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邓小平语录”受到一些非议。比如在《对邓小平一些言论的点评》一文中，中国网民徐政龙对“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过河”论等邓小平八条言论提出批评。徐政龙认为，由于邓小平言论的思想体系不完整，站在一党立场上，含义不清晰，常常被人误解或曲解，导致理论和思想混乱。一些人大肆宣扬“邓小平语录”，并当成新的“两个凡是”。滥用“邓小平语录”治国，会导致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对此，中国网民宝剑则撰文《对小平同志若干观点的评析》逐条提出反驳。宝剑认为，邓小平理论（语录）是他在特定情况下提出的种种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由于民族性落后观念文化的氛围或环境条件的局限，才具备在整体上的某种片面性问题。
我原想以自己那篇《论文评价的四条基本标准》为纲来剖析作者这篇《对邓小平一些言论的点评》（附后）涉及的小平同志观点的，那样就有了规范的理论基础和判断的周延性。但是，考虑到政治的敏感性，应该还是不要这么做了。于是，仍然跟随本文作者的列项来进行逐一的分析。邓小平确实算不上理论家，因为大凡理论家就总是有着等身的著作巨制的。但是，不是所有有价值的思想观点都是理论家所提出来的，也不是英明杰出的政治人物都是兼有理论家的禀赋的。进一步归纳，所谓邓小平理论正好是中国这样一位相对杰出的政治家在特定情况下提出的种种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然而，由于民族性落后观念文化的氛围或者环境条件的局限，邓小平理论才因此具备了整体上的某种片面性问题。
1、关于“白猫黑猫论”。白猫黑猫论的实质是以能力为择才的准则。这在文革初甫结束，万马齐喑，经济建设局面亟待打开的时候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作者将这个提法的问题归咎为“太随意”，并且将其与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的随意性相提并论，认为都是错误的片面的。这个结论并不很让人认同。一是没有肯定此论的在当时的巨大意义。二是指其片面性也是以当时情况来说的，未必那时就有那样完整完美的思考和可以求全责备的干部的。猫论的片面性应该还是从发展的全局的观点去看才存在的。这与邓小平自己所生存的民族性思维的片面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作者对这样的片面性似乎并没有什么真确的揭示描述（事实上作者自己后来的文字观点里也沁透了这种民族性的片面性）。
2、关于“不要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至今都是我们思想理论界纠缠不清的问题。邓小平说先不要在这方面争论不休，而是做了干了再说的思想应该是很有发展意义的观点。另外，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于1992年南巡讲话中更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创新说法。这就不是作者在这段文字里仅仅将“所有制”列为本质规定的狭隘僵化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了（邓的观点已超越了公有、计划等狭隘的经济范畴）。恰好是邓小平逝世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文章观点还是停留在我们是社会主义，人家（美国等）是资本主义的盲目自大的境界。所以更由此感觉到邓小平观点的可贵。如果要讲邓小平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不足的话。主要还是没有系统阐述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问题，为迄今仍然毫无意义的争论（包括他自己也前后矛盾）留下了后患。
3、关于“摸石头过河论”。
赞成作者第一段的评论。确实，随着改革时间推移到30多年以后的今天，愈加觉得邓小平说法的局限性，正是属于“对改革的前途缺乏远见，心中无数，步骤、目标不明确”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既定的民族性落后思维思想基础上，似乎是有其必然性存在的。邓作为总设计师当然担负着主要的责任。但与其将怨气发泄在一个人身上，不如从更积极主动的态度上去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的主流的思想缺陷以补其短才好。这种民族性的缺陷到处都有。其本质无疑还是理性理论发育不够罢了。比如作者第二段话语里透漏的照搬照抄思想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片面性。什么“放着桥不走”，作者的所谓桥无非就是人家发达国家的民主方式，但拿来中国就运行得好吗？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创新的系统理论和实现方式的。
4、关于“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证明改革开放失败”。这句话肯定是有道理的。作者争论的地方似乎是在中国当前究竟有没有两极分化，自己也并不明白拿什么作两极分化的判断标准。我不明确作者为什么没有提及基尼系数这个简便易行国际通行的判断概念。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只要保持在0.3以下就没有两极分化。超过0.4就可以视为已经存在两极分化情况。超过0.5则是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我国早几年就已经超过0.5，显然两极分化是严重的。美国的基尼系数则长期维持在0.3左右，表明他们并不存在突出的两极分化问题。造成我国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民主政治改革的停滞不前，权力没有科学制约。国家管理职能的实现肯定不是公平高效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则是传统主流的等级意识和世俗观念文化的作用。这当然表明了30多年只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的缺陷与失败呀。
