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奥巴马连任而希拉里去职，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对南海的政策，将掌握在帕内塔、唐尼伦和凯利的手中。当然，无论是帕内塔，还是唐尼伦，或是凯利，都不可能为了讨好中国而牺牲美国的利益；但是像希拉里那样公开向中国叫板、似乎要纠集东南亚盟国与中国打群架的现象可能会比较少出现。菲律宾或越南若指望美国帮他们在南海与中国一决雄雌，恐怕还会继续失望下去。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这次的亚洲之行，曾经让某些希望联美制华的国家和政客兴奋不已。一年一度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不仅是美国阐述战略东移和挑战中国的最佳讲坛，而且也是华盛顿安抚和拉拢那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美国盟国的大好时机。自从2010年7月和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分别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高峰会上公开挑战北京，声称“维持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国家利益”、“应该以多边机制根据国际法解决海洋领土争议”以及“美国反对任何宣称拥有主权者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以来，某些国家的某些人每每遇到类似的地区性安全对话、论坛或峰会，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亢奋，激动万分。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之时，中菲黄岩岛对峙仍在持续。在对峙中处于下风的菲律宾非常希望帕内塔在公开发言中能批评指责北京以大欺小，更希望帕内塔在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义务的时候能扩大解读，将南海争议也一并纳入条约的适用范围。而在香格里拉对话一结束就在金兰湾欢迎帕内塔的越南政府也企盼着帕内塔的发言能够长长南海争端中越南等国的志气和筹码，压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解放军的威风。连中国本身也有很多担心。一是担心美国借口“战略重心转移”而率领菲律宾、越南等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围攻中国，与中国“打群架”；二是担心帕内塔发言不慎给菲律宾等国传递错误讯息，让菲律宾在黄岩岛对峙中铤而走险，孤注一掷，陡然升高紧张情势；三是担心中美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展开舌战（过去不是 没有过），有可能给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最近访美所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破坏刚刚恢复的中美两军交流。梁光烈决定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应该说与这几项担心、与不愿与美方发生正面冲突的考虑不无关系。
不过等到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发言结束，感到意外的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这篇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题发表的演说中，帕内塔虽然谈到在亚太重新平衡部署军力的必要性，谈到要将美国以往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分别部署各一半海军舰艇的比例调整为太平洋六成/大西洋四成的新比例，但他并没有公开指责或批评中国，没有指责或批评中方在南海的所作所为。相反，帕内塔特别驳斥“美国战略东进是为了挑战中国”这一说法。他强调，美国要与中方发展健康、稳定、可靠而又能持续的两军关系。无论帕内塔的发言是否基于礼貌客套，抑或是言不由衷的虚情假意，这与希拉里国务卿两年前在南海问题上的强势表态或前国防部长盖茨发言相比，毕竟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至少听在中国军方的耳中，已经没有那么刺耳。即使当帕内塔作为越战后首位重返金兰湾海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长，谈起发展美越军事关系时，也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完全没有提到南海。一天以后，帕内塔与越南国防部长在河内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国在亚太的“目标是与包括中国在内 的各国合作推动繁荣和安全”。
这一切是因为美国的南海政策有了变化吗？
还是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不同吗？当然都不是。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帕内塔这个人。他既不同于希拉里，又不同于他的前任盖茨。时空的改变让帕内塔的表达方式与希拉里和盖茨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美国政府过去对南海问题除了表达自由航行的权利外，对相关国家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不持立场，也不说要以海洋法公约作为解决分歧的基础，更不介意争议各方是透过双边协商还是多边机制化解分歧。但是，2009年初，美国海军非武装的侦测船“无瑕号”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侦测作业时，遭到中方船舰的阻挠，引发中美海军船舰对峙。与此同时，中方在公开政策表述中开始把南海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切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觉。美方认为，北京仗着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上升，开始在南海跃跃欲试。如果美国不做回应，那么有可能增加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觉与误判。美国国会则有人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忽略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美国需要强势出击。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决定，美国加强在亚太军事存在的决定，以及美国在南海政策问题上由模糊走向清晰，应该都与美方要对中方所谓“咄咄逼人”的态势做出有力回应有直接的联系。
