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中国“再不搞政治运动了”（1978年12月）；
◆“二不”：“不争论”（1992年）；
◆“三不”：“不让步”（1989年）。
这三个“不字套”是邓小平在生前下的，在他死后的这十年中，它的确套住了中国民主、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因此，中国民主要发展，中国民主运动要兴起，热爱民主的人要解放，就必须解开或者斩断这“不套子”！
一、
1989年4～6月，中国“不搞政治运动”的“套子”，套住了伟大的“89”运动，使得运动在可能挣脱时，却没有挣脱之。它套住了我们年轻的大学生们，如果说大学生们在主观意识上认为中国发生于23年前的“66”运动（即文化大革命）伤了国家的元气的话，那么邓小平在挽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的这个“套子”时，大学生们是“拥护”的。许多人都记得，邓小平复出之后的第一个群众性的拥护邓的横幅标语──“小平您好！”是首都大学生们打出来的，而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口号也首先赢得了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们的热烈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于问题，可以说“89”学生运动是在“套子”中发端的。在当时大学生们的意识中，中国是不能继续搞政治运动，应该排除一切干扰发展经济，可是，当胡耀帮逝世这个突然的政治事件袭来时，他们就顾不得这一点，自己竟然搞了政治运动。
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有“套子”存在，就有可能发生“解套”行为。1989年4月15日这一天，北京和长沙部分大学生以集会的方式在事实上呼唤学生政治运动时，意想不到的是在很短时间内，这种呼唤竟然非常成功，大学生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出套”了。不到一个星期，许多省会城市都出现了上街游行、示威的大学生队伍。一时间，中国社会意识出现了非常的变化：“不再搞政治运动”的事情好象只是指工人、农民、市民这些人，学生们是例外的。换句话说，学生们搞政治运动是“应当的”，天经地义的。很快，学生运动发展势头之凶猛完全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到5月下旬，运动已经波及到中、小城市和县城，参加的不仅仅是中学生，许多省份的小学生也都打着“反对官倒！”、“要求民主！”“声援大哥哥、支持大姐姐”的小旗子走上了街头……，虽然此时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属于“非法行为”，可是呢？各地的警察非但没有依照法律取缔哪怕一个未经批准的学生游行、示威，相反，各地警察都保护了学生运动，并且努力维持学生运动的秩序。
如果你分析“89”运动，就会发现从4月15日学生运动正式兴起一直到6月4日，学生的政治组织“高自联”没有遭到取缔，其中的头头们没有一个被逮捕，也几乎很少有学生们的游行、示威被禁止，但是，各地出现的“工自联”组织，一成立就会立即被粗暴的“取缔”了，没有一个“工自联”组织的寿命能够超过一星期，组织的头头几乎全部地被逮捕或者被通缉，以“工自联”名义举行的游行、示威几乎没有一次不和警察冲突。这就是说，在上述时间中，学生运动在“解套”后，市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套却被勒得死死的，连一点点的松动都没有！
但是民主的问题在这里是一个整体，如果说第一个“不字套”只套工人、市民、农民，不套学生，那么，在而后的时间中，它就有两种结果：要么它套住一切人；要么它谁也套不住。事实上，“6．4”大开杀戒后，学生运动也被屠刀给禁止了，真实情况是，学生运动在“出套”不到二个月的时间中，又被牢牢地套住了。
其实，这第一个“不字套”不仅套住了学生们，也套住了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如果我们历史的、客观的看问题，就不难发现赵紫阳本人也参与了这“不字套”的设计，只是在1989年4月的学生运动兴起之后，他才感觉到应该为学生运动“解套”。事实上，他没有象邓小平那样把学生运动看成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同意和学生对话的行为已经向社会证明了他认为学生运动是“民主的”，显然这样的“新看法”如果再前进一步的话，就有可能走到解学生运动之套的地步，但是他绝对没有走到这一步，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的套子的绳头，他并没有去拉动过。事实是，赵紫阳到临死的时候，都没有说中国要“开放”政治运动！在赵紫阳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设计中，绝对没有中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走向民主的思路，因此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并且在被“同情的”学生运动中看见了中国政治改革需要人民的参与固然是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一微小的进步其所以在“6．4”之后的时间中产生了全世界都看得见的“升华”现象，原因是他在选择保住乌纱帽还是选择坚持真理的问题上，做出了具有道德意义的正确决定，因而，是“道德”的因素（而不是“政治”的因素）造成了他人格的“升华”。