5、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可能是知识分子中间诟病最大的观点。我个人却认为，这个观点既有十分重要的正确性内核，又存在着非常荒谬的语词概念的外在形式。从正确性方面看，即是讲我国确实尚属于一个思想观念十分落后的大国，如果急于实行西方发达国家那种高度发育的民主政治自由化的东西，国家极有可能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甚至停滞倒退的境地的。这里的“四项基本原则”实质就是应该坚持一党制的政治大局稳定。这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还是讲的那种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竞争等高级形式的民主政治了。从哲学的整体性来观察，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恰好是一种政治家睿智的体现。但从思想性的深度与系统性来看，却反映了邓小平在对待姓社姓资问题上的矛盾性思考。当然，用词的不规范不准确不系统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民族性的深层弱点。它的本质还是指向了中华文明的短腿所在了。
6.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类的“韬光养晦”策略。“韬光养晦”策略表面上是讲在我们的力量尚处薄弱的时候，不要强出头去与人家争夺利益。这个思想的本质还是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三国演义式的争权夺利境界，其总的思路还是讲究的人与人、国与国的对立或者敌对关系，没有上升到现代性的双赢共赢的观念文化境界。这极有可能是中国一直徘徊在现代化潮流之外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症结。实质上反映了一种世俗功利类型的观念文化与崇高信仰类型观念文化的差距和矛盾。在这样的观念文化熏陶下面，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处处树敌，过去是讲华夷之分，今天则说社资优劣，殊不知，我们这种顽固不化自高自大的睥睨眼光反而却招来了人家视你为异类！
南海东海领域争执为什么美国不支持中国，甚至还要帮助对方，按照我们习惯的世俗功利思想眼光满以为只是担心中国与美国争霸，其实更根本的还是精神信仰的追求不同问题。假设如果我们有了灵同现代性的高尚信仰，我们还需要刻意搞什么韬光养晦么。当然这样看重高尚信仰，并不是否定目前阶段具体处理这种历史遗留的领域争执问题中必须的策略权术了。
7.关于“一国两制论”。一国两制作为权宜之策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既然反对搞什幺姓社姓资，既然承认民主法治等现代化政治的普世性，为什么又还要讲什么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当然，我们也不是要走什么资本主义的道路。未必人家发达国家就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呀。按照邓小平创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恰好人家才更像社会主义社会呢。还是要从哲学的整体视角上来看大陆港台的问题。实质上大家都是主要被中华世俗文化熏陶的地方和人群，虽然与世界各个民族相比还有一些发展的优势方面，但在现代化的总体上看都需要面临着怎么更好地转向高尚信仰观念文化的问题。就政治方面来看，台湾和香港的民主政治走在了大陆的前面，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切都那么好了，大陆也不是不可以迎头赶上的。当大陆的民主政治创新发展出现了实质性的进步以后，一国两制论就可休矣已。
8.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这个思想其实还是上面第二点“不要争论”的延续，要害还是讲要集中精力搞建设抓发展，不要停留在争论不清的诸如什幺姓社姓资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个思想当然忽视了思想观念精神信仰乃至民主法治等非经济非建设非GDP发展的问题。这是一种明显的片面性。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对此在后来也是有所反思的，曾经讲到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问题。然而，更需要指出的是，每每强调两手都要硬的时候，邓小平向往的用词却又回到了所谓社会主义这样姓社姓资的思维窠臼，说明几十年愚昧落后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他的影响是何等的深着。另外邓小平虽然是以求实著称，但似乎在中国传统的崇圣性思维影响下，仍然跳不出书本教条的约束。比如90年代广东自行搞的市级党政合一实验，虽然取得很好效果，但反映到他那里后，便以一句“还是要搞党政分开”而扼杀了这个首创。唉，都是民族性落后思想惹的祸了。
仅从经济层面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片面性。而仅从所有制一隅理解市场经济就不光是片面性，更是错谬性的问题了。从经济层面讲市场经济，往往是经济学的专业性需要，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非经济的更重要的方面。这在那些拥有一定精神信仰和契约法治传统的国家倒还过得去，但用于我们这样既无精神信仰，又无法治传统的落后大国，则常常带来短浅成灾的决策----这早已被改革30多年的历程所证明。从所有制一隅讲市场经济，我们思想上的始作俑者应该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酿成普遍性认识误区的则是我们民族性不尚从实际出发思考的秉性----大家在一以贯之的崇圣性思维指使之下，便以讹传讹不假思索地将它视为了不变的确定真理。其实，只要你稍稍直面各国实际，所有制的问题根本不是决定先进与否的所在。比如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就在二战后，为了适应国家调控经济的需要，而进行了大面积的经济公有化国有化过程，并且以此取得成效。60年代以后，因发现过多的国有化带来了更多惰性，随即于70年代以后又推开了经济私有化过程。应该可以预料，一个国家国有私有是可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特别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状态进行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附：徐政龙：对邓小平一些言论的点评
