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那批人，很少有人了解“六四事件”那一场风波。由于中国当局对信息的有效管制，更少有人知道“方励之事件”；而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则始终有一种心结去关注那场风波和风波中的人。但历史终究要面对的，相信很多年轻人随着阅历的增加，很多会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段历史产生兴趣。
中国逐步走向强大，催生的不仅是历史自豪感，更有对历史的客观看待。中国大陆和海外不少人士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呼吁中共，随着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应更有勇气和气度从历史客观的角度看待1989年的那一场风波。中国当局现在也需要有更宽容的姿态去面对23年前那段历史，毕竟中共在其历史发展中经历过很多错误，比如反右、文革等，但面对自身的错误，中共也大都能认真检讨、客观面对和不断修正。但“六四事件”为何那么难以直面？
方励之在1989年6月5日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带来的争端，是六四事件的一个缩影。随着历史材料的公开，这一事件以及此后为此展开的国际角力逐步清晰。方励之夫妇是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6月5日）在美方人员的协助下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并在1年多后辗转英国，最后在落脚美国。方励之在出走之前是中国物理学科方面的带头人之一，曾一度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并有多部物理学科的著作发布。但同时，方励之是政治方面的活跃人士，他宣扬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个人自由，长期以来一直挑战官方的政治容忍度。
基辛格谈“方励之事件”
曾经访问中国五十余次，见证中美关系恢复与发展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谈到方励之事件。在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时，方励之一度被美国单方面列为邀请参加总统在京举行的国宴名单中，最终白宫核准了这一名单，但很可能不了解中国人对方励之问题的高度重视，与中国政府就此引发了争论，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安排方励之坐在远离中国官员的地方，但最终中国安全部门在宴会当晚阻拦了方励之的汽车，不让他进入会场。在随后发生的天安门示威活动中，方励之没有参加现场的示威活动，但抗议学生赞同他宣扬的各项原则。人们认为，方励之有可能成为政府报复的对象。6月4日动乱之后，方励之和夫人来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此后，围绕方励之的问题，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将“制造这次暴力事件”的罪犯交出来，否则将承担美中关系恶化的后果。布什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纳他。但中国人一定会如鲠在喉。”基辛格在书中写到，“方励之滞留美国使馆成为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一个根源。中国政府不想让国内著名的反对派人士离开中国，担心他会在国外搞煽动活动；而华盛顿不愿意交出一位宣扬自由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听任他遭受严厉的报复。”此时担任驻中国大事的李洁明在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里写到：“他呆在这里时时提醒人们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联系，令我们与该国政府争执不休。他是我们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冲突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
六四事件后，美国总统先后派出副国务卿伊戈尔伯格及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7月秘密访华，与邓小平等人会面，但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989年秋，两国关系跌至1971年建交以来最低潮，基辛格11月应北京之邀赴华，谋求打开僵局。
当时，方励之成为中美分歧的象征。基辛格出访前，斯考克罗夫特曾促请基辛格勿提此事，但若中国主动提出，他可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响应。基辛格精于谋略，一直不提方励之的事，直到他向邓小平道别，邓小平忍耐不住，主动提起方励之，他即响应说：“既然你提到方励之，我希望表达一下想法。我在其他谈话中没有提，因为我知道事件十分微妙，也涉及中国的尊严。但我想，若能找到方法令他离开大使馆及出国，你在美国最要好的朋友会感到松一口气。再没有比这简单一步更能取悦美国公众了。”
基辛格在书中写到，邓小平这时站起来，拔下他及基辛格之间的麦克风，示意要私下谈话。邓小平先请基辛格提出建议。基辛格建议中方将方励之驱逐出境，美方承诺不会将他作政治用途。“我们可能鼓励他到瑞典之类的国家，令他远离美国国会及传媒。”邓小平说：“他写悔过书后我们驱逐他，你认为怎样？”基辛格说：“他肯写的话我会十分惊奇。”邓小平说：“只要美方坚持，他会写的。这件事是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导致的，当中包括你的好朋友，还有我本来以为是朋友的人。”邓接提出：“美方要他写悔过书，然后我们当他普通罪犯驱逐出境，他要去哪儿都可以。若这不行的话，另一个方案如何？方励之被逐出境后，美国将确保方励之不会作反华言行，他亦不会利用美国或其他国家来反华。”基辛格指，就算方励之肯签悔过书，但他离开中国后，若告诉人家美国政府逼他签悔过书，效果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差。基辛格说：“释放他的重要性在于，将他当作中国自信的表现，驳斥你们在美国的批评者。”
邓小平希望找到一揽子解决方案。他说：“我要求布什先动，他要我先动。我认为，若能找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谁先谁后的问题就不存在了。”钱其琛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中美达成的交换协议：（1）中国让方励之离开大使馆去美国或其他国家；（2）美国在适当时间表明将会解除中国的经济制裁；（3）中美双方就主要经济合作计划达成协议；（4）美国邀请江泽民翌年访美。
两国有关方励之的问题最终到1990年6月才达成协议，即方励之夫妇逃入美国大使馆后超过一年、邓小平提出交换条件后8个月。方最终未有写悔过书便获准出国，此后极少参与民运活动，美国“礼尚往来”，邀请江泽民访美。
方励之再提六四意义
方励之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看过基辛格的这本书，但只是看了有关他的那一章节。他坦诚，对于基辛格跟跟邓小平对话的细节，只知道一部分。“实际上在基辛格离开中国以后，（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在（89年）12月9日访问中国就是为这个问题，结果也没谈成。我觉得基辛格在书里可能用了点技巧。实际上我知道当时的谈判，因为谈判的所有Talking Points（会谈要点）都给我看了。那时关于解除对中国的制裁这点并不很清楚。”
方励之对于基辛格与邓小平谈及解决他的问题时认为，其实中国就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解决制裁问题，要求恢复对中国贷款；还有一个是美国必须邀请江泽民访问美国。对第一个条件，斯考克罗夫特当时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方励之的案子跟制裁是两回事，如果扯在一起的话，在美国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方励之认为，最终是日本人加入到谈判中，愿意出面透过给中国贷款的方式来表明放松制裁，从而解决了中国提出的第一个条件。
此前日本承诺过，从1990年开始，要给中国大约50多亿美元的贷款。但是由于当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是七个工业大国都加入的，其中包括了日本。因此当时日本的对华贷款不能进行，就是因为方励之问题卡住了。”
方励之在6月25日离开中国。此后半个多月后，召开七大工业国协调会议，日本提出放松制裁，后来日本对中国的贷款恢复。
在被问到六四对今天已经有巨大变化的中国是否还有当年那样的意义时，方励之说：“当然历史在发展，当年和现在很不一样，它的意义也很不同。但六四应该说是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特别是共产党统治中国后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因为它说明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被动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今天还是这样。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用打江山推翻国民党王朝，当时好像还有点符合民意，但后来它的所作所为就失去了合法性，尤其自文革起。而六四在当局用坦克对付学生之后，就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共产党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所以我觉得今天再提六四还是有意义的。”
方励之此前对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六四民运”已经过去20余年，目前大陆的人权状况已比80年代有了很大进步。“在80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但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但不管怎样，人权已经变成一个可用的词了。现在从政府到一般老百姓，都会使用人权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是有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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