希拉里国务卿虽然多次访问中国，但她对美国对华政策复杂微妙的细节并不清楚。而她的心腹爱将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却是对华政策、对台政策、对日政策、对韩政策，甚至整个美国对亚太政策的行家里手。坎贝尔虽然言必称“我的中国朋友”，内心深处却对中国素无好感。克林顿总统任内，坎贝尔担任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他是重建和巩固美日安保的功臣；他同时也是提升美台秘密军事合作的元勋。希拉里要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做出反击，她倚重的当然还是坎贝尔。希拉里2010年7月和10月分别在河内“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高峰会”上有关南海问题的发言，应该出自坎贝尔的手笔。作为重大外交宣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应该都有介入。但是，当时的总统国家顾问琼斯并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盖茨更是布什政府的前朝旧臣，因此南海政策的主导权在国务院，在希拉里手里，在坎贝尔手里。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10年东亚高峰会上，直接以言语冲撞希拉里，也没有减缓美方对中方的回应强度。
美方强势介入南海争端，遭到中方强烈的抗议与不满。但是，平心而论，的确也促使北京在南海问题上举止审慎。从那以后，很少在听到中方官员声称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南海海上对峙事件也没有再听说。即使在菲律宾挑起黄岩岛争端后，中国民意义愤填膺，网民一片喊打之时，中国政府还是相当克制地动用渔政船和海监船，而不是海军舰艇参与对峙与执法，始终没有开枪开炮。中方之所以如此克制，当然与担心美军的直接介入有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北京作强势回应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是，南海问题又是微妙复杂的。这里面除了国际法外，还牵扯到历史因素和民族感情。美方强势介入南海问题后，美国内部也有人担心美方对中方的防范会不会被某些与中国有纠纷的国家利用，让这些国家在壮胆之后无事生非或小事变大，强行拖美国下水，逼美国帮这些国家在南海与中国摊牌。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出，中菲黄岩岛对峙发生后，美方一方面在公开场合重申对美菲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另一方面却在私下的场合劝菲律宾适可而止，避免误判情势。帕内塔这次亚洲之行的谨言慎行应该是有所考虑的故意安排。
帕内塔其实也没有直接处理过中国事务。他早年在国会担任民主党籍的众议员，1993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1994年至1997年则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曾陪伴克林顿度过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了解两岸关系的历史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2009年2月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而2011年7月接替盖茨，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身为意大利裔的帕内塔，从担任国会议员起，就常常与预算打交道。即使在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他还念念不忘美国国债和赤字的压力，念念不忘未来十年美国需要削减将近5000亿美元的军费。也许预算的压力，也是促使他在亚洲之行过程中对中国发言温和的因素之一。
与帕内塔相比，希拉里不仅更讲究意识形态，而且行事作风特别强势。作为国务卿，她常常理所当然地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和对南海问题的政策。不过希拉里已经决定，无论奥巴马能否成功连任，她都会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结束时辞去国务卿职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已决定要和希拉里一道挂冠求去。
奥巴马如果连任成功，最有可能接替希拉里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人选是目前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曾在2004年接受民主党提名与布什竞争总统宝座的凯利。凯利曾参加越战，也曾为越战中的表现而获得表彰。但是从越南回国后，他又成了反战的英雄。凯利的政治生涯都是在美国参议院度过，是美国政坛上相当有国际观的政治人物。他多次访华，对中国、对中美关系有相当的了解。他的对话立场比较务实，比较灵活，也比较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
目前在白宫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唐尼伦也是一位对华温和派。唐尼伦曾在琼斯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作了两年他的副手。但是两人关系并不融洽。有传言说，琼斯去职后曾强力反对唐尼伦接替他的职位，理由是唐尼伦做过公司主管和律师，却完全没有国际经验。但是奥巴马信任他，因此他还是拿到这个职位。唐尼伦在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就开始主管对华关系。他手下有一位主管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贝得。贝德虽然是中国通，他还是要听命于唐尼伦。2010年9月，中美关系由于年初的对台军售和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而受到严重挫折。美国国会放风要通过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制裁法案，更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这一切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原定2011年初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蒙上了阴影。2010年9月初，唐尼伦和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率领了一个包含坎贝尔和贝德的代表团访华，会晤了胡锦涛、温家宝、戴秉国、王岐山和杨洁篪等中方高层官员，化解了中美双方的一些恩怨情仇，促成胡锦涛2011年1月顺利访美。这次访问充分展示了唐尼伦对中美关系的了解和拿捏，对中美关系的后来发展颇多助益。
一旦奥巴马连任而希拉里去职，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对南海的政策，将掌握在帕内塔、唐尼伦和凯利的手中。没有人预期，由于希拉里的离任会导致美国政策的重大变化，但是同样的政策，不一样的表述就会有不一样的观感与效果。无论是帕内塔，还是唐尼伦，或是凯利，都不可能为了讨好中国而牺牲美国的利益；但是像希拉里那样公开向中国叫板、似乎要纠集东南亚盟国与中国打群架的现象可能会比较少出现。菲律宾或越南若指望美国帮他们在南海与中国一决雄雌，恐怕还会继续失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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