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专门总结和检查关于广州起义的问题。这次会议没有对起义的情况作认真的了解与研究，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批评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并对起义领导人给予处分，叶挺受到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中共中央认为他这种惩罚主义的做法是不慎重的，要求广东省委重新作出结论。广东省委后来重新作出决议，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决定。
此时，共产党在香港的一些机关接连遭到破坏，国民党在香港加紧搜捕共产党人。因起义失败而撤退到香港的叶挺更是成为他们抓捕的重点对象。经组织同意，1928年初，叶挺离开香港，到马来西亚亲友处暂避风头。
1928年4、5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和关心他的一些同志的通知，要他到前苏联去休养治病，同时讨沦广州起义的问题。叶挺感到了新的希望，他便搭乘远洋轮船，取道日本转赴前苏联。
在莫斯科，叶挺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文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辩，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
对于这些木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的苦闷和彷徨，国内暂时是不能回去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还在通缉他这个“反叛要犯”。不要说是内地，即便是澳门、香港那些地方也无法安身，况且回到那里也无事可做。大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有志之士前往欧洲考察，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叶挺决定步他们的后尘。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他便独自离开莫斯科，离开党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
叶挺在海外期间，在生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德国军队当时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所以叶挺特别加以考察，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大显身手。叶挺在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仍自行研读德国军事方面的著作，并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的发展动向。他还主动和他认为有中共背景或与党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联络来往，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拒绝陈诚、陈济棠等拥蒋反共者“共事一的邀请。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并且积极参加活动。
“九一八”事变不久，叶挺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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