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局党委，一个厅级领导，对自己单位民警的调动权都没有。那么，把我们弄这儿干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能？这样不值得信任？既然如此，还要分局党委干吗？
说我们这儿有群众举报，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秘密调查。调查就调查吧，总得有个结果，有个说法吧。调查人员屁股一拍，走了，销声匿迹了，没留一句话，没一字回复。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弄得基层工作无法开展，这是什么事呀，有这样的工作作风吗？
上级命令我们做什么好事，要记下对方的姓名，联系方式。如果对方是一年轻女子，又在夜间，对方怎么想？不说你不怀好意，也会认为你是疯子或流氓的。有这么做好事的吗？可以说想出这种馊主意的人的神经就不正常。这与其叫大家做好事，不如说是逼着大家去做假！更可笑的是还把执行"命令"者给处理了，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公安工作有这么干的吗？
四、打黑组长开口说话
这事还真不好说。当我讲明意图时，打黑组长有些为难，有些犹豫，有些忐忑。
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我曾经多次与他有过接触，他对打黑，对立军同志非常有看法，今天怎么啦。啊，我懂了。当初他有情绪，很愤懑，是因为对升级不高兴，上级说他有个处分，不符合升级条件。如今不同了，虽然也没升级，但让他代理、主持一个单位的工作，享受着升级者的待遇，心中隐隐约约飘浮着几丝信任、满足与感恩之情，在如此心景下，他怎么好去出赐恩者的言语呢？
然而，是我想错了，是我在以 "小人之心"去度 "君子之腹"了。接下来，他一边喝茶，一边缓缓道来---
这事还真是不好说哟。既然要说，就话分两头。一头，王立军干这些事，不完全是他个人要干的，他一个人也干不了。这些事，是在强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干的。你能说错了吗（共产党不是神，怎么会就没有错呢？大跃进、反右、文革，不都错了吗？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我只在心中想着）？你说错，就是说强大的共产党的错，说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党委的错你担当得起吗（概念又乱了，王立军同志代表不了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王立军就是否定党---看来他还真把王立军当成党的化身了
我没被他所吓倒，我只知道三中全会，通过三中全会否定大跃进、反右和文革之后，我们的党变得更纯洁、更英明、更坚强、更伟大了。
另一头讲，王立军的确不是他妈一个人。他利用共产党的威信，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崇拜和信任，利用人民群众对黑社会、对犯罪分子的憎恨，大行反人民、逆历史、辱法律之能事。就说那打黑吧，那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可他经过炒作，全变成了他的发明，他的战绩，真可谓贪天之功为己有。黑社会与黑恶势力，黑社会与一般刑事案是有区别的。可是，经他一搅和、一混淆，全成了黑社会，似乎重庆市早就是黑社会的天下了。我们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最有发言权，是黑是白，老百姓心里最明白。王立军这么搞，把大家的视线全部引到他自己身上，让全重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去注视他身上的光环，而对他为非作歹之事就忽略了，或者把他为非作歹之事也看成了好事。比如说公安机关吧，法律赋予其权力只是维护社会治安，侦查破案，没有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定刑的权力。可是，王立军可以定罪、定刑，他可以替代其他执法部门。这种严重违法行为居然能使相当一部分人认可与接受。还美其名曰加快打击速度，要让黑社会把牢底穿，不让有出狱的机会。罪犯是否出狱，那是有法律规定的，应由法律说了算，怎么能由王大爷说了算呢？王立军的干法，给重庆的法制建设蒙了羞，是法制社会的奇耻大辱、旷世笑话。
党中央现在提出了要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完全符号中国社会规律和国情的大政方针。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总方针，司法界提出了轻罪轻判、缓判，甚至不判的举措。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制定和颁布了《青岛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对于决定封存其轻罪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其案件卷宗和相关资料将被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相关部门为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时，不记录其轻罪犯罪情况。继后，南开大学又在修改《本科学生学则》时加上了受处分的期限："警告，三个月；严重警告，六个月；记过，九个月；留学察看，十二个月"的内容。这无疑使失足青少年看到了"回头是岸"、"无痕迹"回归社会的曙光。《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能让第三方利用。对只有与案件直接有关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能接触这些档案"，无疑也是基于这个目的，即保护有轻微"污点"的人，这不是捂住伤口，而是防止细菌感染，加快伤口愈合速度。取消"一锤定终身"，从刑事意义上讲，意味着再次犯罪不会成为累犯、再犯；从民事意义上说，所有因前科而被限制、剥夺的权利全部恢复；从社会意义上看，不但妥善地解决了有轻微"污点"的人重归社会的后顾之忧，为有轻微"污点"的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而且表明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然而，我们敬爱的立军同志则恰恰相反，他多次公开强调要搞"一锤定音"，不仅在队伍建设，而且在打击犯罪上都实行所谓的"零容忍"，谁脸上如果有一颗痣，他就会将谁的脑袋一起砍掉；如果秧苗田里有稗草，他就会把秧苗和稗草一起锄掉。按照敬爱的立军同志的逻辑办事，使不少轻微"病人"被判为"重病患者"，甚至"死刑"。有意识地打击一大片，有意识地破坏家庭和睦，增加社会矛盾，增加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对党委的抵触情绪。这是法律之目的吗？这是和谐社会之期待吗？
还有刑讯逼供、虐待嫌疑人的问题，在立军同志的认可与支持下，这几年在我们的办案中又沉渣泛起。仅"3.19"一案，案件至今没破，而刑讯逼供却使多名嫌疑人受到伤害。就说众所周知的文强案吧，一次，在狱中被审查的文强，对打黑专案民警雄说："你们要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哟，我以前还是你们的局长哟。" 雄眼睛鼓起牛卵大，轮起巴掌就朝文强脸上狠狠扇了过去。此事反映到了王大爷那儿，王大爷哈哈大笑之后爽朗地说："打得好！这民警很勇敢，应该重用。"追随者马上将其提升为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副字前面加了"常务"二字，可笑不可笑，一个副科级干部，"常务"什么？文强是嫌疑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办案人员没有任何权力殴打嫌疑人，对这种违法行为，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非但不制止，反而竭力怂恿，成何体统！甚至，他还当着众多群众和民警的面，亲自动手殴打嫌疑人，他的行为给了大家一个信号：嫌疑人是可以随便侮辱的。除封建社会之外，在我国近代史、现代史上，如此藐视法律、践踏法律的暴君，立军同志应该是第一个。在一个法制文明的国度里，居然还有这片法律荒芜之地，难道不令人震惊吗？在法律践踏者的统治下，去实行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文明，有可能吗？
五、打黑民警之声
下午，我俩相邀坐进了渝江茶楼，刚端起茶杯，他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最近很忙，打黑专案组接上级指示，要撤了，扫尾还有一大堆事。尽管忙，我还是来了，我知道你的意图，我们压抑太久，我早就想找人吐吐胸中的郁闷了。
慢慢说，想说什么说什么。我帮他解压。权当吹牛、聊天，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顾虑啥？这些事，早晚有人会说，我不说别人也会说，只是个时间问题。
看来他是个明白人。
在我们专案组，我呆的时间不算短，除中途回了单位一段时间外，其他时间都在。当我走进打黑专案组，上级要求人人签《保密责任书》之后，我的神经就开始高度压抑和高度紧张，经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不是因为工作任务太重，也非身体有其他健康问题。我是执法人员，我总觉得法律在这儿有些变味，总觉得法律不像原来在书中所学的那样严谨，法律是块面团，可以任人揉捏，可以为我所用---这种困惑促使我担忧，搅得我心绪不宁，六神无主，精神恍忽。其他打黑人员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在这种折磨中度日如年，现在终于解脱了。
譬如：有人与黑恶人员吃了一顿饭，这人与黑恶人员没有任何往来，只是互相认识的熟人而已，连朋友都不是。为了扩大打黑战果，也把人家当作黑社会成员一起打了，还把人家的财物全部收缴。由于知道在法院、检察院那儿通不过---那还不是赃物，我们就将其没收，自行处理。这叫什么事？就说那民间放贷问题吧，古往有之，在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也需要私人放贷这种形式来作润滑剂、调节器，它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大政方针，又不影响社会治安形势，还可以促进民间互通有无，缓解社会矛盾。正因为如此，国家是允许民间小额放贷形式的。但是，"矛盾无处不在，无处没有"，民间放贷在化解矛盾的同时，也会滋生新的矛盾。如有人把款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为什么呢？被借者因无力偿还。然而，我们为了扩大打黑成果，就把放贷人打入黑社会。理由是被放贷方因无力偿还贷款，放贷人就通过约谈、打牌等形式，把被贷方"控制"了起来，既未限制其自由，又未伤害对方。
有律师不服，帮放贷人打官司，结果也受株连。理由是帮当事人说了话。律师不帮当事人说话还是律师吗？《律师法》就是保证律师为当事人说话的法律呀。
我怕他陷入一些具体案例之中，我亦不想了解更多的案例，于是就借添茶之机，岔开了话题：你们那套书（打黑英雄传）现在怎么样？
他说，那套书从开始准备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至今未出。几个月前，上级派专人神秘兮兮地又送来令我们审读。阵仗十分严肃，除草稿上加盖了"绝密"印章之外，还约法三章：一、只准看本专案的文章；二、不准向专案组之外的任何人泄露书中一个字；三、限定三日内收回草稿。
那书是由敬爱的立军同志钦定的一套关于歌颂打黑除恶的报告文学集，作为对打黑英雄们的颂扬。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写几本书树碑立传也无可厚非。但是，此书却引起了人们诸多猜疑：一是重庆人对重庆事应该最熟悉，这书由重庆人来写最合适，可不知老王是对重庆人信不过，还是认为重庆人没那个能力，不远万里专门请来了外地人撰写。二是一本报告文学集，又非宏篇巨著，哪里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据公安内网称，为此书的出版，先后召开了五次研讨会）。据一位看过此稿的处级领导说，那书太虚，事实依据严重不足，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都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三是那是一套书，一套报告文学集，什么是报告文学？就是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一种文体？什么是新闻？就是最新出现的有意义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必须真实可信，不能有半点虚假。如果是"真实可信"的，没有"半点虚假"的，就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神秘，更没有必要加盖"绝密"印章。如果是一套书，最终要面对读者，如此遮遮掩掩，还敢出版面市吗？如果出版面市，又搞得那样"隆重"干吗？这不能不使人想到那"黑"案之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猫腻。四是出一套弘扬正气之类的书这类事，应该是政治部宣传处的事吧，纪委来干这种事，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或狗拿耗子的味道哟。
六、旁观者清
--一位乡镇干部的心里话
几十年来，在我们镇旁边就有一个派出所，我们镇干部和周围群众把那儿都当成了家，没有镇领导不认识派出所民警的，我们有事无事都爱去与民警拉家常。可是，这几年派出所变了样，首先是那所领导走马灯似地更换，我记得很清楚，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换了七任，有的刚熟悉就换了；有的还没有熟悉，甚至连姓甚名谁都没弄醒豁又来了新的，难道真是"树挪死，人挪活"吗？我们怎么没见活，反而觉得越来越沉寂、冷漠了呢。有经验、能办事的民警几乎没有了，一部分去了平台，一部分提前退了休。派出所基本上名存实亡，给我们镇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后来更过分，把派出所给撤了，我记得你们周永康部长曾经好像说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样的话。一个派出所，就是一根支撑公安事业的顶梁柱，把作为公安机关顶梁柱的派出所撤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局外人无知，看不懂。
关于交巡平台，说它好话的人不少，但我要泼点冷水。我们辖区原来两个派出所，十七八位民警，几十年来，把辖区管得井然有序。你们那W（民警私下都这样昵称立军同志）太疯狂了，一夜之间给我们安了十一个平台，我怎么也没有觉得增强了什么安全感，反而觉得遍地都是黑社会，都是犯罪分子了，如果不荷枪实弹，不警察林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有，一到晚上，那荒坡野岭除了蚊虫蟋蟀，连野猫野狗都没有一只，民警守那儿干吗？这不明明作践人、摧残人吗？我真不知你们W有儿女没有？还有，守平台的都是一些年轻大学生，不让他们去基层派出所从事具体工作，学点公安工作ABC，他们在那毫无技术含量的平台守下去的结果是什么？难道你们不觉得那是浪费人才、消磨青春、荒废事业吗？我们政府对公安的投入，这几年可谓飞速发展。但是，越发展，越让人担忧。从表象看，这几年的街面犯罪少了，群众反映好了。但是，这是在高压下、强迫下、反意志、反规律的行为，这种行为注定是短命的，是永远不可能持久的。因为W的干法像大跃进，虽然到处红旗飘飘，歌声嘹亮，但那是杀鸡取卵，是拔苗助长，让我们看到的是"泡沫经济"，是"虚假繁荣"。这与"泡沫"房地产一样，到处高楼林立，到处价格攀升，到处排队购房，给人的感觉是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广大人民群众十分有钱。可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一次性掏出几十、甚至几百万买了房？他们有的掏出了祖孙三代的积蓄，买一房，全家空；有的四处借支，欠了一辈子也还不清的烂帐；有的抵押贷款；有的采取按揭，成为房奴。这是繁荣吗？是百姓富足吗？这种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行为，随时都有"崩盘"的危险，都有"硬着陆"的后遗症。不信，让王立军再干两三年看看。
还有一个奇迹现象，媒体把W吹成了神仙、圣人。不少上级领导亦对W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充分肯定，这几年，W完全被鲜花和掌声所淹没。可是，我们平时从民警口中从未听到对W的认可之声，反而对W越来越不信任，甚至厌恶、憎恨！这不奇怪吗？同时，媒体上说你们的公安队伍经王大爷整肃之后更加纯洁强大了。可是，我们镇领导明显感到民警们的敬业精神明显减弱，精神状态越来越低，向心力、凝聚力日渐下降，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连新民警都难见热情，甚至人心思走，一个队伍，在短短两三年间让W带成这模样，也算他的功劳之一吧。