上一个世纪90年代，“维权”运动的在中国普遍兴起表现了中国人要解政治上的“不字套”的创意，而官方也多多少少地表现出了“松套”的意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研究的新问题，如果说从事民主政治运动的人也需要不断的磨练和锻炼的话，那么“维权”运动就为它“热身”，但是这样的运动若是朝着“非政治化”的方向任意发展，而没做好随时向公民政治运动转化的准备，那么，我们把一种立马要做的、一刻也不应该缓的事情当成一个没有边际、没有时间概念的事情，就会造成民主的退步。民主退步是一种什么现象，所有善于观察问题的人都可以认识的。在民主的热火阶段，人甚至连生命都置之度外，也要民主，可是，在民主被“冷却”时期，人连民主的一句话，都懒得说啊。人就是这样，他在变化时，连上帝也摸不准他是什么样的！
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要解邓小平之套，一个最基本的意向应当是中国一定要搞政治运动，不但在未民主化的今天要搞，在民主化了的明天，也要搞，那时中国要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地要用法律的方式规定政治运动每四年或者五年来一次，谁都没有权力命令它停止！今天，我们需要树立起这样的一种“大民主”观念，民主才能够在我们中国实现；否则，试问：所有认为可以用避开公民政治运动的方式可以实现民主的人，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打破共产党统治中国“100年不变”的邓小平“设计”呢？
我这样一说，反对的人就会站出来批评说：“你这不是要搞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吗？又要害人啊？”其实，说这样话的人都是政治上幼稚者，他们在这样说话的时候，好象根本就没有看见过“89”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他们看了“89”运动，那么在那一场运动中，谁提出了要“打倒地、富、反、坏、右”这些不当权的人呢？谁不认为在中国“坏事”的根子不是共产党内的“官倒”，而是如邓拓那样的编辑、老舍那样的作家、尚小云、言慧珠那样的“伶人”呢？那时候，中国社会上也有着被严重歧视的人群依然存在，如“社会闲杂人员”、“无业者”、“劳改释放人员”和“流窜人员”，试回忆一下，在运动中谁想着要“横扫”这些人呢？“铁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我们民族已经大步地走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那一个迫害无辜人的阶段，我们普通人已经进入了会以自己的眼光观察政治事物的新阶段了。
二、
第二个“不字套”──“不争论”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说出来的，并且还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今天我们在邓小平死了十年后来分析这个所谓的“发明”，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很有必要。最近，在《中国经济网》上，我读了陈光教授的《李稻葵怀念“不争论”年代》一文，“不争论”不但被闹出了一个“年代”，并且还上升到“伟大思想”的高度，作者公然鼓吹“不争论的思想是伟大的。”作为研究问题的人，这“伟大”二字，我们暂且放到一边，先查一查它的历史为好。
依我之见，“不争论”的这一句话虽然是邓小平在1992年说的，但是“不争论”的“套子”却是在他1978年刚以复出时就开始挽的。因此，它的意义不是独立存在的。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死的时候，已经为邓小平下了个“走资派还在走”的套子，对于邓小平本人做了一个“机会主义本性难改”的“定论”，因此，邓小平复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解开”毛的“套子”，但是，我们要看到毛的“套子”是“精神”的，而不是“政治”的，与此相关的是只要共产党处于“精神”上升的时代，那么这个套子他是“解不开”的，可巧的是，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因毛的死亡而进入了“精神解体”的阶段，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把毛的“精神”性质的“遗产”用一个写着“错误”字样的包袱给包了起来，并且象“扔掉包袱”一样地给“扔掉”了，使共产党的统治停留在简单的政治层面上。于是，政治行为和政治统治就不再需要“精神的”、“文化的”脚注了，“统治政策”建立在赤裸裸的“黑猫白猫论”的基础之上。“猫论”中的“不分辨”“黑猫和白猫”实质上就是“不争论”。就此而言，我们的陈教授错了，他把“不争论”的字面的时间看成是它实际产生的时间，以至于说出了这样愚蠢的话：“邓小平死了十年，他的著名的‘不争论’的思想我们也说了十年”。
