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份，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完成向第五代领导集体的过渡。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而紧迫的挑战，新的领导集体该如何应对改革的压力？英国著名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日前撰文，深入分析了中国权力交接和未来的改革前景。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任期即将结束。在胡锦涛和温家宝当政期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了40%。胡温领导下的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工厂，已经成为世界奇迹之一。
胡锦涛的贡献，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期间保持了党内精英的一致。尽管中共一直就有明争暗斗的历史，能够保持党的统一路线，也算是不小的成绩。
从消极方面来看，即将离职的领导班子并未解决现代中国的严重不平等问题。这个国家既有身家上亿（美元）的亿万富翁，也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消费2美元），另外还有2400万人营养不良。尽管在2002年就职时，本届领导就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但就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国际标准）来看，今天的中国比1984年更加不平等。
在政治方面，这一时期并未发生有意义的改革。农村选举并未发展到乡镇水平；人们参与决策的手段依旧有限，党政依旧不透明。
今年10月的中共十八大，无论得到职位升迁的是谁，该过程都必需产生三个结果：外表看起来显得计划周密；必需组建一个能够一起共事的领导集体，无论存在什么私人分歧；必需赋予这些领导人以国内和国际的合法性。
中国的领导人是以世代为标记的：毛泽东是第一代，邓小平是第二代，江泽民是第三代。这一次向第五代领导人过渡，是中国首次没有政治强人介入的领导换届。对于一个不喜欢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体制，这次权力过渡比以前的几次具有更多的变数。
权力候选人
即将在十八大获得升职的那些候选人，有不同于其前任的一些共同特点。他们当中技术官僚较少，大部分是社会学家、律师和政治学家。这些候选人跟军队没有紧密的联系，都没有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最低的也是硕士。尽管如此，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在国外学习或生活过。相对于大部分现任的政治局常委，他们是更好的沟通者；而且，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记忆较少----当时的中国几乎崩溃。
另外，他们有的担任省级领导，有的是中央级的部长，都经历了长期的训练。他们所受的心理熏陶都只是来自于越来越富强的中国。跟前任比起来，他们的政治资本要少得多。而且，每个争取领导职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人脉，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家庭、与他们有联系的组织、曾经工作过的省份和国有企业。正是通过这些有力的人脉关系，他们获得了相应的职位，并得以上升到党的最高领导层。
改革的压力
今年的决策重点可能发生根本性的突变。自1978年以来，每届领导的目标都是经济增长。这也是该党接受评判的领域。第四代领导人保持了经济增长，把稳定和构建更繁荣的社会作为主要目标。但是，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争议变得越来越多。2009年共发生了900万起向中央政府请愿的事件。中国国内有人估计，每年的群体事件可达180000起。
这些事件很多都是因为土地纠纷和退休金支付问题。当前的中国骚动不安，社会问题非常复杂。
我们可能会看到，未来的新一届领导不得不处理极为棘手的社会变革。尽管第12个五年计划已经确定以宏观经济为主的政策框架，但为了更加高效地处理社会骚乱，可能会在法制改革方面发生变动。公民社会在提供原本由政府完成的服务方面越来越重要，因而需要明确其作用并赋予其恰当的法律地位。另外，还需要改革共产党内部治理的问题。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其同时必须通过释放社会和政治结构以避免国内不稳定。2010年，中国政府宣称在国内安全问题上的开支为930亿美元，比公布的国防预算还多10亿美元。这种支出水平表明，政府与国民之间存在着矛盾。
在具体政策方面，新一代领导集体必须注意中央与省级之间可能的财政再平衡。当前的制度安排可以确保中央的权力，但也意味着中央机关需要决定各省的医疗和教育预算，即使有的省份远离北京几千里之外，中央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
因为人口老龄化、工作人口日益减少和高度碎片化的国家制度，养老问题是另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为了确保新兴中产阶级的医疗和教育权利，社会福利保障也很关键--这样他们才能成为西方国家那样的消费者，而不总是把钱存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税收改革。中央的大部分税收都来自于国有企业，私人缴纳的税款只占国家税收的6%。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能够使人民都成为纳税人，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对自身公民地位的认识。
未来发展的三个前景
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三个前景：首先是渐进式，这也是中共所青睐的。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在20~30年的时间里将经济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从而也能应对前文所提及的若干挑战。
其次是由危机导致的变革，这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往往会爆发起义和大范围的混乱。中国的领导人肯定会认真对待危机的威胁。
最后一个前景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进行迅速而大胆的改革。我们要记得，在1978年，没有一个西方评论家预见到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政策中采取的变革措施。所以，我们也许会看到新领导人将迈出同样大胆的步伐。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社会，犯错误的风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中国的决策者正从各个方面讨论改革的必要性。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任时要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具有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其中很多都涉及到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政治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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