七、刑侦专家怒言
老右从事公安刑侦工作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他是重庆市公安刑侦战线上赫赫有名的尖刀和专家，凡出现了棘手的大要案，市局领导都会把他召唤进专案组。为此，著名的"3.19"和"打黑除恶"少得了他吗？为此，要谈刑侦问题少得了他吗？
我认识老右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了，彼此之间也有一定交情，所以我提出要求后他马上就答应了，并且第一个接受了我的采访。不过他仍然显得比较谨慎和担心，他说目前形势还不很明朗，还不是公开清算立军罪行的时候。我说这是为将来公开清算做准备，在朗朗乾坤之下，怎么可能容忍王立军这种无视法律的倒行逆施者呢？清算王立军的罪行是迟早之事。
肯定的，必须的。老右说，在他出问题之前我们就有预感，就对他天马行空、无法无天的行径感到担忧和后怕。
老右，你对刑侦是名副其实的内行，你说说老王这人对刑侦的事吧，因为他说他也是刑侦专家。
扯蛋！老右愤怒了。拿句农村人的话来作比喻，他就是半瓶水，响叮当！你说他不懂，他又懂一点，并且还装得比内行还内行；你说他懂，他什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尽讲些外行话，弄得大家哭笑不得。譬如在办"3.19"专案中，他抛出了一个"圆圈理论"，即以发案现场为圆心，以重庆市最远的城口、秀山为半径进行围追堵截。重庆的地形像一只鸡公，这"圆圈"一画下去，就把周边的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画了进去，按他的思路，这些地区也必须去开展工作。可别人怎么可能听他的指挥呢？于是他又说"圆圈理论"仅限于本市。那么，既然如此，抛出"圆圈理论"干吗？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围追堵截不就完了吗？
还有就是把纪律当规律。打击破案与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可循，唯有按规律办事，才能办好事，办成事---这实际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可是，老王从来不研究规律，不奉信规律，只讲纪律，他把纪律当成杀手锏，当成指挥棒，无论侦破什么案，他都要宣布一大堆纪律，把纪律当规律使用，他固执地认：只要坚决执行他的"纪律"，一切案件皆可迎刃而解。由于受了他的"纪律"的限制与约束，禁锢、僵化了案侦人员的思路；捆绑、束缚了案侦人员的手脚，使一些本来可以破获的案件从简单化走入了复杂化的死胡同，从而延误了战机。
中国公安刑事侦查工作，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其规律被普遍使用。例如"以防范为主，以破案为辅"就是一条基本规律。基层民警只有在抓防范中才能了解和掌握包括违法犯罪在内的更多的社会信息，为打击破案奠定坚实的基础。可是，老王却另有新招：一是把基层派出所的大批骨干抽去不能接触群众的交巡平台。二是撤掉接触群众的桥梁派出所。三是招进大批技术人员充实刑侦战线，走技术刑侦的所谓西方之道。结果大大削弱了刑侦力量，给重庆刑事侦查工作造成了颠覆性破坏。我们现在已经感到捉襟见肘了，我们一个专案组，大半人都是借的，再过几年咋办？公安事业是长期的，老王那种"一锤子买卖"行为不是为公安事业着想的，纯属政治赌徒的流氓行为！ 老王还规定，每个单位必须养多少狗，修多大狗舍，配多少养狗民警。仅此一项，全市就一次性投入（修狗舍、买狗儿）除土地费用（共一百二十亩，每亩按划拨地算，每亩四十元；按市场价算，每亩最低价一百万）外，高达二千多万元。每年喂狗食费一百二十余万元。还有民警每年八百余万的工资。如此大一笔投入有多少用途？几乎没有。这就是老王"豪华警务"的风采！还有那直升机、那反恐突击队，还有什么近五十个项目进入操作程序，听起来热闹非凡、热血沸腾，但仔细一想，没一项管用的，全他妈瞎胡闹！这哪是在搞公安建设，完全在烧钱！在犯罪！
八次检讨
当第一次有人当面喊她"JK春"时，她有点懵，还有点莫名其妙："谁给我取了个外国名呢？"后来她才搞懂，那不是什么外国名，而是一个绰号，一个很不雅的绰号，即"接客"之意。就是每天面带笑容站在那儿，像小姐一样，迎接从四面八方前去参观的各界人士。但是，尽管这绰号不雅，她也没有感到有耻辱之意，而立军同志命令她所写的八次检讨，她却感到受了八次侮辱。
第一次检讨：为了一只矿泉水瓶
那天讲解很成功，她看到立军同志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还时不时地给参观者这里指指，那里点点，神态显得相当自信和泰然。可谁也没想，暴风雨就在刚参观结束的那一刹那爆发了。
她猛然发现他的脸陡然间由晴转阴，黑得吓人，两道仇恨的目光穿过镜片，直射而来。她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但她预示到一场大祸即将来临。于是，她像做错事的孩子，有意识地把头埋得低低的，并悄悄地把身子往后挪，欲躲过灾祸。
"你给我站住，想溜是吧，没门！"王大爷凶神恶煞地厉声吼道。
"我…我又怎么啦？"她蚊蝇般支吾道。
"这是什么？"王大爷用右手指着坐椅边一只可能是参观人员喝了水，遗留在那儿的矿泉水瓶质问。
她顿时明白了：不过就一只矿泉水瓶嘛，值得冒火吗？她一边用手去捡，一边嘀咕道："这不属我管的范围。"她可以管解说人员，管得了参观人员吗？
"什么？不属你管，难道还属我管？你在这儿站着，就属你管！"接着，王大爷指着她的鼻子数落了至少半小时，吓得其他人都躲得远远的，害怕引火烧身。王大爷骂累了，离开时指示："两小时内把检讨交到我办公室来，手写的，两千字！"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位非常听话的人，从读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来没写过检讨，并且不太擅长书写理性方面的文字。所以，对于搞音乐的她来讲，这还真是个新课题。当时一听说要写两千字的检讨，她的头猛然间就大了，但又不能不写，性急之下她想起了属下曾经写的检讨，她没顾那么多，翻出来就开始抄袭，时间太短了，容不得思考。更何况几乎天天都有人给老王写检讨，他哪还记得是谁的文笔。不过，也要千万小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听人说他记性非常好，倘若被他发现是抄袭的就死定了，那可是欺君之罪呀。她一边抄，一边犹豫，但最后还是侥幸战胜了理性，战战兢兢地把抄袭的检讨交给了王大爷。同时，她也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她已作好了被发配边关，甚至被开除的思想准备，结果老天保佑她瞒天过海了，不过，至会她还心有余悸。
第二次检讨：因为忘了介绍他
从打黑图片展开始，她就负责那儿的文字书写、数字收集统计和讲解培训等。每一项工作她都亲历亲为，反复思考、精确模拟、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她担心出现任何哪怕不易被人觉察的细微纰漏。经过几十场的讲解，通过参观者那认可的目光，她心里终于获得了些许蔚藉，她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但老王却不满意了。
那天，有贵宾前住参观，老王格外不一般，几天前就开始准备了，他调来了直升机，随时准备起飞迎敌；调来了反恐突击队，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他调来了技侦队，二十四小时监听不明信号。他还调来了大批便衣、武警，把这天天都在开展的展览场弄得刀光剑影，如临大敌，火药味四处弥漫，似乎随时都有黑社会出没，有恐怖分子捣坏，似乎进入了烽火连天的利比亚。工作人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天天扫地抹灰尘，天天一遍又一遍地试讲，天天检查七八遍，迎宾方案每天至少修改二三遍。一切准备可谓天衣无缝，万无一失。
好不容易等来了贵宾，原来只不过本市一位副市长。这对连中央领导也多次见过的工作人员来讲，心理压力陡然间减轻了一大半。
讲解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从组织者们的角度看来，可谓无懈可击，连细微的差错也没发生。谁知就在参观者离开之后，大家紧绷了几天的神经稍微松弛下来的瞬间，王大爷转过了身子，并发出了雄狮般的怒吼："都给我站住！"他喝斥此次参观活动的三位现场组织者：市局副局长A、政治部领导B和春科长。老王发火的原因是组织者没有在现场把他当面介绍给市领导。而组织者认为他经常与市领导在一起，彼此间非常熟悉了，没必要再介绍。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啥行为吗？"老王的帽子是随着脾气而来的，只要他一发脾气，就会发出几顶帽子，"这是政治事件，是反对市领导！反对市领导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市局党委；反对市局党委，就是反对市委市政府；反对市委市政府，就是反对党中央。"接着他话锋一转，怒目政治部领导B："B，你贪污公款二十万，老子随时都可以拘留你。春科长，你乱弹琴，给老子脱衣服走人！"老王越骂越起劲，越骂越离谱。A副局长被骂得无地自容，他佝偻着头，不断擦拭汗水，不断抬弄眼镜架。B从铁岭来，是王的同学，知道王的脾气。但是，看到王随着权位的迁升而日渐嬗变的性格，他有些困惑，有些后怕，他按撇住心中的疑虑，用平和的目光直视着同学，嘴角飘过几丝不易觉察的鄙夷之光，似乎在告诉同学："子系山中狠，得志莫狂猖！"春科长开始还解释了几句，还有些不服气。在A的暗示下，她虽然闭了嘴，但仍感到非常委屈，她回家一边挑灯写检讨，一边把写检讨的前因后果讲给婆婆听。委屈的眼泪把草稿纸都打湿了。婆婆也气得吐粗气，她摸了摸儿媳的头，吐出了三个字："希特勒！"
第三次检讨：注水的数字
从打黑图片展第一次开展以来，所有参展活动都有详细记载，记载内容包括参展时间、单位、人数、职务等。由于此项活动有专人负责，还有领导在记录上签字归档的严格程序，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差错。
后来，为了增加展览的轰动效应和宣传效应，在老王的指示下，还把相关内容（如有多少人、什么级别的领导参观了展览等）写进了解说词。当时在解说词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打黑展开展以来，先后已有四百五十余名省部级领导莅临参观。"这个数据虽然不是统计数据（宣传需要的概念数），但经过层层把关审定，最后被王认可并多次由解说员告之参观者的。
一天，老王又陪客人姗姗而至，当春再次听到"四百五十"这个数字时，脸色"刷"一下就变了。她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她过电影般回忆了刚才的解说词：没想起有什么错呀，因为那解说词是她亲手所写，因为那解说词经多位领导审查，因为那解说词经王大爷钦定，因为那解说词不只一次使用。她睁大眼睛，迅速搜索着周遭，欲看看在什么旮旯角角是否又有什么矿泉水瓶子，或者蜘蛛网。但她什么也没发现。"可是那王大爷为何变脸呢？"她在心中揣摩着，一直到参观结束，她也没想明白个中缘由。
当送走参观者后，老王快步返回，说："你们讲那数据恐怕不对吧，我记得前来参观的省部级领导不是四百五十人，而是八百五十人，年级轻轻的，怎么连这个小数字都记错呢？乱弹琴，把检讨给我写来，三千字！"
"A，这数字明明只有二百多人，我们已经拔高很多了，并且是他认可了的，怎么又涨水了，越涨越离谱。"她有些莫名其妙，有些不可思议。因为究竟去了多少人，她心里最明白，她是每一拔人的见证人，她最有发言权，她把困惑与不解吐露给A。
"这没什么想不通，也没什么解释不了的，"聪明的A一边抽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你把他也算上，每天算他两三次，莫说八百五十，就是九百五十也有。"
"你太有水平了，以后有什么难题我就来找你。真不愧为领导，如此高端的难题，不费吹灰之力就迎刃而解了。"春好兴奋，好感动。那次，她很顺利地完成了检讨撰写任务，并得到了老王的充分肯定，老王说："你写得比唱得好。"打那之后，就大大地增强了她写检讨的自信心。她在音乐学院专攻的是声乐，打那之后，她再也不敢唱歌了，因为一想起老王的赞扬就信心全无。打那之后，得到了老王的充分信任，老王不断交给她撰写打黑专题论文的重任。如《重庆打黑的社会效应与公安队伍建没的重大意义》《打黑展：开创重庆廉政建设之路》等宏篇巨作就出自她那弹钢琴的纤纤玉手之中。第四次检讨：为了一位长相平凡的解说员
在老王身边工作是什么滋味，恐怕没有其经历之人是无法体会得出来的。他喜怒无常，谁也无法预料他什么时候会将无名之火烧到你的头上来。
就说其中一次吧。
她们解说组的人都是从全市精挑细选出来的，无论外貌，还是气质、文化、普通话，都出类拔萃，并得到了参观者的普通认可。那次，老王陪一个外省参观团去看展览。参观中，他兴致勃勃，不但与来宾亲切交流，还与年轻漂亮的女解说员频频调侃，气氛显得非常协调、融洽，使她们由衷地感到高兴。说实话，她们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求一份心灵安顿和领导认可。然而，她们这点最低奢求在王朝统治下只能是一种奢求啊！就在参观至三分之二左右位置时，老王的声音戛然而止，老王的笑容烟消云散，老王的脸谱一片漆黑，春的心脏又开始剧烈跳动起来。不过现在的她，心理承受能力强多了，她起码不再惧怕，不再担心，因为她已经摸索到了一些如何对付喜怒无常者的办法了，那就是把一切放在心底，用假笑去面对一切。其实，她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她只有效仿孔乙己了。
这次，老王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他没有骂大家，只是批评她说："你也太没档次了，选些什么人？就是去大街抢劫也不用化妆了。"其实这比辱骂还难受。原来是他对一位五官不太漂亮的女解说员不满意。不满意早说呀，她又不是第一次出场。她的长相是爹妈给的，又不是她的错，值得如此揶揄、侮辱一位自己的属下吗？
从拿起笔写这份检讨开始，她心中就不是滋味，好像自己受了侮辱一般，以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提不起精神来。一想起老王的话，一想起被发配的姐妹，她就禁不住鼻子酸、胸口堵。身边的朋友也明显感到她说话少了，她也担心自己患抑郁症，因为听说有不少战友为此住进了医院，于是她逮住机会，向A倾诉自己心中的不快。A说："你这个位置，就相当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位置，非常重要，非常风险，又非常艰难。你能坐到今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左右看看，这几年有谁能在一个位置坐这么久？你应该感到幸运和欣慰了。"她一想，领导的话不无道理，自己虽然经常挨骂，经常写小楷，但起码还"活着"呀。于是，她的心里豁亮了许多。更何况他王大爷又不是第一次骂人，有次老王估倒辩解说，解说员讲解的重庆公安民警牺牲的数据不是二百三十二人，而是二百三十六人。说着就骂开了："另外三人死你家去了吗？"听听，这是什么话？这是一位公安局长说的话吗？这是一位上级领导说的话吗？这是一位长辈说的话吗？
老王骂一个小民警算什么？连领导他也照骂不误。一次，他问随行的几位处局级领导："那亮点的全称是什么？" 政治部一位领导抢先老实回答："亮点，就是亮点夜总会的简称，全国人民都知道。"老王听了不高兴：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我老王怎么不知道呢？这不说说明我孤陋寡闻吗？于是他转过漆黑的脸，用手指恶狠狠地指着那位个子不太高大的政治部领导的头说："你他妈这个样子，就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一大亮点，你屙泡尿照照，有扫帚高没有？"骂得政治部领导无地自容。
想想这些，她的心释然多了。
第五次检讨；
第六次检讨；
第七次检讨；
第八次检讨……
2012.3.4九、被黑打的无辜者
（一）
早在二十多年前，领导安排我去采访了重庆市政府第二招待所的保卫干部忻建威。招待所与其说在风景秀丽的小泉公园里，不如说远在郊外的农村。那儿四周都是农民、农田、农舍、农院、农作物，又没有高墙电网，招待所很不好管理。可是，忻建威负责保卫工作后，却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连招待所种的蔬菜也没掉一棵。
忻建威最令人信服的工作方法就是敬业，就是与四周群众打成一片，形成群防群治网络。为此我写了一篇题目为《平安使者忻建威》的长篇通讯，首发于一九八0年元月二日的《重庆日报》头版。
后来，忻建威当了警察，做户籍工作，我又先后三次采访了他。在作记者期间，我先后采访了数十位民警，最受我感动的社区民警只有两个，一个是九龙坡区的徐晓琴，另一个就是忻建威了。可以说，每采访他一次，我就感动一次，因为他每天总是在琢磨如何把工作干好，如何使辖区平安，如何让老百姓满意。通过与忻建威，以及他辖区群众的接触，我还发现了忻建威性格耿直坦率、为人忠厚正派、办事廉洁奉公和乐于帮助他人等许多优点，我当时在《人民满意就是我的追求》一文中就写道："警民鱼水情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就是千千万万个像忻建威一样的民警一点雨一点湿地干出来的。"
再后来他的信息还不断传入我的耳膜：调市局办公室任科长、被晋级为副处级侦查员、为王立军当秘书、担任指挥中心副主任、到九龙坡分局工作等等。
