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这次规模浩大的反日游行示威，除了声势浩大之外还有两大看点：一是部分城市在游行过程中，出现了打砸抢现象和抵制日货行动；二是很多城市的游行队伍中，毛泽东头像或标语成为最抢眼的口号和旗帜。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必须看到爱国精神是这次游行示威的主流，打砸抢和抵制日货现象只是日本“购岛”闹剧带来的衍生品，要看到国内至少有180个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而发生打砸抢等街头暴力行为的只是极少数，不能因为少数打砸抢现象和尚需探讨的抵制日货行动就急于否定这场爱国运动。
必须认识到，挑起这场事端的根源在于日本。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尤其在社会管控刚刚放松的特定阶段，在游行示威中发生街头暴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在历史上的日本也经常发生，不足为奇。对这种街头暴力行为，我们旗帜鲜明的支持通过司法方式予以惩处，当局也应该以此作为一个对国民进行法治教育的契机，但不能因为一点点街头暴力就缩回到原来僵化保守的套子里去。
对抵制日货进行无底线的口诛笔伐也极不合适。在全球化背景和中国经济势力已经超越日本、“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抵制日货及抵制日货的具体效果的确值得探讨。但论者也必须认识到，抵制日货在历史上一直是遭受日本欺凌的中国人民表达民族情感的方式，而且发起并参加抵制日货的绝大部分又都是草根阶层，他们还感受不到中日之间已经发生了历史逆转，还认识不到抵制日货的方式已经过时，思维的历史惯性和这个阶层所拥有的资源，也决定了抵制日货必然成为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
遗憾的是很多具有“道德洁癖”的所谓公众人物和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对普通民众提出超越历史阶段和群体特性的过高要求，对上述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人群的的过激行为表现出了极为鄙视的态度。有些所谓意见领袖由此开始否定这场游行示威，更有甚者甚至将这部分过激群众称为“暴徒”和“蠢货”。殊不知，和这些有胆略走上街头表达民族情感的过激群众相比，这些自视清高、极度矫情、患有道德洁癖的所谓意见领袖和极少数知识分子可能连“暴徒”和“蠢货”都不如！
对上述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提醒中共当局认真反思并保持高度警惕。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作为共产党中国的创始人和一个具有多年对日斗争合作色彩的政治符号，被抗着上街游行示威在情理之中。但在当前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更为特殊的国内政治舆论环境下，毛泽东此次“走”向街头，却应该给当局以更多反思。
首先，要反思多年以来的对日外交政策。必须认识到，对长期受党史教育的大陆民众来说，毛泽东是抗战期间领导中国抗日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个精神上的符号和象征。但另一方面，由于冷战时期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也正是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中日才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并在此后保持了二十年左右的“政治蜜月”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因经济停滞，在失去自信后其国内右翼势力崛起才打破蜜月情谊。
那么，这次游行民众举起毛泽东旗帜，到底是希望当局能重拾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所表现的决绝态度，还是希望当局能回到毛泽东所创建的中日“政治蜜月”中去？
目前的氛围下，后者的可能微乎其微。对当局来说，要尽量避免中日关系长期陷入僵局，避免两国的全面对抗乃至军事对垒，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绝对不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但也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崛起正在、并已经改变了东亚的战略平衡，东亚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在进行战略“再平衡”，中国也必须要因应新形势下各方力量变化，全面审视并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日本是最为对象的因素之一。有必要认识到，即便在历史上的“政治蜜月”期，毛泽东等人对日本右翼势力复辟和历史上日本一贯善于在大国间进行摇摆投机的做法也保持了高度警惕，历史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
其次，要区别对待普通民众对毛的尊重及狂热“毛左”分子违背历史潮流的复辟行为。游行群众对毛泽东给予尊重无可厚非，但当局必须认识到，毛泽东在他的后半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搞的“反右”、“大跃进”、“文革大革命”等给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他在这次游行中“走”上街头需要引起党内高层高度警惕。
