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了争议”本就是伟人应有的特质，但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巨变，因此邓小平的功过就不能是“对半开”了，而是一名“一流的设计师”。中国今日种种社会问题，实是由于二流的开发商和三流的施工队的组合中没有监工的结果。
随着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的新书《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香港发行，关于邓小平功过的讨论也渐次展开。傅高义本人在书中对邓小平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思想开放而灵活，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但也有一些评论者在人权、中国高层的权力安排、遗患巨大的经济政策方面，对邓小平给予了批评。
“充满了争议”本就是伟人应有的特质，一个普通人尚且“谁人背后无人说”，何况是一个大国的领袖。邓小平对自己早有自知之明，1980年8月，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表示：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但邓小平可能自己也没想到，由他一手推动的改革开放，在1980年之后的30年间，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不但超出了中国人的预期，也挑战了世界的想象力。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得不到温饱的社会，迅速成为了一个衣食无忧的国家。经济总量30年上升90倍，跻身世界第二，这种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在41年前，新中国还徘徊在联合国大门之外，处在世界边缘，今天已成为世界的焦点。
仅此而言，邓小平的功过就不能是“对半开”了，而是一名“一流的设计师”。
傅高义及其著作的中文版翻译者冯克利，统统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称为“邓小平时代”。因为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直接影响也仍在继续。
但在批评者看来，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中国成就都归在邓小平的名下，他不是创造了改革，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今天的中国，由于他的不彻底改革、压制人权的后遗症日益显著，让整个中国社会的情绪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官僚系统膨胀、权贵资本狂舞、环境问题恶化、普遍性道德崩溃，在不断地吞噬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都与1989年的血腥镇压与随之而来的幻灭感直接相关。
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书生意气。谁都知道，1989年的事不仅是国内矛盾，更多的是国际大环境促成，整个社会主义在冷战中挫败。在没有成型的政治改革蓝图时贸然行动，中国未必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实际上，邓小平1980年就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但那时最紧迫的是发展经济。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政治改革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不得不说，1989年是中国的一个节点，但在“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就已经体现了他的过人胆略。
在邓小平的设计中，除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包括法制建设。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做的两件事：一是进行经济调整，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邓小平眼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1992年“南巡”中，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992年之后，邓小平基本完成了“设计师”的使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他的继任者接手去开发了。但是，在建设中国这一宏大建筑时，“经济、政治、法制、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五根柱子，只有经济一根矗立在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四个角是悬空的，好像有柱子，但弱不禁风。这就是批评者为什么能揪出那些问题的原因。
按照法国著名的大众心理分析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理论，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与理性或智慧无关，逻辑推理和复杂的论证几乎对他们不起作用。因此，在邓小平的设计蓝图中，大众记忆最深刻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让他们怦然心动，并为之幻想连篇，因为发财致富几乎是人最原始的本能之一。日本鬼子为什么能那么玩命地在中国连下城池，不就是前面“花姑娘的有”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开发商眼里变成了一切为其让路，达到了为之近乎狂热的地步，可以不要山、不要水、不要空气。但很显然，这是理解上的谬误，就好比我们十分重视培养孩子的智力开发，这压根就不表示我们只希望他们长脑袋，而不长胳膊腿，那不成了侏儒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身没错，无论是当今最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最封闭落后的朝鲜，经济都成了他们国内问题的掣肘。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其实，就开发商而言，他们本身是希望把中国建设漂亮的，谁不希望赚了钱还名留青史呢？更坏的情况就在于，开发商聘请了一支三流的施工队，而且又被他们层层转包，让那根看起来很结实的“经济”支柱隐患重重。所以，昨天有乌坎，今天有什邡，明天可能会有四面八方。
汶川大地震中，在什邡一片一片东倒西歪的房子和瓦砾中，矗立着五所不倒的希望小学，让汉龙集团一举成名。后来有考究表明，这并不是因为汉龙集团的老板多么富有道义，而是在学校建设中，有一位天天用铁锤敲打着水泥柱的监工，句艳东。
古斯塔夫•勒庞说，改变群体中一种偏执情绪的唯一办法，是用另一种偏执极端的感情来取代。也就是我们的制度中需要一个执着的“句艳东”。邓小平设计的五根支柱，其中两根就是“句艳东”----法制和政改，但都被抽离了。
奇怪的是，当今中国那些一味抱怨制度出了问题的人，他们并不是毫无影响力的人，有些就是制度制定的参与者、决策人，或者是“坏制度”的得益者。他们既没有邓小平的魄力，又没有邓小平错了即改的勇气。这其中的蹊跷十分明了：不过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而已。
如果把邓小平去世后的中国社会问题都归到邓小平身上，无异于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毛泽东一样，是不客观的。依我看，中国的问题就是一流的设计师、二流的开发商和三流的施工队的组合中没有监工的结果。邓小平是一流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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