有次我去九龙坡分局公干，想见见他，就向一位领导打听，领导说不清楚他在什么部门。我非常纳闷，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大活人，单位领导怎么可能不知道其去向呢？我继续询问，终于有人私下秘密告诉我说，忻建威被抓了。问什么原因，七说不一，倾向性的说法是与后来被打成黑社会的分局政委周穷有染，是"黑社会骨干分子"。我第一反映就是他被"黑打"了！我虽然对忻建威不完全了解，但我坚信像他那样纯朴的共产党员不可能是什么"黑社会"的。于是我开始打他的电话：停机；询间他的同事：不知其下落；打听其家人：不知去向。此时此刻我相信他出事了，因为有外地记者曾经这样描写道："打黑以来，重庆不少人突然之间无法联系了，谁也不知其踪迹，十之八九被抓了。"他出了什么事呢？这个问号从此高高地悬挂在了我的心间，直到两年后的前几天，我从一位朋友那儿才知道了他的一些大概情况。朋友说忻建威被当成"黑社会"抓了，关了三百三十天又放了，说不是"黑社会"的，搞错了。但被折磨得不像人了。出来时他不服，提出上诉，有领导找其谈话时威胁说：你妹妹还在当警察，你不为自己着想，可要为妹妹着想啊。专案民警雄风把忻建威吊起打，致忻建威双耳失聪。忻建威说如果不是自己身体好，早被他们打死了。雄说："你算什么，重庆市公安局的官员老子打了不少，你是最小的。打你不为别的，就是要你吐出你的幕后操手，公安局原来那些领导朱明国、刘光磊、文强、杨增渝、王华刚、王云生、彭长健在背后是如何给我们老大（王立军）使绊子、出难题的？你在当中充当什么角色？"
为了弄明真相，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不接。后来朋友告诉我，他不敢接陌生人的电话，他还处于高度戒备和惊吓之中，你先给他发个信息，知道是你他肯定会回话的。果然，信息发出后马上就有了回音。他哀怨、痛楚的声音刹时就牵动了我的心，使我产生了马上就想见到他的强烈的愿望。然而，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差点没认出来。他不但老了一大节，而且精神萎靡，气色不佳。在我的印象中，忻建威是彝族人，身体很棒，幼时学过武术，当保卫科长时曾一人打翻过七八名流氓。两年前，忻建威以王立军秘书的身份，陪王立军到分局视察时，我与他握手，还感到他精神抖擞，浑身都是力量。当时我就想，王局长这位秘书选对了，起码他可以保护领导的身体安全。没想到两年不见，今天我握着他的手时，手指软弱无力，手心虚汗淋漓。说话的语速也减缓了许多，像正处于一场大病之中。
看来，朋友没有乱说。（二）
二0一一年四月十七日是个黑色的星期天，因为一场人祸从天而降，把忻建威从人间砸入了地狱。忻建威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本来是轮休，听说科里有事，他就到单位主动加班了（到五洲宾馆开会）。中午时分，分局政委周穷给忻建威打电话，说有事找他，叫他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结果一去不返。
一走进周政委办公室，忻建威就感到气氛不对头，几个陌生人就用不怀好意的目光往他身上瞅，然后掏出一张"双指"决定让他签字，说他有严重行贿受贿行为，要带他去纪委接受审查，还要当场搜查他的办公桌。忻建威一听，顿时就火了，他愤怒地把"双指"决定撕得粉碎："你们是什么人，请示意证件。"忻建威质问对方。因为他在市局大院混了十几年，各部门的人基本上都认得，而这帮人全是生面孔。然而，忻建威的合法权宜没有得到尊重和维护，对方马上宣布："忻建威因涉嫌严重行贿受贿，按纪委指示，予以双指！"
"胡说！"忻建威如五雷轰顶，"证据？你们有证据吗？这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哟，你们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栽赃诬陷，还无缘无故地抓捕共产党员、人民警察，你们也太放肆了！"
"没什么，说得清楚的，"周穷在一边劝慰道，"白的就是白的，怎么抹也抹不黑。"他太乐观了，想要"抹"你，什么都可以抹黑。
不由分说，四五位彪虎大汉一拥而上将忻建威连拉带推押上了专车，说去纪委，可汽车明显在郊外转圈。转着转着，就有人把一个黑色布套罩在了忻建威的头上。此时，忻建威还有些清醒，就说："我曾经是王立军的秘书，你们也敢抓？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王局长知道了不脱了你们的警服才怪？" 忻建威听到一阵讪笑，然后有人大声说："你别天真了，抓你是奉最高机关、最高领导的命令。" 忻建威一直想：最高机关？哪里是最高机关？中央机关吗？最高领导？谁是最高领导？不会是胡锦涛吧？自己有什么事能惊动最高机关和最高领导呢？他打开记忆的荧光屏全方位扫描了好几次，可怎么也没找到能与最高机关、最高领导扯上关系的事呀。
想着想着，车停了。他被推下汽车，推进了一个漆黑的小屋就开始拍照、搜身。搜去了现金、工资卡、手机,以及拴裤子的皮带。从此，他失去了一切自由；从此，他成了打黑者任意摆布的"囚徒"；从此，他连自己的姓名也不准呼喊了，被编成了一个序号（九号）；从此，他的一切权利被剥夺；从此，他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从此，他过上了暗无天日的日子。打黑人员把他架上铁椅，要给他戴手铐、脚镣。他拼命反抗："你们这是干啥？我可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哟，你们这样干是违法的哟。"在那种环境里，在那些利令智昏的打黑人员眼里，哪还有什么法啊！他们把忻建威完全当成敌人，当成罪犯，一阵拳打脚踢，致使忻建威昏厥，然后用手铐、脚镣把他固定于铁椅子上。稍有清醒后，忻建威听到了清晰的枪栓声、狗吠声。他感觉自己离开了主城，好像去到了非常偏僻，非常宁静的郊外。他微微睁开双眼，见那是一间只有七八平方大小的全封闭的黑屋， 屋内除一张他坐的铁椅，一张单人床，审讯人员用的桌子、凳子，以及一群轰炸机般嗡嗡乱叫的蚊子之外，其他连一片纸也没有了，连房间里的电线也被扯断。而被子、枕头全部发潮、发霉，发臭。其实他不知道，那就是重庆"打黑"专案组私设的监狱之一。
接下来，他开始过上了连续三轮非人的日子。
第一轮九天九夜。
忻建威被锁上铁椅后，在那上面一锁就是九天九夜。房间没有空调，不准看书、看报、看电视、不准与审讯人员之外的别的其他任何人员交谈、不准睡觉。这与当年蒋帮特务对待共产党有过之而不及！
审讯人员每次上二人，每次两小时。他们五六十人轮换进攻，不准你休息，不准你喘气。如果见你疲倦闭眼了，就用巴掌、拳头、枕头把你打醒。他们如果审累了，就喊武警顶班。
审讯的第一轮问题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公安局原来那些领导---朱明国、刘光磊、王华刚、陈云生、杨增渝、文强、彭长健等如何私下密谋、落井下石，如何耍小动作，如何排斥王立军等。忻建威说，作为一位市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主要职责就是为局领导服好务。对其他情况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打黑人员说他不老实，其中一位姓雄的打黑英雄上去就给忻建威一阵暴打，还说："你算老几，重庆市公安局的厅局级领导老子打多了，你是老子打的最小的官。"忻建威平常工作非常敬业，服务也很认真热情，所以历届局领导都很喜欢他、关心他。为此王立军以为通过忻建威可以弄到"黑打"其他领导的证据。曾经有一次，王立军发疯，说忻建威没把一只杯子摆好（那杯子一直都是那样摆的），他破口撒野："操你妈的，大字不识几个，像残联派来的，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老子读的书可以把你火化了。"其意是说忻建威没多少文化。有次他还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忻建威要努力学习文化。在王大爷眼里，忻建威就一文盲，好对付，但他却忽略了两个事实：一、忻建威的确没有他博士水平高，更没时间去带什么研究生，人也老实忠厚，但他的确没发现其他领导对他王大爷有什么不敬不恭之处，而公开、私下里维护他老王的例子倒见了不少。二、忻建威是共产党员，是人民警察，是人。襟怀坦白、实事求是，是共产党员、人民警察的基本素质；说真话、不整人，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起码标志。作为共产党员、人民警察和人的忻建威，他怎么可能在淫威之下昧着良心捏造伪证、无中生有、搬弄是非、血口喷人、栽赃诬陷呢？那样做不是泯灭人性了吗？
在审讯忻建威的同时，打黑人员还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系列外围工作。一是对忻建威的办公室、住家进行了公开搜查，连门窗、墙壁、地板都被撬开检查了一遍，使四邻都知道他忻建威一家是黑社会。搜查中当事人不知道，也未对所搜财物签字见证，使上万元现金不知去向；照相机内存卡上的内容（与朱明国、王华刚等局领导，以及地方政府一些官员的合影）被悉数删掉；其妻刚买的一款新手袋被割成块状（后来证实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切由他们先入为主、疑神疑鬼的被扭曲的心态而导致的冤案）。二是在忻建威住家对面楼上设置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控哨。三是对忻建威的家人、朋友、亲戚的电话、电脑进行了监控。结果，一无所获；结果，他们就自己编造了多份虚假材料，强行忻建威签字画押作伪证。签字时不准细看内容，只能粗略扫一眼。当时的忻建威已经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根本不知道自己签了些什么材料。但他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打黑人员想通过他忻建威，去整其他局领导的黑材料，以达到他们不可造人的政治目的。
第二轮五天五夜。
"前九天九夜，他们没让我闭一分钟眼睛，我困得大脑嗡嗡直叫，双眼红肿，双脚浮肿，脉跳加速，下身糜烂，还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气。答：不行！我要求去医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动一下。答：不行！我记得当年在渣滓洞里，国民党每天还给共产党几分钟的放风时间啦。"忻建威含着血泪控诉道："你看，我这皮衣，我这内裤，都是在那零点二平方都不到的铁椅子上磨破的呀！"
他们第一轮没有得逞，马上又来了第二轮。打黑人员说："你跟了那么多局领导，谁都知道你和他们走得近，你们之间不可能没有权钱交易吧？"
"说权，我当警察十多年了，混了个科长还是副的，这算什么权？如果用钱去买，才买这么个芝麻官？更何况我一个小警察，家里又无生意人，哪有钱去买官？我家还住的按揭房啦！你们不会吧？"忻建威平常话并不多，也讲不出多少深刻道理。现在回想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不但每次对答如流，而且还经常问得审讯人员哑口无言。其实道理很简单，谎言和虚伪在事实和真理面前永远理屈词穷！
"忻建威，你给我老实点，少在老子面前耍嘴皮子。你不把问题说清楚是脱不了爪爪的。我再说明一点吧，你为了当官，送了文强多少钱？"
"冤枉呀，我哪有钱送人哟，市局龙头寺分给我的经适房（经济适用房）至今都没钱装修呀！"忻建威大倒苦水，大声喊冤，因为他的确是位穷警察，至今还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家里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
"你多少也得认点吧。"一审讯人员点燃香烟，猛吸几口后说。
忻建威听出审讯人员有点无奈和松口的意思。于是就顺着竿子往上爬："认多少？"
"至少三万以上。"雄吐掉烟头，踱到忻建威侧面，对着忻建威的耳朵傲气十足地说。
"三万以上？你让我去抢银行呀？"忻建威不认。结果遭来了雄的巴掌与脚尖。
忻建威含着热泪说："我是你的战友呀，在战场上我们是生死兄弟呀，你这样暴打手足战友，暴打人民警察，是在犯罪呀！"雄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说："忻建威，你是我们'091打黑基地'最不听话、嘴皮子最嗷的一个。你放明白点，我们可不是杂牌货，我们是王局长响当当的嫡系部队，你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你不积极配合，不按我们安排的去讲，老子就要弄死你"。此时此刻，忻建威终于弄明白自己被当成黑社会分子，关进了打黑基地！他气得浑身发抖，气得用牙齿咬破了嘴唇。他想起王立军一位贴身秘书曾经给他发短信说："王立军是个坏人，老哥，我想离开"。当时他还有点半信半疑，他那么大的英雄，那么重要的位置，那么多上级领导赞扬、肯定他，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他相信了，原来王立军是只披着人皮的狼！于是忻建威在心里暗暗骂道："王立军你这个王八蛋，老子像侍候儿子一样侍候你九个多月，连我爹妈也没那样侍候过，你居然把老子往死里整，我与你杂种不共戴天！"
原来，王立军是个小人，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对于这种认识，忻建威一直很难接受，他一直把王立军当成心中的大英雄，以至有次与王立军吵架时他就说"我并不希罕你是什么局长，我冲着你是一级英模才敬重你的"。现在，当一个真实的王立军立在他面前时，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受了欺骗，自己的心灵受了玷污，于是他更加义愤填膺，他禁不住大骂了起来。雄被骂得狗血淋头，恼羞成怒，抓起枕头就朝忻建威的眼睛打去，企图不让忻建威看见事实真相；然后又用枕头堵住忻建威的嘴，不让他说出是非曲直。
第三轮三天三夜。
除在肉体上百般折磨忻建威之外（除没有使用辣椒水、老虎凳和烙铁之外，他们所想到的手段都用了），打黑干将们还绞尽脑汁企图从精神上打垮忻建威。他们不让忻建威洗脸、漱口刷牙、理发、刮胡须。不许通风透气，连屙屎屙尿都由持枪武警押送。不许与单位、组织和家人联系。在此期间，忻建威的岳母重病住院，病危期间落不下那口气，临终前一直呼唤忻建威的名字。家人通过许多关系了解到忻建威的音讯，托人捎信请求看望被拒绝，使岳母含着遗憾离开人世。大伯也因忻建威而气病，从住进医院那天开始，嘴里就不断念叨着忻建威，希望能在离开人间之前见一次自己的亲人，打黑人员仍然不为之所动。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因儿子的事抑郁成疾（癌症），也不让探视。忻建威的妻子本来身体就不怎么好，因忻建威的冤情使病情加重而住院动手术，打黑者们皆不准探望，使共产党员的妻子非常失望。当时，忻女正准备高考，也因父亲之事大受影响，无心复习而落榜，并在年幼的心灵上造成了一辈子也难以愈合的创伤。打黑者们还丧心病狂地、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泄露给忻建威，给忻建威造成强烈的心理折磨与沉重的精神打击。他们还利用极其卑鄙和残忍的手段，企图通过亲情击跨忻建威。这种惨无人道之举只有当年的日本法西斯才做得出！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审查，打黑干将们连鸡毛也没捞到一根，他们如伤考妣，气急败坏，恨不得一口把忻建威给生吞活剐了。
一天，打黑干将们又把忻建威押上铁椅子铐住，还在他左右各安排了两位荷枪实弹的武警，气氛搞得既严肃又紧张。
打黑干将们先把烟抽足，把茶喝够，打了几个响嗝，摆了一阵架势之后，一位姓黄的说："忻建威，你有时间耗，我们可没有，我们还有许多其他案要办，你随便认一点，也让我们好交差。否则，你永远出不去……这样，就说文强吧，你平时没送什么，他的生日你不会没去吧？要去，你不会空着手去吧，是不是？这是人之常情嘛。"
"你要这么说我倒想起了。"老实的忻建威终于落入陷阱，"局长生日，我们怎能不去呢？记得他满五十那次我去了，送了二千元的寿礼。我的生日他也送了二千元。"
"还有烟、有酒吧。"姓黄的步步紧逼。
"没，好像没有烟，有两瓶酒，泸州老窖，四十元一瓶的。"
"你记性真好。那么，你妹妹在陈洪刚（交通总队长）那儿工作，他们之间有经济来往没有？"
"没有。不过，我表妹有。"忻建威仍在打黑者故意设置的圈套中迷糊着。"快说说是怎么回事？"打黑干将们顿时忙成一团，又是照相、录像，又是录音、笔录，如获至宝，兴奋异常。可是，当他们弄明忻之表妹为了调动工作，表妹找陈洪刚帮忙时，送了一万元人民币。后来忙未帮成，那钱分文未少给退还了表妹后，他们有点失望：刚闻到点腥味，以为是条大鱼，没想到是根不足三钱的泥鳅。
"除此之外，你是搞接待的，天天与人、财、物打交道，不可能没搞点外快吧？"另一位打黑者追问。
"这你们就想歪了，我如果是那种人，领导会让我去干那工作吗？譬如你们打黑的，难道都要染黑吗？"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不信你忻建威这只猫见得了腥臭？"真是不打自招。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忻建威从懂事那天开始回忆起。他说自己小学时借了同学一只铅笔未还；给一家物业公司搞了三次培训，收讲课培训费二百元；陪局长参加分局年终总结会，收茶叶一包，还吃了一次火锅……事至此，打黑人员应该是大获全胜了，但他们仍不满足，仍然不让忻建威睡觉，仍然通宵达旦地审讯。经过三个多月非人的折磨，使忻建威的身理机能彻底打乱，心理机能全部破坏，浑身关节散架疼痛，躺下身子就爬不起来，忍耐力似乎已达到极限，感觉自己熬不住了，快不行了，他估计可能要被这帮人弄死在那儿。这样冤死太不值了，自己还有年迈的父亲（母亲在他入狱前几天逝世，可谓尸骨未寒），还有身体羸弱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女儿。还要等待天亮的日子---他坚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此，他把被自己打死的蚊虫收集起来，在墙上组合粘接了一个饱含屈辱的"冤"字，还在"冤"字的右下方缀连了几点辛酸的眼泪（有武警不知出于同情，还是好奇，用相机摄下了那特别的冤字）。他把思路重新梳理了一下，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与其周旋。他敞开胸怀说："哥们，说吧，你们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我就说什么，就承认什么，莫说几百块钱，那"3.19"案（持枪杀人抢枪案）都是我干的！记吧，全记上，我马上按手印！还有你们破不了的那些杀人、抢劫案，都是我干的。我全部认了，保你们如愿以偿。这点忙，作为兄弟，我可以两肋插刀。"
