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把第一批三百个平台立起，王又下令还要增加二百个。在一次会议上，王立军说："现在的交巡平台，不是说行不行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问题。"他命令各单位先报计划。由于前三百个都使领导们伤透了脑筋，并弄得满肚子气不知向谁发泄（也不敢发泄），还要继续增加，增加在什么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如何？于是有人提出异义。于是有的单位动作迟缓；于是有人暗中操作，通过媒体反映群众意愿，说平台就是好，好得不得了，最好每个家庭门口都安一个；于是有人策划政府签字，说还要增设多少平台等等。还有铁警、森警、水警、空警，皆纷纷跟风响应，也把设立平台的报告送到了政府。但皆有雷无雨，于是王立军一声令下，直接给各单位不达任务，在平台已经饱和得快被撑死的情况下，又新增加平台二百个。人，从哪里来？王大爷有办法：一是撤去派出所，二是大量招收新警。钱从哪里来？借！于是，各公安单位成了当地财政最大的支出方，成了最大的消费群体，成了最多的欠账户。而民警收入却直线不降，有个分局二0一二年的奖金比三年前（王立军到来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而工作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之一。这几年，实事求是几乎没了踪影，一切皆以个人好恶出发，以一己之私利出发，以某些人的政治目的出发，不顾民警死活，不管群众利益，不管政府财政负担，像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一样，一窝风上项目，一窝风搞创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那是一场浩劫，是不讲科学的错误决策）。而这种不实事求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在交巡警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年收入一亿多的小县城每年要拿出三四千万用于公安，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小街，安了三个平台，警力不足，机关全力出动；晚上满街空无一人，民警就与流浪猫、流浪狗为伍。后来王又强行增加二个平台，即每百米一个，干什么用？没人明白，由谁去守？自己想办法。于是局领导白天在局里办公，晚上去平台站岗，这叫实事求是吗？这与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浮夸风、假大空有何区别？有个派出所原有十六名民警，王立军来之后，在该辖区成立了平台八个。派出所辖区没有扩大，任务没有改变，公安人员却增加了二十多倍，公安经费增加了三百多倍。有个地区原来只有一个三四十人的交警支队，每晚三个民警就可以完成社会秩序的维护任务了，现在却增设了十四个平台，三百多位民警、二百八十多位协勤和六十余位文职，每出一次警至少耗资一万元人民币。如此大跃进式增加平台之后，效果又如何呢？可以这样讲：以前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十件案，现在派出所每月平均破二件案，交巡平台每月平均破十八件案，加起来还是二十件。也就是说在削弱派出所工作的同时，体现了交巡警的功劳。但脱了裤子打屁，有必要吗？更何况那脱裤子的代价远远大于不脱裤子。
为了扩大交巡平台的影响，以及证明自己推推崇交巡平台的合理性、正确性，王立军说交巡平台有四十多项发明，于是有民警质疑："如果一个布棚棚（平台）都叫专利的话，我看中国人民人民都是爱迪生了！"的确如此，一个不能遮风避雨，配件几个月就功能失调的塑料砣砣都是国家专利？这不是痴人说梦吧。以前认为弄个国家专利是件很困难的事，袁隆平一生才干成一件，现在才发现如此之简单，像弄博导头衔一样，挥手之间就能弄它一打。王立军搞的发明，由公安机关把它买过来使用，这有意思吗？名利双丰收，怎么没有意思呢？王立军不仅是局长、教授、博导，还是科家啦，他在分管教育文卫的首次讲话就说："这算对了我的胃口，我本来就是搞科学研究的。"王立军是个科学家并非空穴来风，他还真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说自己有一百四十多项国家专利，很可惜不见一件服务于民。在重庆市二0一二年公布的最新科技进步奖上还真有王立军的大名，但不知此王立军是不是彼王立军。
随着交巡平台的建立，一些怪象也接踵而至了。
---有群众在超市发生冲突，互相扭打至超市门外。派出所接警不出，说此事正处于门外，况且平台距那儿最近，仅几步之遥，应由平台出、处警。平台亦不出警，说此事先起于超市内部，按照"内派（派出所）外平（交巡平台）"之原则，应由派出所处置。由于双方扯皮（已成常识态），丧失最佳处置时机，导致事态扩大。类似扯皮之事至平台成立以来就不断发生，矛盾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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