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叶利钦”薄熙来

从地方造势到问鼎中央，薄熙来与叶利钦两人有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右派叶利钦”获得成功，中国的“左派叶利钦”功亏一篑，原因何在，值得深究。

重庆事变的最高当事人，在他黯然出局之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中的一个政治强人。他在重庆执政不到一个法定任期，掀起的动静之大，引起的争论之激烈，在执政党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作为一个省一级的地方首长，不仅亲手导演在该地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胆出格事件，尽显其在该地的绝对权威和铁腕风格，而且似乎也直接影响到中央大员的行程安排。在他的强势行为下，诸多常委和高层官员先后于重庆大剧高潮期间前去捧场，高度认可那些在当时即已引发汹涌物议的非常做法。这样的待遇不是每个省级地方首长都能享受的到，如果不是拥有政治强人品质，谁敢如此高调行事，赢来上下同赞？

政治学者萧功秦教授这些年来一直主张新保守主义，去重庆考察后认为“重庆模式”即是新保守主义的现成模式，主要理由就是重庆拥有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一个政治强人。扬帆教授评价得更具体，称其为“左派叶利钦”，这话没有过多解释。我的理解是，从地方造势到问鼎中央，两人是有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右派叶利钦”获得成功，“左派叶利钦”功亏一篑，原因何在，值得深究。我以前写文章，有过这样的看法：在现有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掌权者，看起来都不强，大多谨小慎微，做事低调，不事张扬；尤其在权力更替换代时，更是信奉韬光养晦，把小媳妇的功课做足再说，难有政治性格鲜明者。在这个大环境下，重庆前书记以强人形象亮相，给人有横空出世的感觉。原来，我是乐意看到中国政坛有这样的变化，并对此给予积极的评价。因为近十年来，改革裹足不前，制度毫无创新，思想死气沉沉，需要有一条鲶鱼放进来，搅动这个沉闷格局，激活地方创新，由此倒逼中央拿出更积极的改革措施。现在看来，这都是书生之见，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善意想象和推测，逐渐暴露出来的真相，揭示出个人专断政治最黑暗和最荒诞的一面。由此引发我思考的是，强人政治和威权政治的相关问题。这个作为中国转型时期冒出来的最后疑似强人，在所谓重庆“新政”之下，一意孤行于极端做法，强势推广国家主义路径；以“唱红”迎合左翼民粹，有意对抗主流民意；以“打黑”挑战法律和道义底线，不惧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然而最终还是现出其色厉内荏本质，无法挽回败局。他的出局给人一个重要启示：所谓政治强人，不合民意和历史潮流者，最后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竖子或匆匆过客而已。

从晚清帝国解体以来，中国的政治运行一直被置于威权化制度之中，而决定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强人的存在，历史舞台上轮番出场的就是三两个枭雄或英雄，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中国现代历史分界的标志是他们之间的兴亡更替，由此谱写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不同历史。毛最终从湖南乡间脱颖而出，成为林彪所言的大英雄，按正统史观，是历史的选择。这么说，无可厚非。中国共产党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领导者没有非凡的能力和坚强的性格，几无成事可能。政治强人是历史锤炼出来的，如孟子所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历练，这其实就是历史选择。毛成开国领袖，历经万难，多有牺牲，绝非一蹴而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既由枪杆子决定，也得到了人民支持，在当时中国可谓众望所归。

无以复加的政治军事竞争，勇者胜，智者胜，也算是公平竞选。毛让人服气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乎凭一己之力在极端弱势下胜出，世界史上有过几个这样的英雄？毛作为政治强人，名至实归，无可争议。

毛在登上大位之后的权威之大，无人挑战，在历史上大概也无可比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中国著名的开国大帝或超级君主，在毛眼里，不过是几个略输文才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粗汉而已。这等气概，凡夫俗子怎敢想象？就历史功绩而言，毛能否和这几个大帝相比，恐怕他自己就不敢说大话了，相信史家会有定评。但就个人权威而言，毛所掌控的权力之大应该都在这些帝王之上。不说成吉思汗，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代表的中国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尽管掌握巨大权力，但也不可为所欲为，他们至少把思想建构和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儒者，把国家的治理职权分给了宰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看作是文化专制主义，但儒学自汉代以来被确认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时，皇帝老儿再专横，也不能以帝师形象出现，他还是个被教育者，不管愿不愿意，在庭上还必须听听儒生们的高论，有关权力的法统问题，还必须由儒生来加以阐述。宋代儒者转向谈论心性问题，看似玄虚超越，但立足点依旧基于对皇帝教化，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强调道统对政统的统帅作用。在皇帝独裁制度下，这点思想文化上的有限约束，对于帝国制度的良性运行，维持其必要的正当性，意义重大，不可忽视。但是，到了毛时代，他不仅是政治权威的集大成者，垄断党政军大权，还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和终极阐释者，是思想先知和理论家，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奠基者，是思想正确与否的最后裁决者。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合而为一，政统和道统合而为一，权力和权威可谓登峰造极。到了林彪那里，最终演变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政治专制加上思想迷信，构筑起坚固无比的威权体系，无所不及，深入人的心灵。