陈奎德先生是中国民主理论上的重量级人物，我在《博讯》网上读到他最近写作的《“不争论”寿终正寝》一文，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不象陈教授那样的观察问题，他发现邓小平的“不争论”不是“理论”，也不是“思想”，而是包含着独占“政治话语权”的祸心，他是对的。邓小平──这个被毛泽东生前批之为“不读书，不看报”的人是比不上毛的，他没有理论，也没有什么思想，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因此，他不可能在“思想”或“精神”上和毛泽东作对（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行为就无意于老鼠和猫作对），于是他索性就放弃了作对的念头，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灵机一动，抓住人民讨厌毛式斗争的机会，说他也讨厌政治上的争论。可见，“不争论”在这里的真实意义是邓针对毛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布阵”而挂出的“免战牌”：“不战”！“不战”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在战中，自己处于不利位置，所以“不战”；战不过，所以“不战”；不需要战，所以也“不战”。我看，这三点，邓小平兼而有之！
在这里，我们若是发现60年代中叶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挑起的“文化、精神”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给了邓小平这个因走错了“路线”而被摔到了一边，并且成为这一场战斗的旁观者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发现了在使毛成为英雄的战斗中，毛上升到了一个人能够上升的“最高峰”，以至于一个美国学者都说出了“60年代”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红旗插全世界的时代”的话（见佛雷德里克-詹姆逊《60年代》一书），可见，毛风光极了！但是望后一看，毛又风光了几时呢？他的“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久却受到了一伙初出茅庐的中学生们（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文化人，更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的挑战，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却也要学习毛泽东的榜样，想使自己的思想“独领人类思想”之“风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又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于是，中国思想斗争和思想战场上的“较量”产生了这样任何人也想象不到的结果，可能给了“旁观者”的邓小平一极大的刺激，谁也充当不了思想斗争中的“最高统帅”的事情被他看透了，所以，毛泽东死前在这个战场上的惨败，使邓小平再也不想着去做“文化或者精神”上的“统帅”了，他不要“思想”，也不要“精神”，象慈禧太后那样地用“家法”统治中国人就是他的“发明”。这样以来，当那些喝了毛泽东迷魂汤的人在质问他：“你这一套，到底是封建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他说什么来着呢：“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不争论”不仅仅是邓小平来对付“左毛派”的有效手段，而且它也变成了对付中国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的“薪传”，一代又一代给传下去了。在抓住了“保持”共产党政权“100年不变”这一基本点之后，邓小平也不和任何人争论。因此，在1989年“6．4”后，他并没有布置对方励之、严家祺、王丹、王军涛这些人“口诛笔伐”式的声讨，而是把这些人的名字在中国进行“消声”处理，于是，造成这些人在被批判中变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就自然消失了，这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如何认识中国的民主现状》中所说的“晾干法”。