由于邓小平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许多言论被当做国家的大政方针来对待，并作为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也被当作两个新“凡是”对待。
在许多企业里、开发区里和商业中心，有邓小平语录的标语。在许多城市的广场、中心、交通路口，有邓小平语录的巨幅电子屏幕和人像。其实，邓小平不是理论家，许多言论仅仅是口头上随便说说而已，只是其观点具有实用主义价值。现举例说明。
1.“白猫黑猫”论
原话大致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来自老百姓的俗话，其实用主义意义很明显。但如果加以推敲，完全可以把他当作谎话。1976年，由四人帮推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句话被当做邓小平“反动谬论”的典型之一加以批判。从真实的猫来分析，衡量一只猫是好猫的标准显然不仅要看它是否会抓老鼠，还要看它其它各个方面、各种表现。抓老鼠仅仅是反映猫的食欲和捕食能力，可以把它当作好猫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把它比作人，那么，工作能力强的人，不一定是好官。改革开放后，正统渠道的提拔官员主要是看能力而忽略了品德素质，从而使大量腐败官员进入官员队伍，边腐败边提升。所以，猫论的应用是有条件的，不能随便生搬硬套。虽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运动的一个波浪，但邓小平言论的过分随便也是招致被批判的原因之一。之前，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也是刘少奇说话过于随便的表现。既然承认有“剥削”，就不能再承认“有功”，为何不说“这不是剥削”呢？
2.“什么是社会主义请不要争论”
原话大致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搞不清楚，请大家不要太多的争论，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一句口头语，多种场合说法略有不同。意思是在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上空发议论，无非是浪费时间，不如做一些实际工作。也等同于“少谈些主义，多干点实事”。然而，理论研究本身是一种探索，不是浪费时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去建设社会主义，一旦搞错了，就得返工，那浪费才更大。到目前为止，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少有点眉目，但确实搞不清楚，社会主义仅仅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一套经济制度。改革开放30年，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不知中国大陆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因此，不如说，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就行。
另外，还有“不要对姓资姓社作太多的争论”的一些口头言论，意思差不多。事实上，边理论争论，边干实事也行。让理论家争论理论，让实干家干实事，不是更好吗？干实事固然重要，理论争论也很有必要。可是，搞不清楚的事还是不能干。
3.“摸石头过河”论
这句话的意义是：改革是一种尝试，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模仿，只能靠自己探索，需要开放的思想，需要一种科学精神。但是，用山里人过河的俗语表达，变得俗气不堪，只能表达邓小平对改革的前途缺乏远见，心中无数，步骤、目标不明确。
改革开放30年后，人们讽刺这句话：河上有桥为何不走，还要摸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就是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引进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该照搬照抄的就照搬照抄，该模仿的就模仿，为何非要化代价自己去摸索不可？一般而言，人类的文明是相通的，外国行得通的优良制度，中国也行得通。
例如，市场经济、民主人权等等，都是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就，具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照搬照抄。当然，运用者也需要自己的智慧，根据本国实际制定可行性法则。我们常听说，“我们用了七八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云云，用于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显然是张冠李戴。其实，这句话证明了人类文明成果是可以照搬照抄或模仿的，借用别人的文明成果可以节省成本和代价，避免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别人得到了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拿来运用。摸石头过河是浪费时间，跟空发议论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样，很不值得。当然，如果中国要走在别国之前当先锋，就需要自己探索。