（三）
在打黑基地关押四个月，信心满怀的打黑人员及其主子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东西，他们非常非常失望和懊恼，他们不能这样就放过忻建威，二0一0年八月十五日，他们把忻建威转移到了石子山"五.七"干校。
进校那天，像犯人换监一样，又遭遇了第二轮大搜身，又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监规"。
那儿的环境稍微宽松一点，不戴黑头套，不戴手铐脚镣，审讯间隔延长。但是，仍然没有一切自由，仍然连监狱都不如。四周高墙电网，岗哨林立，警备森严。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的房间，安排两名武警二十四小时看守---享受着监狱重刑犯的待遇。规定每天写五千字以上的认罪材料，动员认罪服法，去现身说法，不准看书看报看电视，一切与世隔绝。
忻建威的身体原本非常健硕，走出打黑基地后，他明显感到身体的多个器官不能正常工作了，于是他强烈要求请医生救治。经过近一个月的请求，经过近一个月的层层审批，终于盼来了一位军医。经军医初步诊断，说忻的病情非常严重，必须迅速送医院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又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等待，忻建威获得了去医院的权利。但是，要由持枪战士押送，要用黑布蒙住双眼，要自己付医治费，不准写自己的真实姓名。打黑专案组这些发明，古今中外罕见，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就太可惜了。
经医院检查，忻建威患上了多种疾病，并且全是打黑组的功劳。如血栓、心肌炎、心绞痛、小便失禁、尿血、双眼视力模糊、听力下降、双下肢浮肿、阳萎、颈椎弯曲、腰椎突出……一位健康的壮年人民警察，成了一位心力憔悴、浑身疾病的残废人。这一切是谁之罪呢？
二0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打黑者们见忻建威身上的油水已经榨干，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了。同时见忻建威病情不断加重，担心出人命。于是，他们欲逃脱罪责，经与主子密谋，极不情愿地决定暂时放手。但又不能让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出去，总得找个看上去能够敷衍了事的说法吧。于是他们挖空心思给忻建威罗列了五大罪状，并将黑材料送进检察院，欲判其入狱，转移矛盾，摆脱罪责。哪知检察院一条也未采信，因为那些所谓的罪责太鸡毛蒜皮、太迁强附会了。无奈之下，他们就以纪委的名义对忻建威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理。
纪委的处理文件题目是：重庆市公安局关于给忻建威行政撤职的处分决定。这个决定是二0一一年二月十八日作出的，忻建威是当年三月二十一日释放的，可宣布时间则在四个月之后的六月份。决定时间与宣布时间为何相隔如此之久，令人不得不对这份特殊的决定产生诸多特殊的联想。处分决定中有五条罪状，让我们来细细品味品味这五条罪状吧。
第一条，给文强生日送礼之事。每人都有生日，生日之时互相之间请客送礼，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彼此之间通过这种形式互相祝福、恭喜，是融洽、沟通感情的一种民间传统。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无一没有因生日而送礼道喜庆贺的，难道他们都是行贿者？
第二条，帮公司培训安保人员三次，收了六百元（其实只收了一次二百元，其他四百元为栽赃）劳务费，这是劳动所得，与受贿何以沾边？
第三条，行贿领导，纯属无稽之谈。托人帮忙未成，悉数退还佣金也有错？这是行贿还是受贿？更何况那都是表妹的行为，忻建威事后才知道，这怎么又生拉硬扯到忻建威的头上了呢？
第四条，说忻建威截留了十件衬衣，每件五十元，共五百元。这纯粹扯蛋！事情的原委是：二0一一年"八.一"建军节期间，忻建威策动老乡的公司（重庆明聪服饰集团）给武警部队赞助了六十件体恤，每件实际价值四十五元。这本来是忻建威做的一件密切警民关系的好事，当时还由王立军签字挂网予以了表扬，怎么一转眼就成罪状了呢？并且公司发了多少货，武警收到多少赞助，都有记录。忻建威连警服都穿不完，要那体恤干吗？如果需要，一次性要那么多干吗？是拿回家给家人穿吗？那是男性装，而他妻子、女儿用不上，打黑者们把忻建威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搜到此尤物呀，难道是他忻建威吃了不成？
第五条，忻建威与局领导去消防总队开会时，签收了五百元的会务费。会务费，是会议基本费用，已成习惯，与会者人皆有之，他们都行贿受贿了？这行贿受贿的帽子也大廉价了点吧！
（四）
忻建威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过来的，他的确不相信自己还能见到阳光。
忻建威从一位多次立功受奖的、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一夜之间被"黑打"成黑社会分子，他服吗？不服！他顺吗？不顺！任何人也不会服、不会顺的。于是，善良的他还心存侥幸，诚心诚意地给他曾经服侍过的王立军大爷呈上一书，揭露打黑内幕，控诉黑打罪状，讲诉自己所经受的非人折磨。可是，他望眼欲穿，盼来的却是石沉大海。他又奋笔疾书，寄出了第二封信。这次有反响了，有纪委领导找他谈话了。纪委领导对他的冤屈只字不提，对他的伤情只字未问，对他的家况只字未涉。那么，纪委领导找他谈什么呢？一是勒令他不准上告了；二是威胁他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还在当警察的妹妹着想。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的忻建威又给王立军等局领导发了短信，还是没有回音。忻建威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这难道就是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领导？忻建威身病未除，又添心病。
恍惚之中，忻建威大脑的荧光屏上叠印出了几个与王立军在一起的画面，他仍然有些不太相信那位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口口声声"点点滴滴，人民利益"的敬爱的立军局长会抛下他的臣民不管。
画面一：机关食堂。
进餐了，老王先服蛙油（每盒四百元人民币，每天一盒，每月一万二千元），然后工作人员按王的指示，先盛一小碗饭给其他人尝。若没有问题，他才动筷子。酒要他亲自看着开瓶，事先开瓶倒的酒他一滴不沾。
"操蛋，这菜有问题，酸了！"突然，王大爷大冒肝火。
云生副局长马上过去尝了尝，没尝出问题；处长也去尝了尝，还是没问题。
"我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把他们（炊事人员）开了！"
画面二：还是机关食堂。
中午，老王宴请友人（老王好客，三两天就要请几大桌海吃狂喝），按以往习惯，服务生先给每位食者上两只大闸蟹。
这天王立军突然发问："怎么才两只？"
"按您的吩咐，每次都这样上的。里面还有。"服务人员怯生生地解释道。
"全给我端出来！"工作人员立即将一大盆大闸蟹端到了桌子中央。由于大闸蟹有腥味，一只苍蝇主动赴宴，循味而去。这只苍蝇也怪，似乎喜欢有肉的，它哪里都不去，就在胖乎乎的老王眼前嗡嗡乱叫，飞来转去。
工作人员见状，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吱声，不敢上前驱赶。事后，十几位工作人员被开除。
分管食堂的领导吸取教训，在食堂四周两百之米内打了灭蝇药；每位工作人员配了一只打蝇拍子；食堂门口增加了防蝇哨兵。哪知那苍蝇比孙悟空还厉害，它无洞不入，并且专门在王大爷请客时去凑热闹。就在苍蝇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一只苍蝇又大驾光临，它不请示汇报，不讲规矩，悄无声息地踱进了雅间。不过它这次不低空飞行了，不围着老王一人青睐了，他在客人头顶盘旋几圈之后，驻足窗棂，垂涎欲滴，但就是不靠近餐桌，似乎被严阵以待的工作人员吓着了。尽管如此，仍把七八位工作人员吓得胆战心惊，手脚发抖。她们围桌而站，双手紧握蝇拍，机械地放于背后，双眼紧盯苍蝇，担心其犯上作乱，并在心中苦苦祈求、狠狠诅咒：该死的家伙，你早不来，晚不来，怎么这时来呢？你这不是头塞铡刀，找死吗？
"端根凳子来。"老王突然发声，似乎地动山摇，弄得大家莫名其妙，都以为他要站到凳子上去打苍蝇。这太危险了，伤着他的龙体怎么得了。食堂领导和大厨们分别把凳子摇了又摇，踩了又踩，试了又试，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再来一杯糖水。"老王又说，更使大家糊涂了：他要干什么呢？"光是我们几个吃也太不够意思了，把它也请下来吧。"嘿，还真怪，那苍蝇好像听从王大爷的指挥一样，乖乖地飞下窗棂，乖乖地落到糖水杯边沿不动了。然后，老王双手一摊，从鼻孔里习惯性地发出了"嗯哼"的怪鸣尽管声音不高，仍然把工作人员们吓得浑身哆嗦。
画面三：王老办公室。
衣架上挂着上万元一套的意大利西服。床下有几十双价格不菲的皮鞋（少则七八千，多则三四万一双）。茶几上有一听上万元的茶叶和一款全世界都不多见的，几十万一台的照相机。市局在两家五星级酒楼长期包租了三套总统住房供他一人享用，每套每晚挂牌价为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阿房宫之奢，秦失天下；颐和园之奢，丧国辱权；王立军之奢，古今少见。不出五年，他之奢侈带来的后果就将出现。
老王把慵懒的身子仰躺于沙发上，双脚脱去皮鞋、袜子，一只脚大叉开支到桌子上，另一只脚正接受足疗师的按摩。桌子左右立着持枪武警。前方是负责照相、录像的"蓝精灵"服务员。身边一米开外有两位厅局级领导在向他毕恭毕敬地汇报工作。老王向上推了推平光眼镜，觉得嘴里缺少点什么，就把目光朝旁边斜去。秘书心领神会，马上过去把一盒欧洲糖果添到他手上。老王一边品尝，一边哼哈，不知在吃糖，还是在回答问题。
画面四：秀山缉枪。
老王与中央领导一样，外出皆享受一级警卫待遇。还动用直升机、专列。忻建威托王大爷之福，也享受了一次专列的味道。
那天，说是去秀山调研缉枪情况。
在秀山，没看到用于造枪的车间、机床、模型、工具，以及原材料。只有一大堆破旧的鸟枪。忻建威当时就有点疑惑：如此区区小事，值得你王大爷动用专列吗？谁知一回到重庆，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台一拥而上，铺天盖地全是重庆警方大奏缉枪凯歌的文章。说重庆警方如神兵天降，一夜之间打掉了数十个地下兵工厂，收缴了数条枪支，以及大批弹药等，侦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造枪案云云。一时间使重庆警方声名鹊起。
关于重庆秀山与周边地区有私人造枪一事由来以久，早在二三十年前，公安部就派出专家，与周边的贵州、湖南、四川等地警方联合作战数十年皆收效甚微，没想到我们的刑侦专家一出马就旗开得胜，震惊中外。
"欺骗群众，欺骗中央！"忻建威愤怒地说"几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也能造枪？"
与此同时，几天前我偶遇一位曾经的参与者，他也对那次缉枪行动有说道："假的。蓄水养鱼，待鱼长大、长肥后又放水捕鱼，这种做法只有他王大爷才干得出。"与此同时我还想起一位同行的描述。他不是那次行动的参与者，但他采访了参与者，并去过现场。他说："阵仗搞得很大，但没见到什么战果，反而见到把嫌疑人吊在空中的镜头。"
2012.3.10
十、铁规之惑
我当时也不明不白地受到了暗中调查，连我的电话也被他们监控。他们认为我是在彭长健当局长时提拔起来的，应该与彭长健有关系。我估计后来他们没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就把我弄去打黑，还安了个有权、有责，但无职、无薪的副组长。
当初，上面给打黑专案组定立了三条"铁规"，即：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你去了何处；不准告诉任何人你在干什么；不能给与案件无关的人透露案件任何信息。对于这三条，我还基本接受，因为在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措施，公安机关应该有这个权利。此刻，也就是打黑初期，我认为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正常在一些领导的误导下很快就被打破。
打黑"新规"规定：凡抓进去的人，头上都要戴黑布套，都要脚镣手铐锁在铁椅上，二十四小时不允许睡觉。并且听说有的打黑组还动用了其他酷刑。纪委还派员常驻打黑基地，检查、监督打黑人员执行"铁规"、"新规"情况。我从警十几年，在大学也是学法的，一看这势头就不对头。这本来就是刑讯逼供，就是违法行为，作为纪委部门不去制止，反而还去怂恿违法犯罪行为，在维护法律和践踏法律上，纪委伴演了什么角色？作为人民警察，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一位执法人员，或者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公民来讲，我感到钻心地疼痛呀！此时此刻我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吗？不能！坚决不能！于是我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尽快离开，因为我不能违法！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警察，对不起良心的事。所以我在那儿没干多久就离开了。另一件事就是告诉我的手下，一切依法办事，依理服人，所办一切案件都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可以说，我们专案组是所有打黑专案组当中为数不多的说得起硬话的专案组。所以后来我们办的案件当中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无一人翻供，并且还感谢我们，还为我们工作提供方便。这里我可以给你举两个小例子。
一次，有位嫌疑人在接受我们调查时，精神显得不集中，似乎有什么心事。当我们知道她在租赁房中养了一只狗无人照管时，我们立即安排专案民警定期前往喂养。后来当她从照片中看到自己活蹦乱跳的小狗时，心情马上就好了，并主动揭发了黑老大的许多犯罪事实。
还有一件事，有位嫌疑人轻判出狱回到了农村的老家。后来专案组在办另一桩案件时，需要他证实其中一个细节，专案民警电话告诉他之后，他抛下手中的农活，转乘几次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专案组。事后他说："你们对得起我，我也要对得起你们。"作为嫌疑人，也是人，人与人之间任何时候都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关爱和互相理解。正如一位名人说，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正是处处把人当人看，处处尊重对方、相信对方、关怀对方，才使我们所办的案子既顺利，又合法。
后来，公安部派出专人对重庆打黑情况进行调研，欲将其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我就说重庆的打黑不可复制，重庆打黑是特殊环境之中的特殊产物，它可以超越一切，甚至法律，这太吓人了。对于黑社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特殊手段，这在历史中也不是没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对待本国黑社会"黑手党"时，就不讲法律，不讲程序，抓到一人斩杀一人，使本国"黑手党"分子闻风丧胆，纷纷逃往他国躲避。但现在我国是法制社会了，并且全世界都在向法制、文明方向发展，我们这种"特殊手段"敢公诸于众吗？敢见阳光吗？如果谁将其曝光，不引起世界公愤才怪。
重庆由打黑变成黑打不是孤立的。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看，还得不到纠正，"文革"是一九六六年发生的，真正得到纠正则是一九七七年的三中全会了。你看这几天的新闻，他们还在讲重庆的打黑是在党的领导下干的，其成果是不可否认的。
他沉默了一阵，然后话锋一转，奉劝我最好别去趟这浑水，到时突然消失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打黑的确是我们党领导的，但我们党绝对不允许"黑打"。我很感谢他的忠告，但我的确没有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只想揭开伤疤，其目的不是展览"伤疤，"而且让它通通风，见见阳光，以促使"伤疤"更快愈合，身体早日康健。于是我乐观地说，关于重庆打黑，以及王立军所干的其他不人道之事，迟早会被矫枉过正，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不都纠正了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伟大？伟大就伟大在它敢于犯错误、敢于承认错误和敢于纠正错误。每纠正一次错误，我们党就成熟一次，就向前迈进一大步。捂住伤疤的结果是溃烂肌体。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明智的、理性的政党都不会以捂住"伤疤"作代价，去牺牲"身体"的。
