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和西方热卖，其实如果有点历史积累，又会发现书中不少观点，都为其他著作谈过，而且更丰富和充实。就此而言，对于全球史的初学者和提高班一级的读者，这部书都是可有可无的鸡肋。这样一部书，能在美国和中国为人热捧，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全球史研究和普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在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中，恐怕没有什么问题比西方崛起的由来更让人怦然心动。但是，过去的历史学者大多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限制于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即使是马克斯·韦伯这样穷尽毕生之力，在中国、印度等文化比较研究上造诣精深的学术大师，似乎也并不认为非西方文化真正影响了西方的崛起。这种成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才开始有实质性的改变。
一些欧美历史学者意识到，所谓西方的崛起，不过是全球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和非西方种种因素引发的地方性事件之一。没有对非西方历史尊重和关注，没有摆脱传统的西方中心观，即使是西方历史本身的演变，也不会得到圆满的解释。他们开始反省传统框架，建立新的全球史和世界史框架。在新的体系中，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为中心的一元体系，而是包含中国、印度、非洲在内的多极世界。非西方历史不再是传统叙述中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和西方并驾齐驱，共同建构世界文明历史进程。在这方面的翘楚，有阿布·卢古德的《欧洲霸权出现前的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不过，要从传统深厚的西方中心观中走出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再缺乏沉毅坚实的研究，写出来的全球史就会成为看似宏大新颖，实则漏洞百出的夹生饭。最近的例证就是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
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重心是古代希腊罗马历史和考古学，有多种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就是通过对全球史的梳理，重新解释西方崛起的来龙去脉。莫里斯的写作时间恐怕不会晚于新旧世纪之交，正值西方中心论在欧美学界失去影响之时。著者很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不再使用西方历史重大事件，而是选用中国的王朝兴衰。传统世界史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作中古和上古历史的分水岭，莫里斯采用中国唐朝建立作为全球史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端。通常的著作把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类事件看作近代世界历史开端，本书则代之以清军入关。笔者读到有关章节，好像是在读中国历史。莫里斯大胆摆脱传统西方中心观的时间架构，寻求新的历史框架，其勇固然可嘉。但是，对于全球史来说，新的时间框架或许仅是一个新颖的货架，并不能保证架上货品的质量。
莫里斯认为西方崛起的诸多因素在一万年前已经有迹可循，仅从时下通行的中古以下的历史脉络中找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基于这种历史认识，他给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古及史前历史以更多的讨论。全书不过十二章。竟用了六章、两百余页的篇幅讨论史前、上古的全球历史。而一般全球史讨论的重点，也就是从十世纪到当代世界，只有四章、一百四十页的篇幅予以讨论。像莫里斯这样从两万年前讲起，厚古薄今的著作，可能唯此一家。
莫里斯似乎是要在过去两个世纪形成的理论之外，就研究西方崛起问题开出一条新路。在他看来，西方从十九世纪以来的马克思、韦伯到时下的贡德·弗兰克、彭慕兰、王国斌等人的各种理论可分为“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两种类型。
他们共同的缺憾是对人类历史形态的误解，因而无法解释为何“在过去的十五个千年中，有十四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发达地区”，也无法解释为何西方的发展“达到了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页XXX）。莫里斯认为，消除上述误解和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把问题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科学家的比较方法”三者结合起来（页XXIX）。
不过，莫里斯所倡导的“三结合”思路其实早已为他所批评的“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的诸多学者熟知和广泛使用。他主要的优势就是作为一位希腊罗马考古学家所拥有的专业眼光，和在担任斯坦福大学一系列行政职务期间获得诸多跨学科信息。毋庸置疑，这种优势固然给予他通过“三结合”的方式“深挖过去”的信心，让他不必顾虑因缺乏专业史学家拥有的知识积累所带来的肤浅，大胆地展示“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图景”（页XXX）。如上所述，莫著仅用五百页的篇幅就涵盖了人类一万五千年的历史。就这个架构看，莫里斯所展示的“宏大图景”确是多数专业史家望尘莫及的。但是，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于“史中求史识”。而史识的高下，不仅取决于题目和论述范围的广狭，更多是指历史学家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无系统、准确和富有创造性的分析。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更像一块注水肉，初看红润诱人，细细读下去，才发现发现不仅斤两不足，还有几分霉味。这在该书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著者就西方为何崛起问题上给出的答案上表露无遗。