4.“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证明改革开放失败”
原话有多种版本，不同场合说法稍不相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同时，邓小平又极力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究竟该怎么处理，邓小平也没有多大把握。
而今，中国人确实富裕起来，但富裕程度不一样。一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少数人掌握了极大部分社会财富，所以，改革已经失败。在一这人群里，掀起了反对改革开放的浪潮，要求杀富济贫均贫富，极力主张返回毛泽东时代的“共同富裕”。显然，问题在于，一部分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后富裕起来，还有极少数人尚未富裕起来，这是不是“两极分化”？如果做一个统计并画成图形，发现人均收入分布是橄榄型，即正态分布，大多数人是中等富裕，这是“两极分化”吗？两极分化的图形应该是一个哑铃型。
而且这种“两极分化”真是罪大恶极吗？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标准。同样，邓小平随便说说的目的是为了尽早实行改革开放，解放人们的思想，打破毛左思想的束缚。而今，邓小平的说法，成了继续改革开放的障碍。
什么是“两极分化”？怎样实现“共同富裕”？怎样处理“贫富差距”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恐怕是邓小平过于简单化，邓小平自身思想受到局限，不懂得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5.“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80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继文化大革命后的又一场左倾运动，主要发动者包括胡乔木、邓力群等，在这场运动中，巴金等大批文学家、思想家人受到公开批判，一些党内民主法治意识的科技文化精英被开除出党。当时资历较浅但作品前卫的剧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高行健被迫移居法国，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次运动后来因为胡耀邦等人的反对而告一段落。但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向邓小平提出辞职书辞职，就因被人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针对“自由化”，邓小平说：“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邓小平还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力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
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1989年的政治风波被武力平息后，邓小平又说：“一些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
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认为：自由化的实质是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要求绝对自由。事实上绝对自由是没有的。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受约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只有当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时候，才有自由可言。在政治上人们的自由，一定要受法律、纪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否则，就会妨碍和侵犯别人的自由，一旦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那就把自己完全置于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了。
邓小平的见识十分有限，对自由化的理解就是文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邓小平十分憎恨文革，竟把自由化看成是文革。把美国的民主自由当成是文革中被中国人批判过的那一套。对民主倡导者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斗士”，戴帽子，打棍子。用文革思维反文革，始终跳不出文革的圈子。理论批判也继承了批判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吻，诸如“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闹动乱，走回头路，吃二遍苦，我们坚决不答应”之类的语句。而且，自由化倡导者的言论自由权被剥夺，容不得对方的辩驳，自由化的原意得不到伸张就遭到狂轰滥炸。
显然，对“自由化”的理解，反对者们故意严重曲解，误导人民，引起对立冲突，造成动乱，然后把动乱归因于自由化的倡导者。反对者认为，自由化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无产阶级不能自由化。一旦自由化，全国就变得无法无天，政局动荡，四分五裂，内战不断，血流成河，国家灭亡，人民遭殃，真是危言耸听，凡是能够罗列的罪名全扣在自由化头上。
