而已。特区官员，因缺乏民主认受性，对由媒体和民意调查反映出来的民情十分紧张（甚或有时过份紧张），处处被动，变得过于风险回避（risk averse）。
决策变成每天的政治“救火”
今天的香港政治生态，但凡有争议性的课题，或社会媒体发掘的事件，均轻易被提升至公权力的顶峰----要求特首或至少司局长亲自迅速响应解决。社会上既无耐性，也不容许时间去进行详细的调研考证。在寻求快速答案（quick-fix）的本能反应过程中，短期利害考虑往往盖过长远得失的分析。
正常决策程序中应有的行政部门内部官僚思考与智慧，或是公民团体和专家、智库组织可予贡献的智能，也会被靠边站；亦会做成中层官员犯不爪着花精力去由下而上提出“土”方案，去解决日常必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因他们知道，纵有良方，也可能会被顶层决策或媒体的“政治”权宜考虑所排拒。而事实上，一些议员也多只向司局长问政，视部门中层官员甚或首长级官员为“未够品位”以对口。久而久之，公共决策更为“政治化”。
当决策变成每天的政治“救火”，又怎会有时间和注意力放到深层问题与长远规划去（这些问题往往十分复杂，不易解决，也难在政治上得分）。同时，时下的追究之风（blaming game）也易助长一种缺乏耐性包容、并不予个人较多空间／角色的恶性循环；个人层面的冷漠及欠缺积极，不利于香港以前长期精于的“土办法”思维，人人但求不犯错、不致政治不正确，那么以往为人称许的“香港，行！”（“Can Do”）文化又怎能持续下去？
修辞不等于现实（rhetoric is not reality）。制度也是靠人去运作的，只改革制度而不改变人的脑袋和思维，也是不成，正如鲁迅曾说，革命前后的主要分别乃是剪断辫子而已，脑袋还是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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