莫里斯书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懒惰、贪婪创造了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页42），他说：“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这个准则……创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的社会发展高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页42）这也是他最核心的观点。不过，莫里斯想要技压群芳的理论利器，不过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斥为文化史入门者才有，应当为研究者抛得一干二净的谬见。韦伯写道：“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论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用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联版中译本，页3）
也许韦伯从新教伦理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框架已经老旧，不过，他对从贪欲解释西方崛起的批判依然雄辩无比。既然贪婪和懒惰是整个人类的本性，那么，他们为何只能推动西方脱颖而出，领袖群伦呢？莫里斯始终没有触及，更谈不上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全球史框架、对西方何以崛起所作的整个解释，就难免无根之谈的嫌疑。
莫里斯似乎感觉到欲望和贪婪的解释力仍然有限，因为西方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并非一直占据上风，至少在中古时代，在阿拉伯文明和唐宋中国文化的映衬下黯然失色。
西方文明的“欲望发动机”为何恰恰在此时熄火呢？非西方文化何以会崛起呢？莫里斯又从三个方面作了补充。其一是发展悖论，其二是后发优势，其三是地理因素（中译本页XXXII-XXXIII）不过，他或许没有想到，这种弥补制造了更多的理论窟窿。
先看“发展悖论”。此说看似莫测高深，其实不过是说人类的欲望有正面功用，也有负面影响。用莫里斯自己的话，就是“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不过，这种貌似深奥，实则空泛无物的新论，不仅没有把他从理论困境中拯救出来，反倒给自己挖了更多的陷阱。因为如果欲望的消极意义阻止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为何它阻止中古欧洲的同时，却带来东方的繁荣，为何它会在十三、十四世纪之后，再次带动西方的崛起，为何在此后的四五个世纪中，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没有扮演绊脚石的角色。评者这里并非否认欲望在人类历史上的负面影响，而仅是想指出，当莫里斯仅想通过小修小补就想挽救韦伯斥为文化史入门者所犯错误的欲望神话时，他把自己置于何等尴尬的学术困境之中。
再看莫氏为解释中古东方文明发展而引进的后发优势论。“后发优势”是由美国经济史学者亚历山大·格什克伦（Alexander Gerchenkro）首先提出的，格氏的理论是在研究欧洲后进工业国历史发展经验中形成的。他的理论，如“落后的有利性”、“落后的优势”等观点，无不细腻和精微，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工业化历史，就是对研究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重要的启示。莫里斯也把这个理论引进自己的论述，只是运用在三千年前的东西方历史分析中。他在引用的同时特意注明，本书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中译本页XXXVII）。在格氏的理论中，后发、赶超、落后等概念都有清楚明确的界定，又因为诠释对象的具体，实证材料的丰富，故能给出清楚富有说服力的解说。莫里斯把格氏理论运用的范围，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特定时间段的工业化扩展到万年之前到西元一千年的东西方文明的落后和赶超，认为从距今一万四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的一万三千年，是西方文明领先的时代。从公元前一千年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东方借助后发优势，后来居上，而西方则衰落了。他认为这是因为“之前被边缘化的的人赋予权力，这时社会发展甚至创造出新的核心地区”（页118）。且不说这样的扩展是否得当，他给出的西方领先、东方后来居上的证据是否得当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有何理由仅仅根据西方东方在某些技术发展的不同区别，就得出西方超胜、东方后进的结论？可惜书中没有任何地方论及。
更可笑的是，我们即使退一步，承认西方在中国西周之前的漫长时代已经较中国发达先进，要求著者提供那个发达西方和今天西方的主宰地位其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不是非分的要求，可惜翻遍全书，也找不到作者在什么地方满足读者这点起码的要求。如果著者连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他所运用的后发优势，除了说明他的解释空泛无当外，还有什么价值？走笔至此，笔者不禁为格氏感到庆幸。要不是莫里斯特别强调了他和格氏名同意异，大而无当的黑锅可能要由格氏来背了。
至于第三个命题，地理因素。著者一方面想和地理决定论拉开距离，但是，又舍不得地理因素的意义，于是有了这段模棱两可的论述：“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主宰地位的时候，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从来不是根深蒂固的。”（页XXXIV）这和作者想要保持距离的地理决定论，究竟有何区别呢？
不过，著者的问题不是有无地理决定论的嫌疑，而是连地理决定论者所具有的逻辑上自洽的水准都不具备。通观全书，莫里斯信誓旦旦地宣称，要从地理背景的角度，对西方主宰的形成，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他从一万多年前冰河时代的结束和全球气候的暖化来说明他所谓的西方主导地位出现。不过，他这里所说的西方指的是今天的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以及巴勒斯坦地区（详见页41地图），不是今天仍然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西欧和北美。这实际上是偷换概念。
