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看上去更像溢美之词。是的，站在今日来看，邓小平及中共有不少指摘之出。然而，我们可以用现在标准去要求20多年前的邓小平吗？或许我们应当站在更公正的角度来看，在“记住邓小平”一节中，傅高义写道：“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
自1979年以来，中国进行了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的结果是中国的崛起，当然，还有一些不足。其中，邓小平的作用无疑是最关键的。邓小平的一生功业，与中国命运有关，更与中共的前途命运有关。尽管邓小平的传记已有多种版本，但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仍然引人关注。
傅高义或许是最适合写这本书的人，从2000年开始，退休后的傅高义就启动这个写作大工程。除了邓小平的纪录片和相关资料。他询访的重要人士，包括元首级的江泽民、卡特、李光耀、吴作栋、中曾根康弘、彭定康，还有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陈云和胡耀邦的子女；更多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弟、退休官员、中外和邓小平曾接触过的政治人物、学者等，人数之多，无人能出其右。
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后，傅高义没有按着一般的传记写作：这本书从邓小平出生的1904年写起，但叙述重点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小平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它是一部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既关注邓小平其人，又关注整个转型的中国。
傅高义说，之所以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这个时代，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改革设计者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战略思考，以及执行战略的坚定决心。书中涉及到中美建交、华国锋的历史评价、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傅高义提到，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现代中国的转型，而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
在这本书中，傅高义详细记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生活以及他坚定不移地让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努力。作为一个“中国通”，傅高义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有自己的独到阐释。比如他认为在中国推动改革，“缺少威信不能做，缺少背景不能做，缺少经验不能做，都合起来才能做这么大的”事情，邓小平兼具三者，所以才能推动这场改变了中国的改革。
傅高义对邓的理解也抓住了本质：“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这话是中国知识界共识，但以下这句话比较出彩：“中共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
不过，作为一本在中国境外出版的书籍，或者说，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傅高义不可能不评价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对西方读者有所交待。在这本书中，傅高义用“天安门悲剧”来描述当时的事件。他说：“六四”是一场悲剧，是“人道灾难”。
傅高义分析，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没有得到有识之士的客观建言，身为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须负起责任。例如，1988年大陆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大城市通膨率高30%，人民苦不堪言，中共政府却无法迅速处理问题，强硬推行“价格闯关”政策，致使民怨日深。
这是西方主流观念，令人惊讶的是，傅高义没有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在他看来，邓小平及中共高层的错误作为，确实为流血冲突埋下伏笔。但他更加强调的是，历史没有假如，谁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事，“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下的判断也许是对的。”傅高义甚至说，如果换位思考，着眼中国的统一与中共统治基础，当时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对于之后的事情，傅高义得出以下结论：“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种对邓小平的溢美之词与看似是为邓小平的辩解，激怒了曾参与六四事件的海外民主运动人士。作为邓小平的“政敌”，他们无法接受傅高义的观点。
被视为海外民运精神领袖的已故民运人士方励之指出，傅高义的观点显示他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就是杀人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另一民运人士王丹认为傅高义已偏离客观的立场，称傅高义“这个定论有悖于基本事实，是一厢情愿地为共产党着想的判断。”
邓小平并非完人，傅高义在最后一节中简单罗列出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有些评论指出，傅高义在这部分用力不足，对邓小平的批评不够。
是的，站在今日来看，邓小平及中共有不少指摘之出，“白猫黑猫论”这种唯经济论也有其局限性。然而，我们可以用现在标准去要求20多年前的邓小平吗？或许我们应当站在更公正的角度来看，在“记住邓小平”一节中，傅高义写道：“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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