朋友，“不争论”的这一招不光是要“晾干”海外的反对派，也要“晾干”国内的反对派。众所周知，焦国标是国内具有超常魄力的反对派人物，前几年他写作了《讨伐中宣部》的非常有气魄的文章，发出了和“66”运动几乎是一样的政治声音（“66”运动时叫“炮打中宣部”“火烧中宣部”），但是对于他，共产党并没有组织反击，中宣部也是不动声色，未做任何的“应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不争论”的邓小平“薪传”。做这样一个假设就会可以发现事物的另一面，如果中宣部“应战”了，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批判焦国标的运动，那么，这不就是等于共产党借着自己手里的媒介把焦国标造成为“民主英雄”的最好手段吗？在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幸运”的时代中，它再没有力量和能力把反对自己的人“搞臭”了，因此，它最明智的选择不是“争论”，而是“不争论”。你把唾沫唾在了我脸上，我一抹，甚至连抹也不抹──你能够怎样呢？因此，“不争论”这个东西，不是什么“英明的”，更不是什么“伟大的”，而是“明智的”。
当中国普通人认为改革可以增加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宁可“不争论”，但是“改革”的后果导致出越来越多的利益都被社会上一小撮权势派人物、既得利益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独吞时，“不争论”的话就没有人信了，就此，陈奎德先生对于“不争论”做的四个字──“寿终正寝”──的批评就非常准确！真理存在于辩论和争论之中──这个40年前中国普通人都已经懂了的真理，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弯路后，又一次地和中国人遇面了。邓小平的改革导致了《中国成为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150万家庭拥有70%财富》（见2006年10 月18日中国《搜狐》网文章）的后果，能够封住中国人的嘴，不叫他们争论吗？邓家出了四个副部长，容得谁争论？江家的公子、李家的小姐都变成了林彪副统帅所说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事情容得谁争论？面对这样的丑恶现象、不正义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呐喊的权利，都有鸣不平的理由。“惟愿公平如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古先知的伟大呼唤对任何一个败坏的时代都具有摧毁的力量。
历史地看，在中国人民处于政治上的消极时代中，人们认可了“不争论”，但是当一个政治上的积极时代将要来临时，“不争论”就“寿终正寝”了。有人解释：“不争论就是不打口水战”，乍一听，这话是不错的，可是，你只要进一步分析，它就站不住脚了，什么“不打口水战”，而民主──如果我们就它的某一方面下一个消极的定义的话，不就是公民之间在政治上的“口水战”吗？正因为民主可以这样定义，所以在“民主”的“战斗”中伤人的东西，也只能是“口水”，而不是邓小平下命令开进北京的坦克和军队。现在的问题是，专制分子不想打民主的“口水战”，这是事实，但是这个“战场”一旦由人民开辟的话，就由不得他们了，于是，“不争论”的“免战牌”就没有用了！
三、
邓小平的第三个“不字套”──“不让步”有三义：不给“左毛派”让步，不给民主自由人士让步，不给中国人民让步。在上面的研究中，我们把邓小平前两个“不字套”看成是他在“文化、精神”方面所做出的“让步”，也不失为一种价值的观点，因此，我们在分析这第三个“套子”的时候，却一定要理出邓的本意是政治上的“坚守”意思，也就说，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文化、精神”方面说出了“退足”、“退够”的话，却没有由此而准备在政治上给人民让那么一跬步，政治上跬步不让──就是三个“不字套”的系统构成。
现在我们中国就出现了相当多的一批糊涂人，他们以为邓小平在“文化、精神”上的让步也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所以，当政治上的让步没有等来时，他们就傻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法国荒诞剧作者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多戈》的剧中人了，等啊，等啊，“呵呵，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我们最后等来的是什么？……等自己变老的样子？”我以为，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理解中国的历史，根本就没有弄懂明朝的统治靠的是朱元璋立下的“家法”，而大清朝的统治同样是靠大清国的“家法”，因此，在这个“家法”的传统上，接上共产党的“家法”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就此而言，毛想用“革命的方式”而取代“封建主义的家法”是他不识时务的表现，因此向毛回归，大不了回归到40年前的传统中去，而邓小平的政策却是对近400多年以来的旧传统的回归。邓小平不当“国家主席”，不当“党的主席”，原因是有“老佛爷”的“后尘”可“步”，再前，还有魏忠贤、刘瑾的榜样可以效法，他们都是不在其位，而谋了其政的人，事实上他们掌握着皇上和皇上的权力，既省心，又不负责任，何乐而不为哩！