当然，这种关系看上去不无道理，因为任何一本西方的历史教科书，都会从两河流域和今日的巴勒斯坦开始追溯西方文明的起源。但是，就笔者有限的阅读，好像时下已经甚少学者敢从这个“西方”领先来解释那个“西方”崛起的势所必然。而且，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论，认可前者对后者的发生有决定性影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受到前一个“西方”影响的不仅是西欧边缘的英国和大西洋彼岸的北美，还有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它们距前者更近，受到的影响更大，可是，为何不是里斯本、巴黎、马德里而是伦敦、曼彻斯特首先出现工业革命、科学革命这样导致西方主导当代世界的历史性转折呢？
更要命的是，莫里斯在该让地理决定论的利器发挥作用的地方，却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让自己的全球史愈煮愈生。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对十五、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中西海上力量消长所作的论述。众所周知，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以哥伦布美洲发现和达·伽马东航印度，揭开了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全新时代。历史学家也因此提出何以西方能、同时代的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不能的问题。莫里斯也在书中就这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大航海时代中国的落伍有三个原因，一是地理距离偏远，因而无法发现美洲，其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保守和封闭，其三是中国的统治集团缺乏对海洋的兴趣。结果，“中国越来越保守”，“东方人却没有多大的动力前往西方，他们依赖于别人主动走向他们”（页280、289）。
第一个观点首先就错得让人目瞪口呆。如果地理距离是大航海发现的主要因素，那么，距离印度远比中国遥远的葡萄牙人为何能首先发现经非洲好望角到东方的新航路呢？更有意思的是，莫里斯也承认，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意外收获。既然是意外收获，不正说明地理距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重要吗？至于后两个因素，不过西方时下已经不再流行的中国停滞论的翻版，毫无新鲜内容。
其实，只要莫里斯稍微在大航海历史上下点工夫，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地理因素的解释力量。首先，葡萄牙王室热衷于航海发现，大力投资新航路发现其实是地理条件所限造成的无奈之举。原因很简单，南大西洋极其恶劣的海洋条件使得发现从欧洲经非洲绕过好望角到东方的航线需要庞大的投入、长期的探索（赵案：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这些都远超出民间商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惟有王室和国家的干预才能完成。
相形之下，中国商人早在唐宋时代，就已出没于印度洋海域。到了元代，据当日到过印度及阿拉伯世界的航海人士汪大渊称，到这些地区如同到邻近州县一样方便。汪本人所言不无夸张，但至少道出一部分实相。至于中国商人之所以从印度洋消失，关键原因之一是他们从距中国更近更安全的东南亚，就能得到所需的香料。既然如此，他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呢？中国国家政权自然无需动员官方力量，发现什么新航路。这些与所谓“保守”、“文化”等莫里斯强调的历史因素毫无关系。
至于莫里斯用专节讨论所谓中国为何没有发现美洲的问题，本身就有漏洞。
如果说中国为何没有偶然发现新大陆，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如果说中国为何没有意识地组织力量发现新大陆，这又是用二十世纪人的理念，想象十五十六世纪人们的历史。因为在那个时代，不仅中国人没有发现新大陆的意识，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积极向海外扩张的国家，想要发现的也不是新大陆，而是到中国和印度的新航路。这才使得哥伦布到美洲会把当地居民误认为印度人，称之为印第安人。莫里斯也承认，美洲的发现是误打误撞的意外（页394）。既属意外，把它提升为何是欧洲而非中国发现美洲的普遍性问题，显然是有失妥当。
而且，与苦于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香料垄断而不得不寻觅新航路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相反，中国商人从家门口东南亚就能得到大量的香料。忽略这一点，要求他们应当发现美洲，否则就是停滞封闭，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历史观点。这种观点在莫氏想要挑战和超越的“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两种类型的学说中屡见不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后又不得不求助于这类观点来建构自己的全球史体系。
莫里斯在其书序言中自信地声言，他“自力更生，将众多领域中的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页XXIX）。大航海历史是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头等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中国的元明时代航海史，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是西方研究经常光顾的领域，有关英文论著不止一二。至于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早在1910年代，就被美国人柔克义译成英文。连如此唾手可得的材料，都会从科班出身的莫里斯眼皮底下溜走，他到底汇集了多少专家的发现实在让人生疑。如果莫氏少一点“自力更生”的自信，或许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