2012.3.12十一、零距离看王立军
禾苗主要负责各种资料的收集和各类文件的处理工作。禾苗原来在郊县工作，由于老实有才，被调至市局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经过他十余年的打拼，他好不容易由一位民警晋升为区局副局长，在这之前还当上了权倾一时的王立军局长的秘书。禾苗是老王的秘书，应该说，禾苗是幸运的，然而，就是这种幸运断送了他的一切。
那天，王大爷在机关一次大会上宣布，说禾苗贪污公款几百万，还私设小金库等，顿时弄得禾苗莫名其妙。他说，他当时大脑至少有五分钟缺氧。
接下来，禾苗就被打黑专案组戴上黑布套，弄去黑夜，戴上脚镣手铐，锁在了那冰冷、坚硬的铁椅上，然后接受了与犯人一样的审讯。
第一轮审讯的主要内容是坦白交待与原公安局长刘光磊的关系。
禾苗与刘光磊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当时他是秘书处副处长，抽调到专为局领导服务的办公室帮助工作，几乎每天都与局领导打交道---这是他的职责。但是，那都是正南其北的工作关系，是光明磊落的上下级关系。可以用党性和职务作保证，这其中没有任何睚眦必报之事。至于打黑人员反复追问禾苗与其他局领导在私下如何打压王立军的问题，禾苗更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禾苗从未参加过他们任何的密谋会议，也未听到任何此类传言和看到任何此类迹象。如果不是打黑人员提起，禾苗连想也不会想到这个层面的问题，禾苗也不相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此伟大的立军局长，巴结都巴结不上，怎么可能背后有人使阴招呢？结果，审来审去，打黑专案组连稻草也没捞到一根，只有灰溜溜地转移话题了。
第二轮审讯从政治问题转移到了经济问题。
因为王立军在公开场合都给禾苗定下了私设小金库和贪污公款几百万的罪行，不彻底查个水落石出怎么可能呢？但是，令打黑者非常为难，因为经审讯和内查外调，根本就没有发现什幺小金库。他一个副职，又不管钱财，怎么可能去设什幺小金库呢？他只管文件，不沾经费，他到何处去贪污？向谁贪污？审了半天，查了半天，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无稽之谈，纯属伟大的立军局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一桩惊天大案很快以查无实据而流产，这难道不是政治笑话吗？作为堂堂公安局长，怎么可以当众污蔑部属呢？作为执法机关，怎么可以毫无根据抓人呢？并且抓的还是自己的战友！
事已至此，打黑专案组并不死心，他们很快又推起了第三轮更奇特的审讯。
王立军的第三任秘书以有严重的行贿受贿罪（后经长达三百三十天的审查，纯属栽赃诬陷）被抓了起来。说是禾苗推荐的，禾苗有失查之责。其实禾苗从未推荐过此人，因为禾苗认为此人性格较急躁，给王立军当秘书，等于针尖对麦芒，不合适。退一步讲，就算是禾苗推荐的，也是工作疏忽，与黑社会有何相干？禾苗认为此事无伤大雅，就勉强认了帐。接着，打黑人员话锋一转，问："'王办'是你喊出来的吧？" 禾苗马上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工作问题了，而是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了。于是，禾苗不得不多了一个心眼，不但否认了刚才推荐第三任秘书之事，而且矢口否认首喊"王办"之事。禾苗清楚地记得，老王来重庆的头两三个月，还比较正常，尊重其他领导，笑待身边工作人员，按规矩办事。但很快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目中无人，性格偏执到了极点，对谁都看不顺眼，都破口就骂，认为身边的人都是坏人，都是黑社会的，都想整他，他把机关人员全部赶出去，很大程度是这个原因。当时，公安民警无论就餐、聚会，还是工作间隙，议论最多的就是他，出了九龙坡分局"因言获罪"事件后，大家仍然闭不上嘴，记得有好几次朋友聚会前，禾苗都打招呼"不谈国事"，可后来谈着谈着还是谈到他身上去了。没办法，因为他太值得大家"谈"了。至于那"王办"的说法，禾苗的确听不少人在私下这么称呼，也知道它是从中央的"江办"、"胡办"衍生而来，但究竟是谁第一个说出口的，禾苗的确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我禾苗，即使我禾苗有那种想法也不会说出口，这是做领导秘书的基本职责，怎么会栽到我禾苗头上呢，不会因为我禾苗老实本分吧？
"那么，你最先听谁说的呢？"
"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好像也是一次朋友聚会，都在那样喊，是谁第一个喊的呢？谁呢？嗨，当时只顾抽烟喝酒了，没留意。"---这是大实话。
"你认为喊'王办'意味着什么？"
"我当时感觉有些别扭。"其实禾苗心里想说喊得很"恰当。"第三轮审讯仍然无迹而终。气急败坏的打黑人员按计划迅速启动了第四轮攻势。
前三宗罪不是模棱两可，就是子虚乌有，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但总不能就这样算了吧，总得拿个东西向王大爷交差吧。于是，他们又别出心裁地想出了新花样：追查禾苗行贿受贿的情况。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作为一位从警二十多年的老警察，屁股不可能是干净的，没有屎巴巴也有臭味。
打黑人员先问禾苗为了当官，送了领导多少钱？禾苗说自己干了近二十年才升了个副处，同年的连正处都当得不想当了。自己不只一次想去送点礼，获得一个好印象，为提拔打点基础，可就是囊中羞涩，一直没有去送，至今还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另外，自己一个写材料的，无职无权，又帮不了别人什么忙，谁行贿自己呢？
打黑人员不相信，说："你一位副局长，怎么无职无权？那些黑社会不可能不巴结你，比如说过年过节送红包什么的没有吗？告诉你，不讲清楚你是出不去的。要想早出去，就干脆点，说得脱走得脱。"
在铁椅上三天三夜 没合眼的禾苗的确有些受不了了，他想早点获得自由，于是就开始"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一系列"罪行。"如：某日收到朋友送去的购物券一张，价值二百元；某日收到公司送去的月饼一盒，价值三十元；某日收到老乡送的钢笔一只，价值一百七十元，自己生日收到亲朋好友送的寿礼三万余元（还礼五万多元）……通过对自己从警生涯的回忆，居然还收了上万元的礼金、礼物。够了，足够他喝一壶的了。就这样，禾苗被判刑三年。
禾苗给老王当了八个月的秘书，最后落了如此下场，禾苗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想通的。禾苗说他一定要讨个说法。
知儿莫过母。其实，禾苗的母亲心里最明白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禾苗当几十年警察，连办公用纸也没往家里拿一张，他怎么可能贪污受贿呢？于是，母亲去找了律师。可请了几个也没请动。律师说，这种案没人敢接，谁接就是第二个李庄。最后是在无律师辨护下给硬判了的。
说起自己的事，平常不善言谈的禾苗马上滔滔不绝起来，但更多的没涉及自己的案子，而讲述了老王一些事。禾苗说自己接触过郭元立、陈邦国、朱明国、刘光磊、文强、王华刚等局领导，还接触过上至公安部、下至各区县党政部门不少领导，没见过像王立军这样霸道、这样难以侍候的主。
"听说市局机关有二百多人专门为他服务，是不是夸张了一点啊？"我说。
"让我想想。" 禾苗掏出香烟点上，猛吸了一口，然后把白色烟雾徐徐吐出，"应该没有夸张，你可以数一数。从全世界采购食物、日常用品、高档衣物、玩物的就有一二十几人（采购的东西堆满了整整一大屋），膳食团四五十人，"王办"三四十人，"蓝精灵"影视组二三十人，文字宣传组一二十人……细算起来恐怕不会低于二百人。"
生活腐败，在王立军身上表现最为突出，王立军比较好客，凡有客人来，都去五星级酒楼，王立军带的女性研究生经常只身从外地来找他，王立军皆以国宾规格单独接待 。王立军出行，一律一级警卫。不管交通如何堵塞，不顾群众怨声载道。王立军的驾驶员说，王立军最喜欢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辆车的公路上飞驰。王立军一天最高兴的时候是在餐桌上受到大家频频敬酒，受到大家众星捧月之时。有一次，服务员上菜上慢了，王立军张口就骂："他妈的，把你们老板喊来，还想不想开了。"然后对秘书说："给治安队打电话，把这家酒楼给老子查封了！"在各种场合 ，王立军都极力显示其权力的至高无上、唯我独尊。
王立军的行为举止与其他领导的行为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次，他去北京公干时陪刘光磊晚餐，一位服务员不慎将汤水洒了几滴在刘光磊身上。坐在旁边的王大爷开口就骂，骂得服务员都不敢进屋了。当时，刘光磊在打电话。话毕，他把服务员喊进来说："小伙子，对不起，我刚才在打电话，对你态度不好，请原谅。"
禾苗在王立军身边工作了八个月，写了七次检讨，每月不少于一次。就说文件处理吧，每天都有几十件，一天不处理就会积一大堆。一次，有份急件王立军未及时处理，还责怪秘书，说秘书有意把急件藏文件底层了。他把秘书痛批一顿不说，凌晨三点了，还把办公室十几位工作人员喊去，站成一排挨个臭骂，个个被骂得文钱不值、体无完肤。最后指示："每人手写三千字的检讨，明天上班前交老子手头。"
2012.3.13十二、执法者质疑执法
一年前，我就与正在三个打黑专案组工作的他探讨过王立军的问题，因为他是从政法学院毕业，从警后又一直在办案，所以我认为他比较有发言权。当时，我更多的是从思想、意识、文化上去剖析，而他则从法律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我们俩人探讨的领域不同，但观点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王立军不是在搞公安建设，而是在毁灭公安建设；不是在执法，而是在践踏法律。为此，我们非常沉痛，非常担忧。我们不只一次地互相询问：这一切中央知道吗？后来，一拔又一拔的中央领导到重庆来考察，坚定的大拇指，响亮的掌声几乎使我们陷入绝望。
今天，我俩又坐到了一起，又聊起了同样的话题。我们的心情还是那样沉重，那样忧虑：在朗朗乾坤之下，王立军的叛逆行为什么能大行其道呢？
（一）
按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只能办理一般刑事案件，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应由检察机关侦办。可是，王立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凌驾于法院、检察院之上，经常先下定义：某人有重大经济问题，先抓起来。然后交给打黑专案组审查，收集证据，实施"黑打"。这里有几个例证。
第一例：不知王立军出于何种目的，他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说原来负责公安电脑业务的易联公司有严重行贿行为，私下送了公安局某领导几百万，令打黑人员把易联公司中层以上的几十名领导抓了起来。经打黑组内调外查，王立军所言毫无根据，为此专案人员多次请求放人，王皆不同意，给所抓公司人员心理和身理造成重大伤害，严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运转，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不给任何说法。
第二例："白志有重大经济问题。"王立军先把调子定了，打黑专案人员马上把白抓进私监，再进行审查组证。按我国法律规定，类似职务犯罪案件应该由检察机关办理。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办理，更不能像其他刑事案一样，办结了才把卷宗送交检察机关。
第三例：按我国多个法律规定，四十八小时之后，律师可以界入刑事案，办案机关不能拒绝律师的合法权力，且应积极配合律师覆行职权。但重庆的打黑案一是不准律师介入；二是相当一部分律师因此获刑；三是律师不敢介入打黑案。这是世界法学界一种相当不正常的现象。
第四例：按法律规定，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捕，二十四小时（涉黑案五天）之内必须通过书面形式通知其家人。可打黑专案组到处乱抓人，从来不通知其家人，有的家庭长达十几个月不知其亲人去向何方？是死是活？
第五例：关于打黑专案组私设监狱之事，法院从一开始就提出质疑。后来由于反响太大，公安局就给法院去了一个函，说明"私监"存在之必要了事。
第六例：这几年，刑讯逼供在打黑组已成家常便饭。在审查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时，王立军亲授旨意：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结果黄被打得皮开肉绽，连腿骨都露了出来，还没等到宣判，人就面目全非了。黄代强被送抓进打黑专案之后，就一直用黑布套罩着头部，只是吃饭时才揭开一会，直到关进看守所也是一样。江北分局刑警支队领导王勇，在审查期间右脚被打黑人员打断；罗力坐铁椅三个多月，致使下身糜烂；彭长健、赵黎民等领导皆受到长时间的非人折磨。
第七例：一位从事法制工作的肖姓科级干部对王立军所谓的机制改革有微词，就将自己的看法帖上了互联网。王知道后，指示打黑组将其抓捕。抓来定什么罪呢？定诬蔑党中央，还是诋毁改革开放？为了达到"做死"民警之目的，他们对其从警以来所办理的案子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试图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结果，鸡蛋里什么骨头也没找着。为此，专案人员向王请示放人。王说不行，先刑拘起来继续审查。肖之弟是律师，懂法，就托人代信给王：刑拘肖依据何在？如果把肖刑拘了，他就要通过互联网把真相告诉全世界。至此，虚假才在正义面前灰溜溜地蔫了气，但责令肖以严重违纪（王法之一：不懂规矩，不叫招呼）脱警服走人。（二）
"豪华警务"这个词是王立军带到重庆的。当时，他是不主张"豪华警务"的，并多次提到不能搞"豪华警务"。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两面派，他口头说不准搞"豪华警务"，而背后所干的皆为"豪华警务"，并且这种"豪华"比任何一个发达、富有的西方国家都"豪华"。譬如那机关食堂就是一例，从食堂建造、烹饪方式、食物品种，全部与国际接轨，按王立军的说法，叫"超一流膳食文化。"这还不算可笑，更可笑的是推行强迫式进餐、命令式进餐、排序式进餐。市局经侦总队和禁毒总队驻扎在远离市局机关大院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城乡接合部。为了显示市局机关食堂的一派繁荣景象，立军同志别出心裁，规定与命令排队坐沙龙一样，经侦总队和禁毒总队每天必须乘专车去市局机关食堂就餐，即强迫"请客吃饭"。为了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立军同志指示，又不影响正常工作，两个单位就列出了民警进餐日程表，每天安排民警按比例去市局机关食堂就餐。凡当天去市局机关食堂就餐者，不准外出远距离公干，不准请假，不准迟到，不准他人顶替，提前一小时集体乘车前往，还必须由领导带队。有带队领导把自己诙谐地称之为"值吃饭班。"
（三）
车管所揪了一批民警，小丹也在其中。打黑组经过反复调查，小丹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是放，还是留下继续审查呢？打黑人员犹豫不决。此时，有人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小丹是内勤，应该知道许多内幕，他还负责单位的电脑管理，有一组数据不知去向，说不定就是他藏匿了。于是，小丹以藏匿数据为由将其刑拘。
当小丹知道自己被刑拘的理由时，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他质问打黑英雄们："我藏匿那数据干嘛？你们有什么依据证明那数据是我藏匿的？"
"说是你藏匿的，就是你藏匿的。"与王立军一个腔调。
"兄弟，讲点理好不好？"小丹活动了一下被铐僵的手脚，心平气和地说，"那数据肯定在硬盘之中，但不知在哪个程序里存着，按电脑专业素语讲，那叫'镇列'，你们多用几种方法找找，肯定能找到。"
在小丹的具体指点下，五分钟不到就找出了数据。被关押八个月的小丹不但幸运地逃过一劫，而且还被正式吸收为打黑骨干。
2012.3.14
十三、不可理喻的老大爷
（一）
"说起老王，有许多故事，其中许多细节很耐人寻味。现在我可以与你分享分享，如果是以前，这可不能说哟，是犯政治错误的哟。"别人托我给杨局长送喜糖去，无意之间就扯到了敬爱的王大爷身上。
有一次，老王坐直升飞机去垫江公干。下飞机后就恶暴暴地叫秘书去把安祥胜（市局办公室领导）喊来。当安祥胜气喘吁吁地跑到老王面前时，老王大光其火："给我滚回去！"至今为止，谁也不知道老王当时哪根神秘出了毛病。安祥胜更是一直没想通自己当时什么地方没做对。也许，只有他老王才知道；也许，连他老王自己也不清楚了。
（二）
老王打电话有个习惯，动不动就冒无名之火。火一上来就摔手机。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他不到三天就会摔坏一部手机。后来，服务人员就多了一个心眼，一旦发现他火上来了，就做好了接手机的习惯。刚开始时接不着，久而久之，工作人员就掌握了规律，发现他大多时候是右手摔手机，并且是往右后方摔。于是，工作人员一见他发火就往右后方快速移动，结果十之八九使王摔出的手机稳稳地落到了工作人员手中。为此还赢得了老王多次苦笑。
