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用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所评选出的那么多“影响中国50人”，有谁真正做到了？连“影响中共”都做不到，谈何“影响中国”？在做不到之前，就热衷表扬与自我表扬，何尝不也是一种急功近利？只有真正去做了，才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荆棘和痛苦之路，需用命去博。那“影响中国50人”，甚至所谓“百大公知”，扪心自问，谁有此独立风骨和无畏精神？
大约七八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顶高帽。似乎戴上这个帽子，就凸显了自己在知识、道德和社会影响力上的优越感，俨然是知识界的太平绅士，或是公侯伯子男。关于“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一年一度盛典，在鲜花和红酒中，在赞扬和自我赞扬声中，不亦悦乎。
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把中国各路知识分子统统汇聚，按照企业ISO9000质量认证一样，以“知识、行动、理想”三个标尺去衡量，然后加冕。在当代中国，似乎不经过这些评选认证，不经过本土山头或洋教主的加冕，就做不成像样的知识分子了。不知道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生前是否也经过认证和加冕，才有所建树呢？
我知道，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文学家萨特，连诺贝尔奖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金钱与荣誉，无法收买他的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同样拒领诺贝尔奖，她不想让获奖成为“奥地利的花环”，要与政府完全保持着距离。因这些独立而伟大的知识分子，世界上才多了一份对待诺贝尔奖独特的态度、观念和行为。
民国那些灿若群星的学问大家，虽各有所长、独树一帜，却有着同一种风度，精神层面的独立自由。在天才云集的晴空里，所有的鸟都在鸣叫、飞翔，它们巨大的羽翼给一个动荡的国度带来了夺目的光辉。这些飞翔的鸟儿，从没有系上黄金和钻石般的冠冕。因为任何冠冕，都是鸟儿自由的累赘。
“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炉，源自思想解放的南方报系。虽在一定时期，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的追寻、推崇和固守，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媒体炒作，是一种圈子文化的变异，捆绑着名利，难以超脱升华，更难以肩负中华文化复兴的重任。在现实演绎中，“公共知识分子”逐步变成“右派知识分子”汇聚的小圈子，并逐步形成了与“五毛”文化相对立的“公知”文化，撕裂社会，制造仇恨，造成意识形态乱象。“公知”不再是一个令民众敬仰的词汇和身份，而是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多义词。
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已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自慰器，实因不过以此为幌装样趋利罢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所评选出的那么多“影响中国50人”，有谁真正做到了？连“影响中共”都做不到，谈何“影响中国”？在做不到之前，就热衷表扬与自我表扬，何尝不也是一种急功近利？也许，只有真实去做了，才知是一条充满荆棘和痛苦之路，需用命去博。那“影响中国50人”，甚至所谓“百大公知”，扪心自问，谁有此独立风骨和无畏精神？
如果“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谁来发薪水？如果不是，“公知”也需谋生，养家糊口。在中国社会现实中，为稻粱谋，就难免看权力的脸色，舔金钱的屁股。民国学者叱咤风云，风姿卓越，乃因民国对大学教授无论从人格尊严和物质待遇上，都极尊奉。民国时浙大的教授月俸一百大洋，而同时的警察月俸才五元，县令才三十大洋。而今呢？该给教授的钱不给，给教授一个赚钱的机制，美其名曰市场化。教授忙着赚钱，钻进了钱眼，匍匐在权力的裤裆下，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不要说什么“公知”了，连人样都模糊了。
没有政治上的独立，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所谓“公知”。有多少“公知”在现实中的“行动、理想”，不受权力和名利左右？那些经济学家天天高谈阔论，呼唤道德，这不是进化，而是退化。真正道德高尚的、高层次的经济学家不会坐论道德，而是把道德理念溶入其经济理论中，实现国家强盛，共同富裕。而经济学家个个都是独立董事，屁股不是坐在特权上，就是坐在私利上，除了赢得一些舆论掌声，其“行动、理想”有多少独立性，有多少实在功德？
“公共知识分子”、“知道分子”、“识字分子”，分子满天飞，诸如此类的术语、头衔、门派，把简单的常识复杂化，把浅显的道理深奥化，把淳朴的社会分裂化，难道真都是“铁肩担道义”吗？未必，有些纯粹是吃饱饭，没事干，净扯蛋。
真理质朴，谬论高深。窃以为，“知识分子”一词就足够，一要守法，二有学问，三敢担当。前面加“公共”，只不过是涂抹了时代胭脂，只是聪明媒体人嗑的一把文化瓜子罢了。“公知”的瓜子仁，早被始作俑者津津有味，哄客们纷纷扰扰，抢的只是那无味的瓜子壳。在网络时代，网民自由表达意见，专业知识分子也充分阐述观点，草根也可平等地和权威PK。一味推崇“公知”，难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常识，要退化到“公知有责”不成？在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今天，“公知”对中国政治文明和思想进步的贡献，或许不如网民们伟大。
摘下“公共”帽子的知识分子，依然伟大悲壮。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统治权势的挑战者，是社会公义的守望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即便是文革前的知识分子，也始终坚持对现实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坚持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探索和追求，哪怕在监狱劳改的艰难生活环境中，也不曾动摇。这些民族脊梁，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动听的冠冕，而以铮铮铁骨昭示着真理：“无士则亡！”陈寅恪道：“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不幸现实。在当今物欲时代，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未真正生成，除了社会环境的缺失之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学而优则仕”、热衷政治而凸显的犬儒哲学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是致命病根。
某些自诩“公知”在学术人品和道德上，缺乏职业知识分子应有的规范和底线。他们往往霸占各种公共的学术资源为私人化，拉帮结伙，党同伐异。当知识界各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时，也不见那些自诩“公知”进行持久批判，为营造一个健康氛围作努力。某些“公知”一边在微博粗口喷粪，一边在电视侃侃而谈网络道德。某些大学“公知”面对铁证如山的剽窃，不仅没有丝毫的歉意和忏悔，而且往往百般狡辩、抵赖。正如徐友渔所说，这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故此，指点江山、评头论足、哗众取宠的所谓“公知”，还不如人格有规矩、术业有专攻，精神有操守的专业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白岩松受“公知”文化迷惑，现身百家讲坛，呼吁：“中国最缺公共知识分子。建议当下的学者不要当专家，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中国不缺少书斋里的专家，我们最缺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我们的专业之外还要关心公共事务。”我想，当今信息社会，哪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知识分子，那个不会或实名或潜水，在互联网对时局发声？中国书斋里的学者，如果再不潜下心来专研学问，出几个世界级大师，而是也来指点江山凑热闹，哗众取宠，教授和“叫兽”有多远？知识分子要的是一股传统“士”气，而不是“公知”帽。
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社会对于所谓“公知”的强烈需要，骨子里还是一种傲慢的精英主义，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文明不舒展。中国民主法治，离不开培育公民社会，首先要让精英主义归位，推进公民教育。欧美政治文明给我们的借鉴是，良好政治制度的构建与确立，其本身并不足以支撑立宪民主，最终必须依赖于它的公民，依赖于他们的知识、技能与道德。在我看来，让自诩“公知”退休，让公民教育上岗，是时候了。
我推崇易中天的观点，他说：“公共知识分子不敢当，我只是言说常识”。常识，才是当今中国最稀缺的。应运而生的“公知”，将完成使命，走入历史。新一代理性法制的文明公民，必将淘汰老一辈激进感性的文人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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