由毛一人的绝对权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党国制度，被政治学者戴上了不同的帽子，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比如极权主义、独裁主义、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也有看上去比较中性的，比如全能主义、威权主义、国家主义。这些不同的政治概念指称的都是同一类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于一人之手，政治强人决定和支配着整个制度运行，强人政治就是威权政治，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制度的两面。从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史来看，这种依靠政治强人而维系的威权化制度安排，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相反，它差不多占据了世界的半壁江山，不仅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制度都是这种类型，在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及其外围地带，也广泛存在着强人政权、军人政权和独裁政权。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少校或上尉，通过政变转身变为总统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由一人执掌一国命运，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制度选择。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大名鼎鼎的都是一些富有魅力、具有所谓“克里斯玛”型品质的政治强人，比如佛朗哥、纳赛尔、苏加诺、朴正熙、金日成、铁托、吴奈温、庇隆等，这些人在他们的国家，如同毛在中国，都握有巨大权力，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当然，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状况，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这里不需要讲出更深的道理，除了“人亡政息”的常例以外，大多数威权国家在经历过强人治理之后，一般都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动地会向宪政民主国家转型，期间尽管有反复有波折，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主动转型，可规避社会动荡，让社会有序进入宪政民主体制；被动或被迫转型，则会引起社会冲突，增加转型成本。

前者成功的，有韩国、台湾、东欧、俄罗斯和南美等一系列国家；后者失败的，则有中东部分国家，典型的是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昔日强人，坐享权力几十年，视国家为自家私产，从未想过把权力还给人民，最后在人民起义中，暴死荒野，囚笼受审，身败名裂，悔之晚矣。

和世界上其他威权国家的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文革结束后，执政党对毛一人独揽大权的制度弊端还是有过深刻反省，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有过严肃清算。邓小平在1980年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可以看作是一个改革纲领，该文认识到党和国家的制度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认为“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话至今看来仍是一针见血，尖锐无比，大概也只有邓能够说，敢于说。自他以后的任何一个最高领导人，都没有说过比这更重的话，更不必说有革除上述制度弊端的实际行动了。之所以如此，根子或许还是要从政治强人现象上去寻找。

邓在中国政治强人谱系中，毫无疑问地占有重要一席，他取毛而代之，复出后虽位居党内次席，却是他自认和党内公认的执政党第二代领导核心。这种权力格局前所未有，以退居二线的形式实际掌控全局，反映出邓的实用主义极其彻底，他不在乎名分，握有实权即可，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高明之处。文革之后，中国百废待兴，其中也包括党的制度建设，邓上述文章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如何改？谁来决策？谁来拍板？第一推动力来自何处？在没有制度依据的条件下，惟有通过个人权威行为，用霹雳手段启动改革进程。由邓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应是不二选择。邓对毛的个人专断行为有过深刻批评，自己曾经也深受其害，但邓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弱化老人政治影响和决定最高权力更替过程中，也没有摆脱个人专断行为，他实际上享有了毛才能享有到的最大权威。两者根本区别在于，邓以自己的权威将中国推入到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为执政党确立起改革开放路线，确立起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在1992年，以90高龄南巡讲话，携最后余威，挽狂澜于既倒，将已经偏离航道的中国重新置于正确航向，居功至伟，名垂史册。

邓以政治强人身份，以威权化方式，推进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政治学者把这种政治现象概括为新权威主义，以区别于毛时代对政治和经济实行全能控制的旧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制度配置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东亚模式”中已有成功先例，在其他威权国家的社会转型中也被普遍作为过渡性环节。1989年掀起的有关新权威主义大讨论，涉及中国改革路径，邓明确表态，赞成新权威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涉及到这么多的方方面面，保持政治稳定，是改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前提。从邓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实际就是按新权威主义方式，进入到了国家主导社会（市场）发展模式，其主要制度配置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止，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经济上实行市场导向，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确立资本的合法性。应当说，这个发展模式成效显著，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邓在九泉之下有知，应对其确定的这个制度选择，深感欣慰。

新权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政治强人的离世，“人亡政息”一般意味着威权制度的终结，然而，中国目前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后邓”时代，或许标志着中国强人政治时代的终结，但没有了邓，威权政治依旧强大，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时代。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从个人权威上看，邓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资源是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这20年，执政党最高权力更替交接，大致有序进行，不需经过非常手段来完成非常任务，要在两个任期内积累起邓那样大的政治权威，几无可能。从执政党权力配置来看，集体领导的模式已经确定，以总书记为中央“核心”的说法不再使用，象征着个人权威弱化，集体作用突出。从执政党的作用来看，威权化体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党国体制”，执政党取代了政治强人成为威权制度的主体。所谓国家主义制度，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执政党这个整体。