（三）
王大爷在办公室饮水有个习惯，不能把倒好的茶水直接放于桌上，要亲自递到他手上。一个夏天，服务人员倒了一杯热水，发现太烫，不敢马上递上去，就自己双手捧着，结果把双手烫得通红也不敢放下。不巧，自己的手机又来电话了，并且不断来电话，他也不敢接听。开水送出后，他把双手伸进冰箱十多分钟才止住痛，但被女朋友深深误解。女朋友问他为什么不接听电话，他无论怎样解释，女朋友都不相信，都说不可能有这样的领导，都说他在扯谎。"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女朋友甩下这句话后，转身而去。
（四）
老王因为对一位周姓校警领导汇报工作不满意，就雷霆大发，说此人没有政治敏感性，思想觉悟低，能力与职务不匹配，落入了胜在起点，败在终点的怪圈云云，必须拿下。
另一次，有所长汇报工作时由于紧张和缺乏经验的原故，把早准备好的汇报内容给吓掉了，为此老王非常生气。当时，有一新民警比较机灵，就主动补台，把所长表述不完整的地方复述了一遍。为此，老王当场宣布所长下课，那位新民警接替所长职务。结果把新民警给吓住了，跑去政治部哭丧着脸诉苦，说自己不能胜任所长一职，要求坚决不干，另举他人。政治部领导说："不干也得干，皇命不可违！"
（五）
二00八年七月十三日，王立军去到网监总队说："我再一次说屋里绿化这个问题，重庆的仙人球、仙人掌等花卉植物便宜得很，办公室能配置就配置。不然天天在这里坐着，一个小时没问题，十个小时肯定有问题。这一点上你们不信，可以去我办公室看看核糖核酸的裂变，其中电辐射，磁力改
变，是六大因素之一。我希望下次来看到绿色。"王立军的圣旨当天就传达到了全市所有公安机关，有的单位连夜就开始栽花种树，后来还把办公室有无花草作为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有一天，他觉得墙上、地上空空的，一点文化含量都没有。指示要文化建警，于是把崭新的地砖全部撤掉，重新把打黑英雄的大名烧制于地砖之上，让行人天天顶礼膜拜。指示有关人要在墙上弄点文化。于是，有关人又是去外地学习取经，又是到美院拜师学艺，又是请专家挑灯设计。几易其稿，最后终于把警营文化设计方案呈到了老王的府上。
三天后，负责此项工作的一位副局长毕恭毕敬地去老王府上征求意见。老王把头埋于文件之中，像没听见副局长的请安一样，老半天不哼声。当副局长再次请安时，老王一把抓起那份方案就朝副局长的脸上砸去："乱弹琴，这是什么狗屁方案……"副局长被骂得目瞪口呆，拾起方案，佝偻身子，倒退而出。然后把方案向在门口等候的方案制定者的脸上砸去："乱弹琴，这是什么狗屁方案……"
为了迎合老王的口味，一夜之间全市所有公安机关都建起了警营文化沙龙。连民警工资都成问题的边远区县都请去了重庆市最高级别的设计师，花费近千万搞装修。市局规定，每个单位至少不能低于一万册书籍，为了迎接检查，又无钱购买，他们不得不去地方图书馆租借应景。
（六）
有人说老王有"自恋"症，他不但经常独自照镜子，而且经常独自欣赏自己的像片和录像片。"蓝精灵"服务队就是专门为他照相、录像的。这些人当中还没有没被他骂过的，还没有没写过检讨的，从他身边被赶走更是家常便饭，被吓出毛病来的也大有人在。
小吴在大学时是文体骨干，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样样都在行，而且性格开朗活泼，是出了名的文体活动积极分子。可是，自从当上"蓝精灵"服务队员之后，他变得谨小慎微、担惊受怕了，连走路都害怕踩着蚂蚁。不到半年，由于高度紧张和严重失眠，不到三十的他不但头发全部脱落，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质。一次，他举起相机正为老王照相时，老王说："你不应该站着照，应该跪着照，你们汉人那膝盖天生就是用来跪的。"他先是一愣，然后收起相机，转身离去。没想到，他那神经质还救了他一马啦，因为事后老王要处理他，听说他有神经质后，为数不多地把举起的屠刀放下了。
2012.3.15
十四、惊魂未定
前几天听胡局长和好几位朋友讲，老江最冤枉，帮别人开了几天车，后来那人被当成黑社会抓了，他也被抓了进去。
老江是警察世家，父亲、哥哥、妻子和自己都是警察。他被抓进去之后，老父因此气死，哥哥对警察失去信任而辞职。自己被不明不白地关了半年多，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听了他的情况，我非常愤慨，当即要了电话，并与他取得了联系，自我介绍后我提出要请他喝茶。他很敏感，但还是来见了我。他见我穿着便服，一时很惊讶，连问几声你是什么人，是警察吗？当我说明身份时他仍不相信，先要看我的警官证。我说没带身上。他又说要看身份证。我说没带身上。他又问我的真实姓名，哪个单位的，找他干什么，是组织安排的还是个人行为。当我一一作答后，他仍然半信半疑，我说如果不相信，可以给我们单位领导通电话证实，于是他马上把电话拨了过去。
身份得到证实后，他仍然没有放松警惕，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他说，现在讲这些时机还不到，还要等待。自己已经输不起了，为了自己，已经失去了父亲，不能再有闪失了。自己不是一个人，自己一人倒没什么，完全可以豁出去。现在自己是两个读书的孩子的父亲，天天还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挣钱。
我说："完全可以理解，你什么都可以不说，你没有任何向我倾诉的义务和职责。你哪怕一字不吐，也改变不了事实，并且这些事实总会有人吐的。"
老江说："我们非亲非故的，你出于什么目的。"
我坦言以对："出于公民的良知，出于同事的同情，出于党员的责任。"他似乎没听懂，一脸狐疑地四处逡巡。似乎听懂了，但不相信当今社会还有这种人。
老江虽然走出了打黑组，但打黑组在他心壁刻下的创伤太深、太重、太惨、太痛了，他的心还完全处于那种被惊骇、被镇压、被黑打的阴霾之中。我把今天的最新消息，也是他最关心的事情（王立军及其主子的最新动向）告诉他，想使他高兴高兴，想让他早日走出阴影。可是，他反映木然，似乎此事与他无关。看着他的表情，我的心也好像被猛扎了一刀。我的天啦，什么药才能将他们拯救？什么人才能让他们回到过去？
老江神色显得很慌乱，他前后左右看了一遍又一遍。看是否有什么埋伏，是否有摄像头、录音笔、窃听器，看门外是否有异常情况。尽管他什么也没看见，但他慌乱中夹杂着的疑惑神色仍然对房间那位正在操作电脑的文员不放心："她是在暗中记录吗？"文员很聪明，我稍微一示意，她就离开了房间。同时，我摆出了诚恳、和蔼 、亲切的姿式。但是，他还是紧锁心门，连一点缝也不裂开。说："关于我的事，我需要的是等待，一旦时机成熟，你不找我，我都会找你。"最后他还说："你难道不害怕，你也要小心啊！"
2012.3.15
十五、逃出王府
一年前，我们单位来了位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她告诉我她的最新目标就是找一位男朋友早点把自己嫁出去。奔着这个目标，那阵子她出去见了不少人，汪就是其中之一。
她说汪能说会道，特别善于利用各种关系。他大着胆子给王立军写信，极力赞扬王立军所推行的机构改革等而受到王的宠爱，把他调到身边工作。没几个月，他入摇身一变，调去了市政府。她说他不但长得英俊，而且前途无量。她征求我的意见，问找汪做男朋友怎么样？我一口否决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与本文无关而打住）
一心追随王立军，为什么又很快离开呢？常言道：好鸟择木而栖，是他发现王立军那"木"不宜栖呢？还是因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他找到了更好的位置呢？这个问题一直令她想不通，一直追问我。其实我早想明白了，不仅是汪，就是任何人也在王立军那"木"里呆不长久的。三年间，仅办公室工作人员就被他更换了百余人。如果汪真的"傍"上了，他怎么可能"水往低处流"呢？
最近，我接触到了汪的一位好朋友，他告诉了我汪快速离开王立军的原因。
汪比较年轻，阅历很浅，但他非常渴望上进，特别喜欢王立军那种天马行空、呼风唤雨似的风云人物。当初，他把王立军不是当人看，而是当神供起来，在他眼里，王立军就是偶像中的偶像。当他得到王立军的赏识时，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他连续几个夜晚不能入眠，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要为王立军马首是瞻、赴汤蹈火！
很快，快得几乎接近光速的时间之内，汪就对王立军的认识产生了彻底的、颠覆性的变化。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发了一条保存至今的短信："王立军是个坏人，我想走。"于是，他迅速逃离了王府。那么，汪说"王立军是个坏人，"坏到何处呢？我很想知道，但他朋友告诉我，汪不一定会说。思来想去，我认为有必要与汪接触一下，至少可以亲耳听听他的初衷。于是，一个小时前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我问他有空没有，咱们找个僻静之处聊聊天。他说很忙，问有什么具体事。我讲了意图。他一口回绝了，说关于王立军的事，无论好坏，暂不表态。政治这东西太复杂，像雾里看花，迷惑。我已经被迷惑了一次，不想再迷惑了，以后再说吧。
不说就不说吧，一个"坏"字，足矣！
2012.3.16
十六、失去信心
二0一二年春节期间，一位在中国黑龙江、鸡西、天津、上海，以及加拿大温哥华都有生意的杨女士怀揣二个目的，不远万里来到重庆，一是看望调入重庆某局任职不久的丈夫；二是考察重庆市场，准备将部分生意移至重庆。
到重庆后，杨女士只身去大街小巷转了六七天，观看了重庆的电视、报纸、市容、市貌，接触和询问了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商场老板，以及街边小贩等，还与几位政府官员共进了晚餐。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重庆的政治氛围太浓，不适合做生意。同时，她劝丈夫与她一起回老家东北去，别做官了。节后，她丈夫将此事告诉了我，引起了我好长一段时间的沉思，同时也印证了我先前所听到和见到的一些状况。
一个夏天的晚上，与几位朋友一道去陶然居晚餐。作东的是建委政府官员，所以难免官话，酒菜还没上桌，大家就谈到了"国事"，即打黑问题。他有些忧虑，说有近二百家地产老板闻风而逃，远走他乡发展。我很惊愕，一方面认为不可能，或者有些夸张。另一方面觉得那些地产老板也太鼠目寸光了，打黑，是打击黑社会，又不是打击房地产老板，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担心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00九年初我就在想，打黑除恶之目的是什么？是净化社会环境，为顺利进行经济建设铺平道路；人民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为经济建没保驾护航，二者相加，就是带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所以当时我很自信地告诉朋友，重庆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但是，后来发生的几件事却使我有些沉默了。
第一件是关于重庆媒体的。无论重庆人，还是外地来的观众，皆认为重庆的电视节目不看好（我以前一直认为只是我一人有这种感觉）。据一位资深作家说，她女儿都离开电视台去外地跑单帮了，原因有两个，一是重庆媒体思想大禁锢、僵化，个性无法张扬。二是好多年没涨工资了，原因是电视台收入越来越不景气。据《新京报》报道，重庆卫视二0一一年一月三日和三月一日两次宣布改版：不播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和外包节目播出量，且将电视剧清出黄金档；增加公益广告片、城市宣传片和一系列自办新闻、红色文化节目。改版后，重庆广电集团因此减少约三亿的收入，将由财政补贴二分之一，再由其他地面频道业务增长补充另一半。为此造成重庆卫视收视率直线下降，二0一一年重庆卫视全国收视率仅位于省级卫视以第二十三名，此前最好成绩是第四名。还有报社记者，以前非常吃清香，想去报社当记者比考公务员还难，可现在大多记者人心思走了。原因也是一样，既不能还原新闻真面目，工作业绩又与收入不相匹配。有家报纸的广告收入直线下降，由原来每年三个多亿，降到了现在的一个多亿。锅里没有，碗里还有吗？ 第二件是我们辖区的。以前，辖区隔三差五都有企业开工、竣工，都要请我们去维护秩序或捧场。这几年突然哑了火，就我本人而言，起码好几年未参加类似活动了。
第三件是一位地产老板的。那次，他从广元来重庆看望一位年轻的老领导。席间，我问他是不是想到重庆来发展，如果有想法，他的老领导完全可以帮上忙，因为他的老领导负责着区里的城建工作。可万万没想到他摇开了头："气候不适合。"我当时还以为他怕重庆火炉般的夏天。原来，他的确想依靠老领导在重庆一展身手的，但他接触了几位生意伙伴后就失去了信心。生意伙伴们告诉他，他们已经受到暗中调查，有的生意已经受到影响。
2012.3.18十七、派出所长的心理话
我曾给他打过三次电话，三次都在开会，两次直接去派出所找他，也不凑巧，都去社区了。他手下只有六名社区民警，辖常驻人口近六万，有暂住人口三万多，人均工作对象近一万，远远超过公安部规定的人均一千户（三千人左右）的任务。作为所长，他放心得下吗？今天他到机关来找领导汇报工作时，终于被我逮住了。我说，想听听基层派出所这几年的情况，因他在基层干了近二十年，对基层应该最有发言权。他张口就来，并且滔滔不绝。
一、关于派出所与交巡平台
交巡平台建起后，有利有弊。
从利的方面讲，老百姓从心理上感觉良好，似乎见到穿制服的心里就踏实了一些---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实际效果也不是没有，它使街面打架、抢夺等八类暴力犯罪大大减少了，公开违法犯罪的现象得到了遏制，群众在大街上的安全感增强了。
从弊的角度看，一是把罪犯从街面逼进了社区，加大了派出所的工作量，社区发案率明显有所增加。二是扩大了矛盾，打破了民警心理平衡，如工作量，派出所民警每天每人接处警三次，交巡平台每人每天接处警零点三次；一个派出所十五六人，一个交巡平台二十五六人，派出所民警的工作量起码比交巡警多百分之五十；派出所民警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交巡民警五班三运转，保证了休息；待遇上，交巡民警比派出所民警多出一节；还有领导重视上，交巡民警是大妈生的，派出所民警是后娘养的，无形之中使派出所民警心理不平衡而使彼此之间形成反差，滋生矛盾。我们提倡和谐社会，群众要求公平合理，结果把原有的和谐给破坏，还人为地制造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矛盾。
二、关于撤掉派出所
首先肯定地说，撤掉派出所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是极其不理智，极其弱智的低级玩笑，而非正常人所作出的正常决策。
可以说，公安机关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落实到派出所。比如刑警队在某辖区发现一作案嫌疑人，必须通过派出所了解嫌疑人的所有基础信息；通过派出所与当地政府、居委会的关系求得支持与帮助；通过派出所与辖区群众建立的骨干力量掌握第一手资料等，否则案侦工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开展下去。派出所如此重要，怎么可以撤呢？
"一街一镇一所"，是我们的老公安经过几十年实践摸索总结出来的最合理的公安工作模式。当一个街镇没有了派出所的时候，那里的社会治安就无法控制，政府就稳定不了。政府都不稳了，你公安不是失职吗？有人会说有交巡民警了。可交巡民警如水中浮萍，生不了根，与当地政府，人民群众难以建立沟通、协调、默契等关系，互相之间就形不成互信，形不成合力，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力。
对人民群众来讲，更是不能理解，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因为没了派出所，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带去了诸多不便，如去派出所办个证，以前几分钟，最多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现在莫说办事了，一些山区连走路时间都增加了三四倍，不知这是方便群众，还是为群众制造困难。若政府或山村发生什么事情，民警就无法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了。
公安工作，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它与党政机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民警察，不仅是"警察"，它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在派出所建与撤的问题上，不应该把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凉在旁边，别忘了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还养着我们啦。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这种无视政府、藐视人民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有意制造警政矛盾、割裂警民关系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为。
