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影响，世界的目光一度都锁定在了中国身上。一阵政治炮弹的狂轰乱炸过后，即将产生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十八大迅速成为主角。中国政治面临多方考验中尤为突出的，当属人们对邓小平的质疑和唱衰。此前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口号也随之开始遭遇“滑铁卢”。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29日发表题为《“邓小平模式”的命运》的文章，称“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并直言，中国今后的问题，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利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不难看出，丁学良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利的交替与人士安排的方式。简言之，即“开明专制”。这一枚向十八大抛出的“政治炸弹”杀伤力不可小觑。
此前，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也曾发文公开呼吁“抵制”邓小平，不过主要围绕改革提出的口号展开，如“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中国特色的提法等。并直言，此类在当时发挥巨大积极作用的口号，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理应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予以扬弃。与此观点类似的，还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的“水深了摸不着石头”论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对“打破口号禁锢、把握改革主动权”的呼吁等。
回到关涉十八大最高党政权利的交替和人事安排方式的“邓小平模式”上来，在邓小平主政期间，该模式就曾两次遭到严重挫折。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之所以“严重”，在于这两次事件中“专制”的成分越来越压倒人们希望的“开明”。这一点，在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在《胡赵新政启示录》一书中也有类似的阐述。
辩证地看，邓小平的“专制”事出有因。经过“三起三落”且试图带领中国走出文革阴影的邓小平，可谓身兼重任。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需要邓小平这样的“开明专制者”来统领全局。即便现在看来，部分民众还是有着“强人政治”的情结和愿景。这一点，在“六四”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一，“六四”
发生在邓执政期间，其本身独有的政治能力让这场风波得到了纾解，虽然还有诸多遗留问题尚待清理和解决；其二，“六四”发生后，中共已然从革命党的角色开始逐步向执政党的过渡，而且在过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而现在对邓小平模式心存质疑的，也多半是以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为风水岭的。丁学良在文章说道，“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对邓小平来讲，能在他余生之内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就成为他唯一有机会留下来的正面政治遗产。”
形象的说法是，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的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别的人可以有疑问和不满，却不能改变这个大家长做出的决定。但1989年危机之后，这个“邓小平模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而像一个股份公司，别人参股越来越多了。
至于那些呼吁将邓小平口号打包放在储藏室的人们，则显然不满足于口号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来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盲目GDP崇拜综合症、“中国特色”屡屡被当做拒绝制度改进的托词和挡箭牌等。其实，没有十全十美、放之任何时代而皆准的口号，如同没有完人的存在一样。
中共十八大在即，类似对于“邓小平模式”的质疑，实质上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最高党政权利的交替和人事安排方式。然如同丁学良在文中说的，今时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具备以“邓小平模式”为基础继续做出中国政党的权利转交和人事安排的主客观条件。庆幸的是，中共高层在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政改之路。近日也有中共意图对政法委系统进行“削权”的讯号传出。将邓小平模式和口号放入“回收站”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系统的替换物显然考验着中共执政党的洞见和水平。在十八大的关头，这种考验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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