这本书最让笔者难以接受的是他在西方史上一些最基本问题上似是而非的说法。莫氏在全书的第一章就讨论了他所说的西方的范围。但是，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栽了个大跟头。其书的主旨是想要从全球史的梳理中重新解释西方霸权形成的来龙去脉，但他忽略了西方内部的复杂性。仅就其中的近代部分看，如果留意近代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诸国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起降兴衰，就不难发现，西、葡两国尽管在十五、十六世纪一度称雄世界，但他们的霸主地位转瞬即逝，他们在世界工业化和西方主导地位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后来的英国和美国。长久以来，一个经常在西方史学界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何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出现于西班牙，而是发生于英国？因此，在讨论西方主导格局形成的问题时，首先要澄清的就是哪个西方的问题。如果这指的是葡、西之类国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们并未建立起迄今为止仍主导世界的霸权体系。在这点上，莫里斯和马克斯·韦伯相比，真是不堪以道里计。韦伯的新教伦理，虽不免过于强调文化的因素，却外延清楚。更重要的是，韦伯注意到西方内部的复杂性，反复强调天主教和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不同作用。有了这些细致入微的辨析，无论如何不会轻易让你产生类似的误解。
和这种误解相关联的此书另一缺憾，就是著者完全忽略了英美，首先是英国的宪政体制对西方主导地位形成的关键作用。莫里斯在第九章、第十章论及“西方的时代”时涉猎很广，谈技术，谈科技，谈军事，就是不说明为何是英国而非西班牙、葡萄牙，在西方主导地位的形成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就是忘了谈政治和宪政体制。实际上，论军事、技术、经济实力，早年的西班牙、葡萄牙，后来的纳粹德国，不仅不比英美逊色，反而占据上风。但他们不仅没有长久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反而在凭借国家权力的动员，制造出暂时的花团锦簇之后，很快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笑柄，原因何在？
回答这个问题，无论如何绕不过西方内部政治体制的差异，特别是权力制衡机制的有无。纵观1500年以来的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打着各类替民做主替天行道的旗号，而行绝对专制没有制衡机制的独裁体制；一是因为对政府权力始终存有戒心，逐步通过宪政体制和不断扩大的民选范围的民主体制。前者可以以十五、十六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现代纳粹德国为例，后者最典型代表就是英国。前一类政治体制的国家固然可能得到暂时发展，最终都因为无法摆脱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诅咒而灰飞烟灭。后者虽然同样经历了千曲百折，但因为日趋成熟的制衡机制没有大起大落，最终成为推动西方主导现代世界的重要因素。因此，不谈宪政，不论制衡，而要研究西方主导地位的讨论，都不免隔靴搔痒之嫌。
转过头来，我们现在看看莫里斯对中国历史的论述。中译本出版者似乎很看好莫氏在这方面的价值，在扉页一口气列了十二个中国史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声称书中均给出“轰动世界”的答案。但是，只要看其具体论述，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莫氏徒有其表的赶时髦和书商出于推销目的而做的有名无实的广告而已。首先，这十二个问题大都集中于该书第七章到第十章区区一百四十页的篇幅中，而且，在这本来已经狭小的空间中，还要讨论同时代全球其他地区的重要事件。这样一来，莫氏对那十二个国人关注的问题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也就可想而知。
书中仅有一些只言片语的讨论，也不过是从其他著作中搬过来的。例如书中提到张居正和戚继光，完全来自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而且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要想探寻问题的究竟，还是读黄仁宇的原著更合适。著者虽然引用了不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美国汉学新成果，如高彦颐的《闺塾师》，但显然没有理解书中主旨。高着颇有新意地把帝制时代的儒家意识形态划分为三个层面：官方意识形态、实际生活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不同阶层所理解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引言中就做了要言不烦的解说。她指出三者有协调也有冲突，成为帝制后期社会文化发展内在因素。如果莫里斯真正注意到这一点，就不会轻率地重复明清文化停滞保守的旧论。莫氏虽把王国斌、彭慕兰、贡德·弗兰克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对话方，但对他们的具体研究并无真正的理解，因而未能纳入有关明清中国的论述，反而时常回到传统的停滞论旧框架中。
总体看来，莫里斯著作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全球史新著。著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想要凭借网络时代跨学科优势，就西方崛起建立新的诠释，给出的答案竟然是二十世纪初的为韦伯斥为文化史入门者所持的错误观点。要为西方崛起的探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却连何谓西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让人信服的答案；要涵盖从两万年前到本·拉登的整个人类史，但限于篇幅限制，加之对诸多新成果缺乏真正的理解，结果是事事都提到，事事又都一笔带过。
如果没有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背景知识，读此书有点像坐过山车，什么都看到，什么都没看清楚。如果有点历史积累，又会发现书中不少观点，都为其他著作谈过，而且更丰富和充实。就此而言，对于全球史的初学者和提高班一级的读者，这部书都是可有可无的鸡肋。这样一部书，能在美国和中国为人热捧，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全球史研究和普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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