三、关于近三年民警的变化
最近两三年间，我亲眼见证了我们民警的巨大变化，变得几乎让人不认得了，完全可以用"面目全非"四个字来形容。在强压之下，民警开始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变主动工作为被动应付。再也听不到为警队建设出谋划策的声音；再也看不到为警队利益增光添彩的行为。这是变化之一。变化之二， 同事之间没有了战友情，同志爱，互相之间变得如同陌路，冷若冰霜，互相猜虞，互相防范，互相诋毁，人人自危，彼此之间的感情基础被倒塌、淹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变化之三，口是心非，不敢讲实话、真话，不能讲真话、实话。不敢坚持真理、正义，随大流，喊口气，上骗下，下瞒上，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搞形式。变化之四，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原则性、斗争性和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见了，连"共产党员"几个字也很少听见了，天天听到的是王立军语录。变化之五，骨干力量出现了较严重的断层现象，主骨力量流失，中间力量未成长，剩下的都是"新生力量"，人才正常结构全部打乱、破坏，派出所工作主要是机械应付为主，从所领导到民警，主观作用几乎得不到发挥，把人变成了没有思想的机器。事实上王立军也不允许民警思考，他给民警发放了各种绳索、锁链，把民警的手脚全部捆绑，大脑全部禁锢。
四、关于我自己的看法
我是代理所长，已经代半年多了，一个"代"字，几多辛酸。我就搞不懂，堂堂一级党委，居然连个科所队长的任免权都没有了，那你这党委不是瞎子戴眼镜，等于圈圈吗？一个"圈圈"何以能领导一个近千人的大局呢？
在我们所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换了十三次领导，仅主官就换了六次，在中间的一年多时间内就疯狂地更换了五届班子，你说工作如何去熟悉，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开展？就是有天大本事之人也无法施展拳脚。
公安部提出要快乐工作，幸福生活，他老王也这样重复过。但是，他说一套做一套，无端制造忙乱就是他口是心非的表现形式。他把机关无限扩大，机关各部门不了解基层情况，不顾基层民警死活，都武断地、拼命地往基层压任务、下指标，弄得基层疲于奔命，疲于应付。动不动就停休，就加班，随意剥夺、侵犯民警合法的休息权。瞎指挥、乱折腾，据市局通报，一年间，市局就下文件六千多个，仅治安总队就下文件三千多个。我的天，这些文件都是指示，都是命令，都需要下面去贯彻落实呀，他们难道不知道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难道不知道民警也是人！作为不自信，没有底气，不相信部属的统帅是不可能统帅全局的。
不讲科学，违背规律。动不动就追责，就处罚，就督察，三年来我所被处分十七人次，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百零六；诫勉谈话十一人次，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二；通报批评、罚款更是家常便饭。民警仅有的一点生气、活力就这样被消耗怠尽。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按科学发展观决策，老王之举却完全背道而驰。把队伍整得噤若寒蝉、风声鹤唳。
职能部互相推委，逃避责任，不敢担当，很小的事情，领导不敢作主，不敢负责，职能部门见事就躲，或只找下属原因，不查自身决策失误，任何错误都以"胜在起点，败在终点"论之，一句话，上面的永远为"胜"，下面的永远为"败"。这几年，民警成倍增加了，而不见战斗力增加，战斗力反而明显不如以前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王立军简单地把"人数"看成了战斗力，现在从领导到民警，不但很少主动干事的，而且是怕干事，因为一干事就免不了出事，一出事就要追责，就要刑拘，谁还敢去冒那风险。民警们不是一个人，他们还有父母妻儿，还有家庭啦。现在大多数民警已经不把工作当事业干了，只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当成一种无奈的屈尊。
王立军曾说，经过他的整肃，重庆公安队伍要管二十年。二十年是什么样？不会就是现在这个样吧！
2012.3.20
十八、稀里糊涂被撤职
他至今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被撤职的。
他原来是交巡警支队的领导。有一天，上面突然来人，说他们单位工作推进无力，上级决定撤其职，削官为民。他觉得很奇怪：他认为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凡上级的指示皆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单位工作怎么推进无力呢？被撤之后，他被送去了市局"再培训中心"，即"五.七"干校。先有上级指定学习内容，学了之后就写心得体会。后来就无人管你了，既不指定学习内容，又不清点人员，去也可，不去也吧，心得体会亦无人催收了。再后来，恐怕担心他们耍出病来，机关一些人手紧的单位就三天两头跑去抓差。有的被弄去当临时工，收放报纸、文件，打开水扫地；有的被弄去代表上级部门（用犯错误者去代表上级部门有点可笑），到基层没日没夜，且毫无目的地督检；有的被弄去 "阳光办"、"整车办"等临时办公室顶班喝茶。总体感觉就像麻将中的"听用"，有也可，无也罢。
从表面看，"五.七"干校的日子是清闲的、轻松的、单调的。但是，他们每个人的笑都是苦涩的，在笑声的背后涌动着无法言状的哀伤。他们说的话都是装出来的假话，都言不由衷---那是个只需要假话的地方。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比三座大山还沉重，经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来，凡进入"五.七"干校者，有的很快白了头，一夜之间苍老了好几岁；有的由开朗的性格突然之间变得沉默寡言，并且再不与人交流，甚至与家人说话也躲躲闪闪。
每天除了睡着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就胡思乱想。想什么呢？想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想自己何时才能解放？想今天在"五.七"干校，明天会在什么地方，想得大家头昏脑胀，垂头丧失。他从一年前发配"五.七"干校之后，想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不过，在外面倒有不少关于他的传闻。听到那些传闻 ，连他自己都感到可笑、可悲、可怜。在不讲事实的环境中，也只有传言盛行了。
其传言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种说法是说他们支队领导在交接管辖权时（交警交由分局管辖），私底下分了什么钱。这肯定子虚乌有，肯定为想当然的猜测，因为那年月每个交警支队的确都有钱。但他们却未动分文，分家前，分局早就去把账冻结了的，若有此事，还活得到今天？
第二种说法是说市局想要他们支队部的地盘，他们不同意而得罪了王大爷。这种说法也站不脚，因为他们一个小小的支队领导，哪有支配营房的权力？即使他们不同意也是白搭，营房决定权在总队或分局，他们才有权决定营房的去留。其实，严格说公安部门皆无权决定它，营房是政府修的，政府是营房所有权的法人，公安只有使用权，决定权在地方政府。
第三种说法是有人对原公安局领导不满意，由于他曾为原公安局领导服过务，他们就把矛盾转嫁到了他的头上。他觉得这有一定道理，因为他曾多次见到过"有人"用仇恨的目光看他，还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他们的工作。如果是这样，他就是他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
第四种说法是公报私仇，他比较认同这种说法。当时，市局机关有领导给他打电话，令他将"市局机关"的亲戚分到分局机关，不去平台。关于这个问题，他是没有直接权力的，要由分局领导定夺。尽管如此，他还是向分局领导作了汇报。分局领导说先放平台，以后再调整。他觉得也没什么不妥，一是严格执行了上级指示，二是给"机关领导"留了余地和面子。谁知"机关领导"非常不满意，放下电话后说："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有朋友就把"机关领导"的话私下通告给了他，提配他小心点。朋友话音未落他就被追责。其实，对"机关领导"当时的要求，他也不是无能为力，不是不能满足，因为分配尽管最后由分局领导定夺，但初期分配名单是由他们下面事先提供，他们完全可以不把她定去平台。但是，他的脾气也许害了他：你不是要追责吗？那就追吧。他于是就没有给"机关领导"面子，结果……
他不是认为上级领导不能追下级的责，而是觉得这责追得冤枉，追得蹊跷，追得个人。这不是一级组织的正当行为，倒像小人耍的小手腕，倒像心术不正之人在泄私愤。他私下一打听，到"五.七"干校去的大多有类似成份。而这种现象又是王立军到重庆之后的一贯行为风格。
2012.3.21打黑第一案刑警队长被黑打
（一）
在重庆警界，名叫王勇的有十余人，但一说起王勇，无论上层领导，基层刑警，新闻记者，还是案件当事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这个王勇。
王勇个子不高，身材不壮，五官不俊，从外表看，毫无特别之处，就像邻家大男孩，市井小民众。但是，他那脑袋可不一般，那里面全是智慧，尤其是在侦查破案方面，特别敏感，敏感到痴迷，有人说他得了职业病。就算吧，因为他至从警那天开始，就把警察当成了事业去追求，当成了职业去忠诚。一天无论有多累，只要一上案子，他就来了精神；自己有再重要的私事，只要案子未破，一切私事都得靠边站。为了拿下案子，他可以连续一个月睡在专案组吃方便面；为了拿下案子，他可以两三个月不洗澡、不换衣服。正因为他对工作的执著追求、热爱与敬业，才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使之成为重庆警界响当当的破案能手，凡全市发生重特大案件，局领导都要点他的名。他曾连续三年被评为重庆市破案能手，十次荣立三等功，二次荣立二等功，四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所领导的刑警队、专案组，曾六次立功受奖。每一项荣誉之中，都有汗水，有智慧，甚至有惊险。
一位市局领导曾经对王勇说："别看我一天很风光，有许多人围着我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他们都是有意图的，唯有你没有意图，你是把工作当成最高追求的人。"
还有一位市局领导曾经这样评价王勇：政治可靠，为人正直，业务精湛，是重庆刑侦战线上难得的人才。
有一位远在万州的被王勇"办"过的嫌疑人说：王勇是个好人，你们千万别对好人不好呀。
后来对王勇下黑手的打黑勇士们也多次向他伸出大拇指，多次称他为师傅。
谁会相信，就是这样一位响当当的，领导、群众认同的，黑恶势力闻风丧胆的刑侦精英，却被王立军弃用；就是这样的人才，却被打黑专案组抓进私设监狱长达半年之久！
谁会相信，他就是打黑专案组组长，并且还是重庆打黑第一案的一线指挥员！
谁会相信，他现在却萌生去意，不想再当警察了！
谁会相信，以前一心一意搞业务，天天喜欢与战友们黏合在一起的他，现在却爱上了摄影绘画、花草虫鱼！天天与画画的、唱歌的、写书的艺术家打得火热！在他家中，墙上挂的全是他自己的摄影作品，大多为自然风光，地上置的是吐艳的杜鹃，怒放的茶花和披绿的水仙，从上到下，已闻不到警察的味儿。满屋流溢着恬静、淡雅，但也夹杂着沉寂与忧悒。
（二）
重庆人，或者说中国人，甚至一些外国人都不会忘记二0一0年三月三十日发生在重庆江北爱丁堡的枪杀案。案发前，王勇带领他的刑警队员正在办理一桩命案。接到指令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
由于"6.30"案发生在王勇所在分局的辖区，又是重特大案，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在这之前该辖区还发生过两起枪案未破，因此王勇感到压力非同一般。但他没有丝毫迟疑和畏惧，从接受任务开始就全身心投入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当天就掌握了案件中最主要人物的行踪，第三天就在北京将其抓获归案。
从接手"6.30"案开始，王勇就感到有些气氛不对劲，并且是从未有过的气氛，究竟什么气氛他说不清，但总觉得有些领导言行举止怪怪的，不太正常，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向自己袭来。凭以往的经验，他预料这案子还有其他什么色彩，或者即将发生什么不测。为此，他向队员们提出了三个"安全"要求，即证据安全：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经得起历史、法律检验；嫌疑人安全：严禁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提高警惕，防止其自残自伤和脱逃；个人安全：对得起职业、组织和良心，谨言慎行，不出任何事故。在王勇的严格要求和严谨作风的影响下，通过缜密部署、果断指挥，案侦按预定目标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 "6.30"就水落石出，与案件有关的涉案人员就悉数落网，并收缴了一大批赃物、赃款，其中还有作案所用的枪支。作为刑侦人员来讲，这个时候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和喜悦，会喝酒的，想来几杯；会唱歌的，想吼几句；会打牌的，想甩几张。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想蒙头睡个自然醒。但是，这一次出现了意外，不但他们的最低希望被剥夺了，而且还窝了一肚子气。王勇认为，"6.30"案不过就是一桩见惯不惊的普通刑事案，没任何特别之处。但他发现上层领导不同寻常地重视，几乎每天都有最新指示，隔三差五就有上级机关的工作组前去督察、指导、过问，指示"6.30"案该如何办？战果如何扩大？嫌疑人如何打击等等，并有具体规定，王勇纳闷了：自己办了几十年的案，难道还不知道如何办案？既然自己是白痴，派自己去负责干吗？于是他脸色有些阴沉了，话语有些随便了，动作有些僵硬了。
于是他请教法制科的同志如何报送批捕材料。法制科的同志说他们不是法制科的，是政治处的，或者说是纪委的。
于是他对上级派来撰写新闻稿的人感到震惊，因为来者说奉上峰指令，要把案子写"血腥"一点，写"恐怖"一些无法理喻。因为那案子怎么样，是由案子的本来面目，即事实决定的，不是写出来的，更何况是新闻，更不能杜撰。
于是，他对王立军说"6.30"案是"杀人公社"不解了，杀一人就成了"杀人公社，"那杀几人，几十人又是什么呢？
于是他对王立军把与本案无关的证据累计到本案上，一切往团伙上靠，靠黑社会上靠，往政治上靠，以扩大战果的指示有些含糊，因为以他所了解的法律知识，还未见过相关论述，也许那是博士生导师的知识层面，他一个警校生怎么可能知晓呢？为此他感到非常自卑。
于是有一位从政法学院毕业来的年轻刑警对王勇说："我们的法制建设这下算完了。"
于是他提起相机，去池塘边把那一尘不染的荷花摄进了镜头。然后，他遥望着满天流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直到暮色苍茫……
由于王勇正常情绪的流露而被不正常之人的理解，在"6.30"案还没结束之时，他那专案组长的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给撸了。此时此刻，应该说领导还认为他是一棵"棋子"，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就把他"重用"去了万州，明确指示他去"揭开万州黑社会的盖子"。继"6.30"案之后，全市一夜之间成立了十四个打黑专案组，似乎重庆市遍地都是黑社会，不把他们抓起来，就有亡党亡国之危险。王勇离开"6.30"打黑专案组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到了万州打黑专案组。不过，当时他还是有些许不悦的，同事们都为他报不平。但他只有那么一"些许"，奔波在重庆刑侦战线几十年，破什么案都是破，什么人去破都是破，没有必要多虑。
对于王勇来说，破案可谓轻车熟路，他到万州不久就打开局面，并摧毁了两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在当时全市打黑专案组之中，应该是战功显赫的，他本人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老王不满意，老王从一些似是而非的举报、只言片语的传说，以及主观想象断定：万州的"水"很"深"，当地不但黑社会猖獗，而且在党内、在公检法、在政府机关内还有保护伞，有代言人！必须完全、彻底、及时揪出来。王勇感到为难了，因为他一方面对举报内容进行了详细查证甄别，另一方又通过暗中私访，以及多年经营的"关系"调查，王所说的"黑社会保护伞"、"党内代言人"纯属主观臆断，凭空想象，连"盖子"都没有，哪里去"揭"呢？这不是估着鸡公下蛋吗？
你这鸡公既然下不了蛋，还养着干吗？不如杀了吃肉。如果这样也简单了事，可老王不会简而单之，他要"倒查"，要"追责"，要弄清楚你王勇为什么"揭"不开"盖子"？你是否与黑社会同流合污，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见不得天之事，说不定就是个黑老大---就这样，王勇被我们敬爱的立军局长想象成了文强的又一"金刚"而被打黑专案组秘密抓捕。一个堂堂的人民警察，一个堂堂的刑警队长，一个堂堂的打黑专案组长，就这样被自己的兄弟黑打了，并且这事就发生在朗朗乾坤之下！发生在号称人民群众安全感位居全国第一的重庆！试问：连执法者的人身安全，连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安全从何谈起？（三）