中共在邓小平走上领导岗位后，没有完全否定毛的成绩，将毛泽东的画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这既是从政治大局和普通百姓的心理感受出发做出的重要决定，也体现了邓小平等人实事求是的政治态度。与此同时，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也推动中共中央就“反右”、“大跃进”、“文革”及毛泽东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等做出过两个重要决议，并提出了中国“放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战略指示。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气场太过强大，三十多年来中共对自身在“反右”、“大跃进”、“文革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检讨并不深入，对毛泽东在此期间犯错误的性质和这些严重错误所带来的损失也采取了一笔带过的态度，这就为“毛左”的复辟埋下了伏笔，成为“毛左”复辟的历史原因。
三十多年来，只要一有机会，或者改革开放遇到哪怕一丁点麻烦和阻力，“毛左”思维就像幽灵一样窜出，试图把中国拖回“极左”的泥潭中去。改革开放以来左左右右的历次斗争说明，毛左就像一滩总也清除不掉的烂泥，一有机会就回旗返鼓，在八九“六四”之后甚至差点毁掉了邓小平一手推动的改革开放大计。
赖邓公南巡，毛左被压制，但这一情况在近年开始有所改变，情势令人极为担忧！
从建党九十周年开始，胡锦涛就一直在强调路线问题，他甚至要拿出邓小平制订的“两大决议”来说服党内高层。
在不久前的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讲话上，胡锦涛又再此谈到路线问题，并强调了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风险和挑战。这些极具风险意识的讲话说明胡锦涛对“毛左”复辟保持了高度警惕，同时也说明党内左派势力抬头已经到了执政党高层必须要认真面对的地步。
而实质上，即便“毛左”分子自己也承认，他们所奉行的那一套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毛左”分子极度懒惰，他们总想用毛泽东那套历史证明已经破产的东西来医治新病，用“雌雄配对的蟋蟀来治疗癌症，而不是用一种探索精神、用一种创新性的思维、用一些更具现代执政意识的方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
“毛左”分子极度无知，他们认为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套就是社会主义，就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殊不知，薄熙来搞这些完全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若非如此，他在大连、辽宁、商务部为何就没有搞唱红打黑，而是被流放到重庆后才想起要玩这些东西？
退一步来说，即便薄熙来搞的这些动作是出于政治理念考虑，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作为一个政治家，薄熙来应该认识到毛泽东当年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按照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派，任何有理智的观察家都有理由相信，只要顺着他唱红打黑的运动式施政方向自由发展，任由这种势头在扩展并成为党内主流观点，在国民享受所谓革命般的短暂快感之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一定会再度重演！
薄熙来践踏法治精神的运动式执政模式给中国带来了意识形态混乱和价值观撕裂，为“毛左”复辟并重回中国政治舞台创造了契机，这是薄熙来必须要认真检讨反思的问题。
“毛左”分子也必须认识到，薄熙来封建帝王般的工作作风和他黑社会色彩浓厚的政治家庭已经让他的政治口号彻底破产，残酷的现实已经证明他在重庆的动作就是一场表演，历史也证明了他的那套动作并不可行。“毛左”分子应该有清醒面对现实的勇气，不应该到现在为止还陷在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中不能自拔，靠攻击别人活着继续麻醉自己苟活人世。
对共产党来说，除了要认识到“毛左”复辟的历史原因和薄熙来执政方式的潜在危害，更为重要的还要看到“毛左”复辟的现实基础。
我极为赞成著名中国政情研究专家牛泪的观点：在检讨“毛左”复辟的问题上，将板子完全打在薄熙来和无知“毛左”分子的屁股上并不公平，中共在这件事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认真总结反思。
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多年领导中国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是他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不是对国民的恩赐，更不能对冲这个政党在惩处官员贪腐、解决贫富差距、建立法治社会、建立现代民主、保障社会公平、放弃舆论钳制上给人们所带来的普遍的失望。共产党不能回避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而是要真正想办法如何重获人民信任，重拾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重新成为人民群众可以信赖的主心骨，因为恰恰这些问题才是“毛左”复辟、“文革”重演的现实基础。
综上而言，“毛左”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面对这段历史，有放开国民讨论反思的精神；“毛左”回潮有薄熙来刻意推动的因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深究薄熙来的政治错误，有在执政党内根除极左思维的魄力；“毛左”泛滥更有其现实原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承认不足，在惩处贪腐、解决贫富差距、建立法治社会、建立现代民主、保障社会公平、放弃舆论钳制、包括价值观重塑上展现出让国民信服的决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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