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消息令中国人振奋。但我的心里却冷不丁地冒出了“你幸福吗”这样的追问，也许是受了大陆央视国庆发问的蛊惑，也许是太激动于莫言获诺贝尔奖，以至于看到整篇幅洋溢着骄傲、自豪与激动赞誉莫言的文字，我才恍然醒悟，原来中国文学早已离开世界舞台很多年。
中国已故思想家王小波之妻李银河在莫言获奖后直言不讳地指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一点也不意外。”是的，莫言的笔下从不曾离开中国的土地与农民，那一个个从他小说中走出的中国农民，抑或是《透明的红萝卜》，抑或在六道轮回中吟唱《天堂蒜苔之歌》，更多的时候都难逃《生死疲劳》。
有人将莫言的获奖看作是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与承认；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为区区一个诺贝尔奖折腰……事实上，在伊朗决定因美国影片亵渎伊斯兰教先知而拒绝参选奥斯卡时，就已经说明艺术、文学从不曾因种族、信仰、肤色的交汇而相融，莫言获奖亦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最多，这是莫言小说里很沉痛的一个东西。在他的作品中，沉痛之外还包有一个大的反思----不仅仅是为农民的命运担当，而且是反省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关系。如果说，在如今的文坛还有谁能如此细致深刻、天马行空、尽情恣意地描写中国的土地与农民，为农民担当、为农民呐喊的或许也只剩下莫言。
今天，我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最高荣誉献给了莫言，并非刻意贬低以“寻根文学”著称的陕军骑兵，也并非有意忽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的现实意义，只是想诚恳的指出，这是今天的中国农民已经走过和正在经历的人生之路。
之所以谈农民，谈莫言口中、笔下、心里的农民，是因为这是个真正一直被忽视、被忽略、被歧视、被遗弃的群体，也恰恰正是这个群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整整60多年来，用辛酸、血泪和生命，成全着今天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也许，对于诺贝尔奖而言，它看重的正是莫言著作字里行间所渗透地对农民、对人性的同情、理解、感伤与讴歌。
格洛托夫斯基说：“我们为什么和艺术发生关系？是因为我们是要穿过我们的藩篱，逾越我们的限制，填补我们的空虚----彻底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不是一种条件，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逐渐变成了透明的东西。”
在这样的指引之下，我清楚地看见了莫言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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