王立军到重庆始，指示凡抓人，皆戴上黑布罩，这不知是保护当事人的肖像权，还是怕暴露他们自己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王勇还是穿着警服的警察，还是堂堂刑警队长，堂堂中共党员，他们居然也给他戴黑布罩，还从监狱借来了刑椅。这种刑椅是监狱专为那些已经判了刑，被送至监狱实施改造期间，有逃跑、自残、殴斗和拒绝改造倾向的重刑犯使用的。但自购买之日起还从未使用过。可是，我们的打黑勇士们居然把它用在了自己的同志身上。
一位临时负责人看见后觉得有些不妥，就暗示打黑勇士们要慎重。说："王勇还是一位正式人民警察，你们怎么可以用重刑呢？"打黑勇士们大多来自边远区县的刑侦部门，多少也懂一点法律，也觉得有些过份，就向市局领导请示，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就这样，一群高举法律武器的执法人员用自己的行动使神圣的法律不再神圣，使庄严的法律不再庄严，使打黑变成了黑打，使一位从警近三十年，对公安事业有着执着追求的人民警察对人民警察这个职业产生了动摇，对敬爱的立军局长彻底失望。
当初，王立军到重庆不久就纠偏灭虚，就亲临一线指挥抢险，就坐出租车暗访。王勇还为自己本家出了这样一位局长而暗暗高兴（曾为本家出了王洪文而抬不起头）。后来王立军在"3.19"案中瞎指挥、延误战机，还以为是个别现象，不足为奇，人一生哪有不做错几件事的。可是，现在他才发现这王立军根本不是个东西。从表面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是位出色的实力派演员。有一次酒会上，一位长期跑公安的女记者趁敬酒之际问王立军："立军局长，听说因为打黑，您遭到了报复，妻女被害，情况属实吗？"王立军稍一愣，马上镇静起来，脸上顿时写满忧伤，然后默然离去，似乎不愿提起内心的伤悲。其实，记者是故意询问的，因为她昨天还见过王立军的妻女，她早就知道那是网上的一条假信息。通过问话，曾采访过多届市公安局长的女记者得一个结论，王立军人格有问题，太虚伪，太阴险，不如文强。从背后看，他是个阴谋家，他所谓的打黑，就是要把公安局原来的领导们全部弄下课，换成他的亲信；把老板、公司全部折腾一遍，通过威胁利诱，然后为他所用。王勇心里算看明白了，但人却被打黑勇士们打昏死了过去。当他醒来时，看到几位手持刑具的打黑勇士们累倒在地。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也是警察，他们怎么会这样对待警察呢？
打黑勇士们问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王勇几乎不清楚了，因为他脑袋暴痛难忍，浑身肌肉火烧火辣，似乎用刀在剐割。但他记得一句话："我们怎样说，你就怎样说；叫你如何写，你就如何写。"他矇眬地记得自己回答了什么问题，但至今为止他也不记得回答了什么问题。他还依稀记得自己的手被人强行拉去签了字，按了手印。签的什么，他也没了印象，只是手拇指上还有褐色的印泥。但是，他心里很清楚，他们在编造笔录，在刑讯逼供，在私设监狱，在伪造证据，在践踏法律！这都是办案中严禁的呀！他们怎么……这不是对国徽的侮辱吗？
稍微清醒一点，王勇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在自掘坟墓呀，他断言：不出三年，以王立军为首的这帮畜生就将自己把自己掩埋！没想到他一语中的。
（四）
王勇出生于警察世家，父亲干警察到退休也不愿解甲归田，还返聘回去干了四年。还有自己的表哥、表嫂也都是警察。父亲干了一辈子警察，直到退休之后才分到一套房子。那房子是父亲六十年的心血，六十年的希望，六十年的回报，也是父亲留给母亲的养老金。为此，母亲对它倍受加珍惜和呵护，然而，就连这唯一一点遗物，也保不住呀。
王勇被抓之后。王母想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想清楚自己的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糊涂。她清楚地记得，王勇从小开始就是一位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他在上学路上哪怕拾到一颗纽扣也要交给老师。当警察之后更是严于律己，一尘不染，他父亲偶尔还把单位分发的水果、餐巾纸之类带回家，而从未见他往家里带过什么东西。母亲觉得奇怪，记得有一次还问儿子单位为什么不发日用品。王勇回答说："发了，都放单位大家共同享受了，这家里哪样都有，不缺那点。"王勇当了快三十年警察，得了什么？连住房都是兄弟给的旧房子。妻子与他离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把家当家，当成旅馆，他爱工作、爱战友超过了爱妻子。老母亲想不通呀，她要把房子卖了，请律师为儿子打官司！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讨个公道。但律师还没听完老人家的述说就逃跑了。王母觉得这重庆的天空好阴暗，好不正常，律师都不愿打官司了，那不等于猫不愿逮老鼠了吗？
王母又把儿媳、孙女喊住一路，抱起王勇从警以来的一大堆立功勋章和各种奖状、喜报，愤愤不平地去市公安局找王青天。她要问个明白，自己儿子犯了哪条王法。有人告诉她：公安局森严壁垒，连警察也不能随便进出，你老百姓怎么可能进得去呢？即使进去了，里面还有几道岗哨，也不能见到日理万机的王大人。但老人家不相信，她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找自己的父母官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她还是固执地去了。结果可想而知，她未能如愿。不过，在好心人的指点和帮助下，她见到了信访办的工作人员。那天，值班的信访工作人员有一男一女，他们还没听完王母的述说就双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但是，王母需要的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真相！信访工作人员告诉她们说："局长不是什么人（她们是什人？应该算是人民群众吧。）都可以见的，见着也没用。类似问题这几年日渐增多，谁都知道是咋回事，但又不能说，更无力帮忙，希望理解。但是，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耐心等着吧！"
等着？等多久？老态龙钟的王母已经七十多岁了，她能无期限地等下去吗？
装着一肚子气，老人离开了那伤心之地，蹒跚着步子回到了家。看着冷清孤寂的家，老人想到了什么呢？她想到了退党！她发现现在的党不像她入党那会儿的党了，她说她不愿意把党费拿去陷害自己的儿子。在母亲眼里，当时的毛主席就是党。如今，王立军就是党。也许老人家的理解有些偏差，但她左看右看王立军也不像什么共产党，反倒与土匪有些相似。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王立军的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固定概念：共产党的干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会。按照逻辑学的三段论推论：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会，重庆市公安局的干部是共产党的干部，所以，重庆市公安局的干部十之八九都是黑社会。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固定概念"的指导下，王立军一到重庆就把目光盯住了重庆市公安局的所有干部，尤其是厅局级领导，并把与这些领导关系密切，甚或有来往的人皆纳入了被监视、被控制、被调查、被打击的"黑名单"之列。而王勇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打黑专案组抓王勇的理由有两条，一条说他受贿几百万，另一条说他占干股，参与经济活动。但是，在审查时，打黑勇士们却并没有直接询问这两个问题，而是问他与文强、王云生、舒涛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心搞业务，很少关心政治的王勇来讲，一点也没觉察出他们其中的用意。要说关系，一个刑警支队长，怎么可能与分管刑侦的局领导之间没有关系呢？对于王勇来说，不但有，而且非同一般，既然打黑勇士们想知道，他也不隐瞒，因为这是公开的秘密。
他先说与文强的关系。
作为常务副局长的文强，多年分管刑侦工作，可以说对重庆市公安局的刑侦工作了如指掌。有一次，王勇参加市局召开的年度破案能手表彰大会休息期间，文强从卫生间出来，居然喊出了王勇的名字。王勇当时感到非常惊喜。觉得局领导一天工作那么多，那么忙，还能记住一位小民警的名字，这对于他王勇来说，是一种荣光和满足。从那之后，文强到分局检查工作时，都吩咐分局领导把王勇喊去作陪，甚至连吃饭也不例外。有几次，文强下班后无聊，还专门给王勇打电话，约他出去吃饭、逛解放碑。
"是你约他的吧。"讲到这里，打黑勇士们有些不太相信，就急不可待地打断了王勇的叙述。
"我也请过他，好像有那么一两次。"
"你们一般都到什么酒楼进餐？"
"酒楼？什么酒楼也不是。说来你们恐怕不相信，就是路边店的小火锅。"
"不可能吧。大名鼎鼎的文强，怎么可能去那赃兮兮的路边店吃小火锅呢？太没档次了吧。"从这一点上看，文强与王立军相比，的确是太土、太没档次了，你瞅人家王大爷，凡吃饭，非五星级酒楼不进，多风光，多气派，多排场，那才与身份匹配呢！"可以去问嘛。我告诉你们，那火锅店就在滨江路，名叫'好又来'。我们吃火锅，最后基本上都是文局付的账，这不知是他贿赂我，还是我贿赂他？"
打黑勇士们面面相觑，一脸茫然：这是谁贿赂谁呢？有用小火锅贿赂人的吗？
"文局不可能贿赂我是不是？连傻子也知道他不会贿赂我的。那就是我贿赂他了。就算我贿赂他吧，两次小火锅，算上，一百多块钱，四舍五入，算二百吧！"王勇自己都觉得可笑，"有这样贿赂领导的吗？"他把最后一句说得轻如蚊蝇，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
"不会仅仅吃了几次小火锅吧？"打黑勇士们一脸狐疑。
"还有什么呢？"王勇皱起眉头，搜肠刮肚地回忆着。哦，他想起来了，有个周末，文强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搬新家两个多月了，希望他去坐坐，看看新居装得怎么样。王勇想，乔迁之喜，应该去，但不能空手而去呀，那么送点什么呢？送钱？太俗；送花？更俗。他正为此苦恼之时，他女朋友想起了一件东西，说："上次朋友也是搬了新房，我买了一件装饰品（水晶球）准备送去，结果出门时忘带了，很好看，我本想留着等我们有了新家时摆出来的，不如把它先送给文局长，以后我们再买吧。"
王勇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于是就将其作为礼物送了去，"至于那东西值多少钱，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话至此，王勇突然打住，说要抽只香烟。打黑勇士们心想，终于从牙膏里挤出了白金，他们忙不迭地把香烟敬上。
王勇把瘾过足之后，缓缓地说："八十八元人民币……你们可千万别嫌少啊，这才真正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此外，里面还有双'八'，连发哟，怎么样？吉利吧？"王勇一惊一乍，把打黑勇士们弄得哭笑不得。接着他又继续交待："这算我与女朋友共同贿赂了领导。同时，领导又贿赂了我，当听说我母亲脖子扭了之后，文局马上把一个日本造的护脖器送给了我。还嘱咐我别光顾工作，还要照顾好家庭，特别是老人。说得我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再说与王云生副局长的关系。
以前王云生一直在市局办公室工作，王勇连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后来王云生虽然到刑警总队当了政委，但由于他不分管业务，彼此仍不熟悉，王勇认识他，他不认识王勇。直到后来王云生当了市局副局长，分管刑警总队，坐到一起研究了几桩案子之后，双方才对上了号。
"你与王云生关系不错吧。"
"还可以，你们怎么知道呢？"
"你们经常通电话、发短信对不对？"曾经，王立军到重庆后，对全市许多领导、老板的电话都无礼地进行了监控，当初王勇只把它当传言，没想到还真有其事。
王勇料到自己的手机，或者王云生的手机被监控了。猛然间王勇想起了一件事，以前通过电话向王云生副局长无论是汇报案情，还是其他事，王副局长都会认真听取或爽快应答，可是，不久前王勇向王云生副局长询问案卷批阅情况时，王副局长显得有些迟疑和犹豫。对王勇发去的短信也破天荒没有回复。当王勇通过手机约王副局长吃饭时，王副局长有些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以后别在电话中讲这些。"现在想来王云生早有预感，似乎还受到了某种监视与胁迫。可是，这与他王勇有什么干系呢？"难道那短信惹了什么麻烦？"王勇心想，同时他不置可否地回答了问话："不是经常，怎么可能经常呢？他是局领导，一天早晨起身，忙到熄灯。我虽然是个刑警队长，一天照样忙得屙水都成水，哪有多少闲功夫打起电话耍，不是工作上的要紧事，我不可能去影响他。"
"你请王云生吃饭是什么意思？"
"这话问得有意思。请客吃饭，不可能没意思，但我请领导吃饭是为了加深印象，密切上下级关系，为顺利开展工作进行感情投资，这也是分局领导的意思。怎么？这也不对？"
"不会吧，是为了仕途畅通渠道吧。我们单位的民警都通过这种形式靠近领导，常言不是说'又走又送，提拔重用；光走不送，原地不动'吗？凡送了的都尝到了甜头。""告诉你们吧，对于这个问题，我压根就没想过。因为我从未把当官当成人生的追求。你们可以用脑子想一想，我当警察二十七年了，还一位小科级，我买官？难道就买这么个芝麻官吗？这种亏本买卖谁做？"
最后说与舒涛副局长的关系。
尽管王勇说得非常清楚，他与文强、王云生之间的关系纯属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没有任何权钱交易，而事实也证明了王勇所说，两位局领导在王勇的升迁上没有任何以权谋私之嫌。但打黑勇士们仍然不相信，仍然认为王勇不可能一天只知道干工作。为此，他们一边派出专人对王勇的家人、亲朋进行秘密地、公开的调查外，又抛出了十二条罪状，说是舒涛吐的。
王勇曾经与舒涛是一个分局的，又一起在刑警队共事多年，彼此之间非常了解，所以王勇一看笔迹，就知道是舒涛亲手所写。但是，仅看了第一条罪状他心里就明白了，那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是舒涛受不了酷刑的缓兵之计。
十二条罪状中说王勇为了当官，送了舒涛二十万。谁信？依据在何方？舒涛一个刚提拔不久的副局长，连自己的稀饭都没吹热，他关照得了王勇吗？大权在握的市局领导如此看重他，信任他，他都没去行贿，怎么可能去行贿、巴结一个什么作用都起不了的分局副局长呢？不到一袋烟功夫，十二条罪状就被王勇悉数批了个体无完肤，片鳞不留。气得打黑勇士们个个吹胡子瞪眼睛，甚至连占干股之事都忘记追问了。其实追问也没什么，完全可以说得一清二楚的。那不是什么干股，是自己的弟弟做生意缺周转资金向他求救，他给朋友郎老板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弟弟一把。有借据可查，后来，王勇还提前多次给弟弟打电话提醒、督促他遵守承诺，按时偿还。郎老板收到款后还给王勇回了电话，说包括利息，悉数归还。账上有记载，假不了。
"你女儿读书时，郎老板送了多少钱？"
"你们是说我女儿上小学吧，不可能，那时我还不认识郎老板---哦，我想起来了，是我小弟的儿子读书吧，我仿佛记得他们之间互相送了礼。我女儿与小弟的儿子相差好几岁啦，肯定是你们搞混淆了。"没想到，这一"混淆"，最终还是"混淆"到了王勇的头上。
（六）
一招不灵，再来一招。打黑勇士们当从行贿角度找不到缝隙之后，他们就开始从受贿方向发起了进攻。
"关于行贿问题，不是依你说了算，我们还要继续深挖。"一位年轻的打黑勇士说，"你作为区刑警队长，权力可不小哟，你能打保票每个案子都没问题？"
"不信？不信可以倒查呀，现在不是时兴翻老账吗？你们如果在我办的案子上查出我半点问题，随你们怎样处理都可以。"
"在这方面，你是这个。"名叫雄风的打黑勇士伸出了大拇指，"我们不但有耳闻，也详细查了。但是，在收受贿赂方面，你恐怕不敢打保票哟。"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不是凭空办你，多少也是有些证据的。"
"好哇，那就请出示证据吧。"
"最好你自己坦白，争取主动。"
这种惯用伎俩太老套了，王勇本想沉默以对，因为他曾经在什么书中读到过"沉默是最好的反抗"的句子。但是，他不能沉默太久，因为他已经看出这帮勇士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一个疯狂之人是什么利令智昏之事都有可能干出来的。曾经有位美国总统说过：别与疯狗争道，否则伤着的只能是你自己。王勇看到打黑勇士们那一双双血红的眼睛，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几桩一直埋在心里，不愿告之他人的受贿事实。
一年春节期间，有人从楼下给王勇打电话，说要见他。王勇说："你是谁？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对方说，他是舒涛的朋友，电话和住家地址都是舒涛讲的。既然如此，王勇就下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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