其实，自由化、民主化的本意是在宪政法治的前提下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市场自由”等等，所以被曲解的“自由化”的含义离题万里。长期以来，由于军队国家化，平等自由，民众的不满情绪随时得到释放，没有内战，西方自由化、民主化国家的社会恰恰是稳定、和谐，繁荣昌盛，生活幸福。台湾民主化后，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可见，邓小平说话也常常带有情绪化、感情色彩，把自己的好恶、偏见当作批评的武器，既没有理论根据，又没有事实依据，更不会逻辑推理。
在邓小平的力主下，把“四个坚持”作为“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宪法中写到的“四个坚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然而，理论争论的结局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结论的正确性是可以怀疑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大家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充其量是一种学说和学派，尤其是“列宁主义”被苏联的实践所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只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跟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关系不大，否则，怎能理解毛泽东的错误和文革罪行？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认为是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的继续和翻版，是专制性质的内容，与当今世界共同倡导的民主法治背道而驰，是导致文革罪孽的理论根据。
同样“社会主义”是什么，连邓小平自己都认为是暂时搞不清楚而不要争论的内容，怎能强制人们坚持？最后只剩下“共产党领导”可以强迫人们坚持一下，但又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党专制，是腐败的根源，究竟怎样坚持？所以，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究竟是捍卫人权还是亵渎宪法尊严？
现代民主意识并不是取消共产党领导，而是实行宪政法治，共产党执政应该由全体公民选举授权。事实证明，自由是全人类的一项基本人权，谁反对自由化谁就是侵犯人权。谁放弃自由化，谁的人权就被侵犯。
100多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对“自由化”都有深刻的理解，在学术领域里极力倡导自由化、民主化，而邓小平是仅仅依仗权势强行推行经济改革的改革家，对“自由化”的认识很肤浅，提不出任何先进的理论，仅凭着其对“自由化”、“民主化”的一知半解，就利用特权理论打压人权理论。
6.“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韬光养晦”策略
韬光养晦，是汉语的一个成语，主要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的意思。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个成语被邓小平拿来，阐述中国在当时情况下的外交战略方针。
在针对钓鱼岛、南海诸岛主权争议时，邓小平也提倡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韬光养晦策略。认为，今天我们不够强大，待我们的子孙强大了，这些岛屿的主权自然属于中国了。然而，在国际上，领土、领海的主权归属是按当时实际的控制权而不是历史上的归属和版图。
另一方面，中国无法隐藏才能。在GDP刚超过日本时，就大肆宣扬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崛起，很快会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事实上，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位于世界100多位，综合国力不到日本的1/3，军事实力尤其是空军和海军，不到美国的1/10。由于一党制的一贯做法是歌功颂德，因而夸大成就，暴露力量，结果尚未强大，就遭到西方和周边国家的重重包围和联合制约。
长期以来中国对钓鱼岛、南海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维护主权，认为多国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邻国踊跃占领和开发，中国却袖手旁观，不去开发，结果招来群鼠咬大象的局面。而今，领海主权被邻国先下手为强而夺走。在越南、菲律宾的步步进逼下，小霸得寸进尺，中国军民步步退缩，几乎整个南海丧失殆尽。据最近的一次调查，仅南海就出现了多达1000口外国油井，44个外国钻进平台，已经被越南开采的石油天然气达250亿美元，而中国依然处于韬光养晦的幻想和“土地换和平”的美梦中，连一滴石油都捞不到，而95%以上的中国南海渔民停止捕捞，从“一桶水半桶鱼”之称的南海撤走，生怕被外国军队逮捕、撞船而葬身大海。
拥有这么巨大的海洋，南海渔民们的生计却成了问题。
自从1999年起，台湾的中国军队撤走驻扎在南海诸岛的海军陆战队，军舰停止或减少了南海的巡逻，过去建筑好的军事设施几乎全部放弃，台湾军事力量的防御重点被转移来针对大陆的进攻。放弃了对这些“芝麻”的保卫，转而对台湾这个“西瓜” 的保卫。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韬光养晦策略被认为是一个丧权辱国的策略，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土地换和平，等于卖国！
显然韬光养晦策略是邓小平理论的又一个重大失策。
中国应该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寸土不让、寸土必守、寸土必争。中国应该联合美国，两岸一致，共同对付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的侵犯。
7.“一国两制”论