以执政党为主体的威权制度的有效运行，使得个人的作用大大减弱，领袖权威下降，政治强人不再，这是目前的一个政治现状。占据大位的人，大概没有不想拥有毛或邓那样的绝对权力，令行禁止，生杀予夺，但是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们几十年时间，让他们在生死博弈中自然积累权威。如果个人生性保守，行事规矩，那就更无可能演绎出强人风范。在没有强人的时代，重庆书记大胆泼辣的执政风格，的确让人刮目相看，感觉非同一般。在现有体制格局中，大概也只有他能够最后试一把政治强人的做法，不按党内已经司空见怪的那些方式出牌，以高调张扬的气势掀起政坛旋风，大张旗鼓地推行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的“重庆模式”，完全像是一种治国新政的地方预演。在政坛一派平庸氛围中，他这些大胆出新的做法，让人联想丰富，9个常委有6个前去背书，无异于肯定他的这些做法在党内具有正当性，符合执政党正统。对于大多数围观者来说，他能够享受到这份殊荣，好像也是理所当然，不在于他有何德何能，而是在于他独特的红色家族背景，让他能够掌握到别人掌握不到的各种资源和人脉，占有问鼎高位的特殊优势。

一个叶利钦或普京式的政治强人，看起来在中国呼之欲出时，竟然因为一个特殊事件而戏剧性地戛然而止，让左派大失所望，让右派兴高采烈。对这个事件截然不同的社会反映，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他之所以失败的根源所在：缺少真正的更广泛的民意支持，是他出局的决定性因素，而失去民心则是来自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邓的权威之所以在改革初期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能够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是因为他用他的权威为中国开辟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航向。叶利钦和普京在民主时代之所以继续享有个人的极大权威，也是因为他们严格经历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是在人民的授权下来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威是人民赋予的，受之合法，用之正当。离开民主和法治的轨道，离开人民的根本利益，个人权威根本无从建立，即使侥幸成功，早晚也会露出马脚，被人民抛弃。

执政党新的权力更替已经启动，未来的领导人即将登场，人们在看，也在思索，邓在32年前提到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在没有了政治强人，也不可能再有政治强人的时代条件下，威权型制度如何走向宪政民主制度，应该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为此，我提出如下三点思考。

1、进一步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在哪里？

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毫无疑问的是来自于邓的明智和决断。

现有体制决定了，社会的普遍意愿只能通过执政党的意志，才能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行动。没有邓的决心和权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无法正常启动，没有他的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会是何种结果，难以想象。问题是，没有政治强人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最近十年，左中右分歧巨大，但对中国目前陷于改革停顿的现状普遍不满，对于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状态有共识，对于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加以彻底解决，思想上的分歧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合法的渠道得以消除。改革陷于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缺少“关键先生”，缺少邓那样的勇气和担当，缺少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历史责任感。现在提出改革第一推动力问题，不是期盼王者归来，也不是呼吁政治强人重新再世，而是寻求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与合力，寻求蒋经国式的那种政治家良知。政治家只有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站在一起，才会有合法的权威和崇高的威望。

2、威权制度是否继续有效？

中国威权型制度安排在近三十年里行之有效，应是不争事实。经济在政治高度集中和高度垄断的前提下，迅猛发展，既为国家创造财富，让人民程度不同收益，也为威权型制度安排创造了合法性基础。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威权化统治，让渡部分甚至所有政治权力于执政党，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富裕在客观上为人民的权力让渡行为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人民普遍收益的现实使得他们能够暂时接受政治垄断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状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崛起，公民社会初步形成，经济结构性问题大量涌现，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利益向少数人集中，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操控社会主要资源。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同时集聚在一起，构成社会内在危机和冲突，使得社会的威权化管理面临根本性挑战。人民不会长久容忍政治失权状态，政治意识早晚觉醒，从危机中寻找制度根源，重新审视威权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最后必然要求政治确权，主张人权、自由、法治和民主。威权化的政治体制，已不复再现政治强人，其政治权威日趋流失，对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束手无策，找不出有效治理办法。从根本上说，在世界民主化时代，威权型制度已无可能持续下去，已丧失其合法性，必须实行政治转型，按世界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3、执政党能否通过自我改革引领政治转型？

“后邓”时代，中国威权政治由执政党整体主导，是威权型制度能够持续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不像世界其他威权国家，中国的国家权力不是由个人或政治家族掌握，而是由执政党整体控制。执政党党员高达八千万，亲属两三亿，加上利益相关者，估计占有中国人口一半。执政党自我改革是否彻底，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能否顺利进行。执政党是一个整体，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是铁板一块，是利益共同体，是威权政治的共同承担者；相反，社会的分化和内在矛盾在执政党内部有充分的反映，掌握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着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党员应该都是认同宪政民主制度。执政党自我改革的基础客观存在，关键是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动力，尤其是在执政党高层，要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自觉从顶层设计开始，确定正确路径，迎合民意和时代潮流，抓住时机，坚决引领政治转型，领导宪政民主国家建设。惟其如此，执政党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