中国政治在被邓小平引导到“古老的历史”上去的那一刻，就容不得他让步了。在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法则起作用。1989年邓小平其所以不给学生让步，不给中国知识分子让步，不给北京市民让步，是有一个重要的但是到今天为止还不被我们许多人所认识的原因，那就是，如果让出了政治上的一步，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就会得寸进尺地要求第二步；让了第二步，就会有农民或军人站出来要求第三步……，于是传统的“家法”就不管用了，因此，这里的规则必须是：跬步不让！这样以来，如果人民感觉到太委屈的话，那么代表邓小平的人物们就说：“你们可以去发财……，谁拦你们的路呢？偏偏要搞政治！瞧，政治把你们搞得都没有饭吃了，还不感激我们，现在竟然吃了肉还要骂娘？”
这一下，我们该明白了吧，原来政治上的“不让步”这“第三套”和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那“第一套”是“连环套”，因此，勒紧了其中的“一套”，也就等于勒紧了其它的“套子”。问题是的“套子”又是在“顺应民情”的时间中“下”的，在“下套”的时候，他没有只来“硬”的，更多的是利用“软手腕”，抓住了当时民主的薄弱环节，针对人民对于民主缺乏独立的辨认的弱点，做了手脚，挽成了“套子”。就在他这样做时，许多人不认为他错误，相反，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本当如此。所以，“套子”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把人套住，甚至人被套住了，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目前大家都说毛泽东“愚民”，我承认这个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我必须强调毛泽东的“愚民” 是“逆”民意而动的，戗风行事，因此在“愚民”时，却给人民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并且认为人民群众对“走资派”享有 “造反”的权力。因此，这种特殊的“愚民政治”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被人民“超越”了，但是邓小平这种从明、清两朝取来的“愚民政治”在30多年的时间中还是非常有效地统治着我们，并且在30年时间中，我们当中的“佼佼者”谁又对之做出了一针见血式的批判呢？相反，中国社会上的许多名流人物却被“不争论” 的“套子”给套住脖子了，象无耻的小丑一样地认为“不被争论”的东西才是真理！
四、
笔者认为：已经具有近30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中国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身心还是停留在和毛泽东作战的时间里，因此，他们没有看到真正套住自己和套住我们中国人手脚的东西是“邓小平的套子”，而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他们在批毛方面是“英雄”，好象是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成果”，有轻车熟路的自我感觉，可是呢？他在“解”邓小平“套”的时候，又变成“狗熊”了。狗熊被人的套子套住了，它知道，还要挣脱，可惜的是我们的“英雄”们在被套住的时候，还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哩。
因此，我发现在今天，是中国普通人开始先要“解套”，或者要斩断套子的绳索，他们认为自己被套住了的事情是出于一种经济上对改革的直观，“油水都被别人捞去了”，“0.4%的家庭却占了70%的财富”（资料同上），这样以来，在过去的时代他们所说的“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既然一语成谶，他们能不骚动吗？正是这一种在民众中间酝酿着的骚动影响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开始由“不争论”到“争论”了。于是，一种解放的话语，一种解放的行为和一种争取政治解放的运动就在未来的时间只汇成为伟大的历史潮流！就此而言，21世纪人类最伟大画卷之一可能是13亿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场面！
别看目前的中国社会是被枯枝败叶掩盖着的一片腐败现象，但是春天的雷已经在远远的隐秘处殷殷作响，就有这么突然的一天，腐败的东西会在雷雨交加的境况中迅速消亡，而民主的春天会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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