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政协广东委员会主办的杂志刊文指出，广东省“乌坎事件”应成为研究范本，并期望这是解决群众事件走向制度化的首步。文章刊发后，不仅中共中央党校发行的《学习时报》16日全文转载了该篇文章，而且言论一向较为开放的《南方都市报》，17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署名中国政论家马立诚的文章。
这篇题为《“乌坎转机”的范本意义不可低估》的文章，首先由中国政协广东委员会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今年第2期刊出。《学习时报》在转载该篇文章时称“乌坎事件的处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次试验，具有重大标本意义。”
这篇署名马立诚的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不少地方的基层当政者维稳思维和手段趋于简单化，不善于以积极稳妥的方式处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因此，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立即上纲上线泛政治化，市场问题政治化，社会诉求也政治化。什么“境外操纵”、“敌对势力”、“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定性”。这样一来，自然要采取“硬方针”。常见的处理方式是泰山压顶，不惜一切，结果是两败俱伤，积累更多、更深的矛盾，导致人心尽失。
文章表示，30多年来，中国社会冲突加剧，社会风险激增。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2011年要求创新社会管理，希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其中，如何化解群体性事件，是考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
提到社会管理，文章说，恐怕一些官员脑袋里想的就是单向控制，维护“政绩”，维护某些干部的权位，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民生福祉。文章指，“广东省工作组对乌坎事件的处理，给他们上了一课。”
文章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灵魂，是尊重公民权利，是增进而不是损害公民利益；政府应当做的，是营造公平、正义、协调的社会关系和法治环境。
这篇文章强调，“乌坎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广东；广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代表，“乌坎事件”的处理方式理应成为研究范本。
此外，“乌坎事件”的最终处理，摒弃了打压和刚性的陈旧思维，给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文章还引述学者说，“乌坎事件”的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的“承包”试验；人们希望这次事件的处理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制度化的第一步。
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问题，村民上访无果后，村民与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并出现长时间的警民对峙局面。
汕尾市政府12月9日把乌坎村民申诉定性为“（事件与）在境外的某些机构、势力和媒体与乌坎村事件确实有一定关系，但村民表示这只是土地问题诉求。另有村民薛锦波等五人被刑事拘留，其中薛锦波在被关押了三天后死亡。官方验尸结果与薛之家人探视后认定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两件事情激起村民情绪而把事件激化，亦因此乌坎事件得到国际媒体的注意。
12月20日，政府官员先派代表进村内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成为事件和平发展的转机，同时由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牵头成立工作组处理，承认民选之“乌坎代表临时理事会”地位，并称释放被拘留村民与尽快再对薛锦波进行验尸确定死因，警民对峙局面结束。
2012年2月1日，乌坎村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由村民一人一票推选11人组成的村民选举委员会；2月11日通过村民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村民代表，并选举村内7个村民小组组长共109人，3月3日、4日以同样方式选出村委会成员与村民小组代表各7人，被政府点名视为闹事分子的或示威组织者全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这几次选举均全程开放给记者媒体在旁拍摄，亦有市政府与工作人员在旁监督。2月16日汕尾市官方正式把薛锦波遗体交还其家属并发放抚恤金和殓葬费，但并未再提及致死之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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