原话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和台湾问题。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时，似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为香港、澳门是主权回归，只要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就满足港澳同胞的愿望。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一国两制”论完全失灵。邓小平的两种制度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和台湾的“资本主义”，而事实上，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理论为依据的。台湾方面认为，台湾是三民主义或自由地区，没有“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对于台湾，提不出自治的理论来。因为台湾一向自称“中华民国”跟大陆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台湾并不需要自治，而要重返大陆治理大陆，跟共产党一起轮流执政。
显然，台湾问题不是主权问题，不是经济制度问题，而是执政权力的问题。
如果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把一切执政权力交给共产党，共产党接受，而台湾各党就拒绝；如果把一切执政权交给台湾各党，台湾接受而大陆共产党不接受。
“一国两制”论在台湾问题上之所以失灵，因为，台湾和大陆的政治制度只能是一个，就是“共和制”，而“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对于台湾，即使大陆人都完全无所谓。在共和制的条件下，只能实行“宪政法治、多党竞选、三权制衡、平等自由、公民社会”的民主制度，没有别的出路。要求台湾如港澳一样实行自治是不切实际的。在大陆的政治制度尚未设计完善的情况下，谈两岸统一，必然要碰壁。
台湾在国民党的改革下，已经实现了民主，真正走向共和，而大陆要坚持共产党领导。执政制度的对立才是两岸不能统一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台湾问题上，不是提“一国两制”，而是“政府组建”问题，关键是中央政府怎样建立或怎样选举产生；其次是军队国家化等问题。
8.“发展才是硬道理”
很难考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的出处，可能是邓小平在许多场合讲过此话并有题词。人们很难把握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大致理解起来，“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该是全面发展。但从语录出现的场合大多在企业里或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平又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概“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
至于“才是”一词，有排除性，其它的就“不是”了。“硬道理”对应于“软道理”和“无道理”了。除了“发展经济”，其它的道理都是软道理或者都不是道理。
综合起来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说发展经济是唯一正确的道理，其它的都不重要，一切要让位于经济发展。
那么，民主人权等等怎样保证？这些都不是硬道理。于是，高压维稳出现了，强制拆迁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了，民主法治忘记了，三权制衡不要了，提升官员不讲官德，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可见，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工作在题词的时候当然没有错，但说它“才是硬道理”就显得毫无道理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民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人民从满足活命的需要，提高到满足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再提高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今的人民出现了当家作主的需要。因此，改善人权、实行民主逐渐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中心任务。
结论
邓小平言论到处出现，尤其在官员的发言稿里。不论是口语还是标语，都当作真理，有时甚至高于法律。这跟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相类似。邓小平言论大多是出于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于从文革的思想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具有指导性和开创性意义，因此，时代色彩很强。但是，由于邓小平言论的思想体系不完整，常常是信口开河，片言只语，通常是会议的即兴讲话的记录，支离破碎。又由于站在一党立场上，个人好恶感强，证据不充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漏洞百出，含义不清晰，常常被人误解或曲解，导致一系列的理论和思想混乱。一些人大肆宣扬“邓小平语录”，并当成新的“两个凡是”。这充分证明了这些人的思想尚未解放，强人政治意识根深蒂固，民主法治意识没有树立起来。滥用“邓小平语录”治国，有时导致丧权辱国，祸国殃民。
中国还是应该走民主法治道路，应该把精英和大众的理性思维集合起来，应用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治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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